当时那个教育并不普及的社会，胸怀大志、学有专长的青年被三下子两下子选拔进中央政府的机会，大概不会完全不存在。
但是，人才选拔出来以后又能派上什么用场？武则天（陈子昂就是在她治下崭露头角的）大概首先是要这些人当政治打手，把自己的对手从官场上排挤出去。没想到陈子昂不知趣，拒绝跟武则天派去的亲信配合，所以才在仕途上遭遇挫折。
后来唐玄宗也曾喜欢过聪明过人的小孩，但一旦奸臣从中作梗（比如在李泌的案例上），也就把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撒手不管了。
最尴尬的案例，莫过于李白。等到他被推荐给中央决策层的时候，已经到了据说长安周围富得流油的时候。在很多人眼里，大国的崛起已经实现，没什么可操心的了。于是从皇帝、宰相到各级官员，整天都无所事事，沉醉在无休止的娱乐活动里边。这时候李白来了，又能有什么施展？朝廷根本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好派给他；他只好当一个跑龙套的宣传干事，自然也会感到命运很不公平：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裴回。
（古风）
这里的“裴回”就是徘徊。为什么过去能有“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而现在却时兴“珠玉买歌笑，糟糠养闲才”？
看起来，那时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一种现在罕见的天真烂漫。他们觉得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尊重人才（那时叫“养士”）的必要。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他们不明白，那些玩政治的人，早已消受不了他们的天真烂漫了。在一个没有压力、没有目标、几乎是为统治而统治的制度下，人才——尤其是爱提意见的那种——确实是一种昂贵的政治累赘。
不但人才没有用，连军备都没有用。没听说安史之乱中唐朝军队从武库里搬出的兵器都已生锈、腐蚀得不能再用吗？据说有的队伍只好提着木棍迎战叛军。所以，在求职的时候，那些认为自己有超常才干的青年，最好不要去为一家垄断企业工作——在那里，他们难免会被当作累赘。
黄金怎能取代制度？
唐人陈子昂写过很多怀念燕昭王的诗。作为四川人的他，在有机会游历燕赵大地的时候，正是事业急转直下的关口，内心想必充满苦涩。他有一篇作品是这样写的：
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
为什么眼前的景致也像他的心境一样荒芜？当年燕昭王治下的国家复兴大业为什么就连遗迹都荡然无存？不是说他花重金聘到乐毅等人以后，燕国在20多年里迅猛发展，国力膨胀到了它有史以来的顶点吗？
然而，就像燕国与齐国之间毫无结果的相互仇杀和相互消耗一样，燕昭王追求的目标充其量就是复仇；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不在筹划范围之内。他的人才策略，也只不过是服务于这个特定项目的；并未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即使他对乐毅大胆放权、用人不疑，也即使乐毅碰巧也是为人忠诚、办事精明；但据史籍记载，在燕国贵族内部，对这样的革新措施早就有所争议。等燕昭王一死，乐毅的军权很快就受到削弱，国家的战争计划也就随之瓦解了。
没错，正如元人迺闲所说，“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黄金台），用人不可惜财。然而单纯用钱买来的人才，却很难组成一个能干大事的团队。因为第一，无法判断受聘者到底是看重这份收入，还是热衷这份工作；第二，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来保证他们埋头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燕国一直痴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把戏，却始终没能玩出什么花样——乐毅伐齐，半途而废；荆轲刺秦，全盘落空。
在机制的层次上，出问题几乎在所难免。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院Jeffrey Pfeffer教授就曾指出，花钱买人才，会促使受聘用者越发追求短期效应，越发忽视团队建设（企业文化就更顾不上了），越发倚仗某些个人关系（如乐毅仅靠燕昭王一人的信任）来发挥作用。这样的人才策略让很多企业都吃过亏。
古代的燕国，大概能算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花钱买人的失败案例。
好员工都选择雇主
战国的文化人都是到处跑着去求职的。
一个叫李斯的，为了实现自己做粮仓里的老鼠的抱负（没人打，尽管吃），投奔了当时的超级大国秦国。他表面上为秦始皇干事，抄文件的字写得很漂亮，暗地里却把秦始皇创立的基业全毁坏——到头来也毁了他自己和他的儿子。
李斯的老师是荀子，当时的职务大概相当于齐国的社科院院长。老师对这个学生的选择不以为然：“秦国倒是一个强国，可惜一点也不文化。”
荀子还有一个学生叫张苍，虽然也在秦朝当过御史，但混了一阵就逃跑了。后来张苍参与了汉朝的创立和文化复兴，还当过汉朝的丞相。
以上三个人都有显赫的经历，显然也都热衷个人进取。但秦国只让李斯最为激动，让他感到是个可乘之机，因为李斯的道德最为低下。荀子不愿与秦国发生任何瓜葛，尽管他知道秦国的武力已无可匹敌。而张苍，从他在秦始皇统治下私藏《春秋左氏传》这件事来看，大概他很早就料到了秦朝不会长久，并暗中在为取而代之做准备了。
