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的弟子曾申收了个弟子叫吴起，曾申听说自己的弟子吴起的妈妈过世了。于是根据儒家的规矩叫吴起回家守孝三年，吴起不去，曾申大怒，不再认吴起这个弟子，吴起只好自学兵法。不巧齐国来攻打鲁国，鲁国没有人敢出战，吴起自荐，由于他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君臣都有疑虑，吴起回家便杀了妻子换来将军的职位。齐军被鲁军打败，吴起名声大涨。但因为鲁国君臣猜忌吴起（这样的人放在你身边你也会起鸡皮疙瘩），打完胜仗就地免职。吴起听说魏文侯招贤纳士，便去投奔，魏文侯不起鸡皮疙瘩拜吴起为将，命令他率军对付秦国，吴起打败秦军快速夺取了陕西东部的韩城、大荔、澄城、合阳、华县等五座城池，又治理夺来的地区，用法家理念治理，发展农业，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西戎盘踞的落后的河西带入文明世界．变成自我依托、独立抗秦的基地。吴起镇守河西二十年，大仗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还带兵协助乐羊子攻取中山国，击败西侵的齐国，吴起盛名远扬。在魏文侯、李悝、吴起等人的治理下，魏国成为战国首强，法家名声鹊起。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不喜欢吴起，吴起只好到楚国避难，吴起走后，秦军复来，魏国逐渐衰落，从政治上看，魏文侯时期取缔分封，建立郡县没有延续下去，武侯和他的儿子魏蕙王重新起用了士大夫家族，排挤改革的布衣，导致魏国人才流失，后来的商鞅、公孙衍、张仪、孙膑等人都是从魏国跑出去的。吴起到了楚国后，楚悼王任命他为令尹（宰相）。吴起把魏国的改革经验拿到了楚国，吴起说：“大家族的封地．世袭传到第三代，就必须收回，归国家中央所有。要把封邑变成楚王直接控制的县，接受楚王委派的职业化官员去管理。”同时，吴起还撤掉了大批贵族世袭官员，并把士大夫家族迁到湖南等边远地区去开荒。楚国强盛起来，楚军北上攻魏，魏军大败。可好景不长，吴起出任令尹的第六年，楚悼王死了，士大夫家族派人杀了吴起，夺回了自己的封地。楚国的变法失败了。
商鞅原名公孙鞅，卫国人，他跑到当时战国首强魏国求职，到魏相国公孙痤家里当了一个家臣，对李悝的变法很有兴趣，自学成材。听说秦王招聘贤人作官，就到了秦国求职。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非王族最高长官），推行法家加强君权的思想，剥夺士大夫家族