到了现代社会，人才比起战国末年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有一条规律不会改变——如果企业缺少一种面向未来的领导力，给它打工的员工（尤其是高级员工），也就不难预见公司在发展战略和未来的工作环境上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真心实意想到那里去求发展的人才并不会多。不论它的招聘预算有多么奢侈，第一流的人才还是不会愿意到那里去耽误功夫。
其实，即使众人熟知的燕昭王招士，结局也不算成功——最终他所信赖的乐毅，还是被他儿子所代表的燕国贵族挤对走了。难怪明人邱禾实要感叹：
昭王当日有高台，陛级原因郭隗开。
千载黄金留士价，多年骏骨不重来。
（黄金台）
这里的“士价”不是“市价”，指的是人才的价码。“骏骨”是人才的代称。诗人确信，别说没人再建黄金台了，即使建，有乐毅的教训，人才也未必再招得来。
而到了秋瑾的时代，社会精英向往变革已是心急如焚，缺少的，唯独是发动这场变革的领导力。所以她说，“贤才”哪里是靠花钱就能买得到：
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
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
（黄金台怀古）
经典兵法著作《黄石公三略》里讲：“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同样道理，“清白”、“节义”的人求职，也没理由不看招聘者自己修的是什么礼、行的是什么道。
可怜青年的可恨之处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杂感）——没有诗句比这两句更能概括中国旧文人惨状的了：既瞧不起别人，也找不出自己有什么大用。这是清朝青年黄景仁的自况。
此人少年时文采飞扬，但在科举上却一“试”无成，于是决定“北漂”。然而他在北京也就是放浪形骸，结果贫病交加，中年就死去了。跟李贺一样，只留下一堆的诗。
不过跟李贺不一样的是，这位个子瘦高、面色白净（“身长玉立”）、文也玲珑、情也潇洒的江南帅哥，早已没有了唐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的方向感。书生爱情失败，于是“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感旧），感伤至极。书生无所事事，于是“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无聊至极。书生生性自负，于是“忽然破涕还成笑，岂有生才似此休”，空傲至极。书生养不起家，于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其一），寒酸至极。书生沉醉将死，于是“绿酒无缘消块垒，青山何处葬文章”，潦倒至极。但最说明问题的，还是他在19岁时写的那首七律：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杂感）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是说黄景仁在现世功名和求佛或学道之间，终于舍弃了后者。但问题出在第二层意思上——虽选择了现世功名，但这位青年儒生却又陷入了没有手段去实现追求的困境。“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既有自嘲又有哀叹——自嘲，是暗示自己不屑于官场上的那些小把戏；而哀叹，则是伤心自己没有能力开创一个真正值得的大事业。当然，这不能怪他。原来“康乾盛世”之下的社会精神不过像一潭死水。纵然出了几个如同春鸟秋虫般生来就要“作声”的青年，却不知向谁挑战，也不知怎样竞争。
21世纪的中国已变得很不一样了，市场经济为青年进取提供着越来越大的自由。但在公司里偶然也会看到一两个小黄景仁的影子。他们虽然选择了工商生涯，却始终放不下架子、做不好细节，甚至连简单文书也做得不合规格，却总是在同事背后指指点点，说这人“农民”那人“俗气”云云。
读李贺诗的时候，人们钦佩他，因为他毕竟有志气。读黄景仁诗的时候，人们同情他，因为毕竟是时代剥夺了他的机会。但看看现在公司里个别自命清高的小文青，真像宋人晁说之讥讽的那样“既无武备擒戎虏，又乏文章骋国才”（因客谈湖中大珠作）。这样的人想让别人同情也难，因为他们是在拒绝机会。
最艰难的变革
世界上没有一场变革是以皆大欢喜告终的。列宁说“革命是群众的节日”，但意思并不是一旦革命成功就天天过节，万事无须操心。
所有万众狂欢式的场面都是一时现象，所有人间天堂的承诺更都是无法兑现的宣传。自由不等于快活，不等于摆脱烦恼，更不等于天上掉馅饼。正因此，彼得·德鲁克才说“不能把自由当作执照”。一场真正的变革，它的落脚点，必须是让人们，尤其是那些获得新的自由的人们，具有更大的自主行为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起更大的责任来。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短命政权，比如金陵六朝。它们的开创者并非全无本事，可刚建立了一点家业，就被后代在饕餮、沉醉中两下子就折腾光了。
后来，取代它们的唐朝，却流行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经过贞观之治和几代君主（包括武则天）的经营，这个时代的人更喜爱表现的，不是太平盛世中的炫耀和欢乐，而是对激昂的勇士精神的捍卫——有时明明知道去边疆要吃苦，但还是选择要去：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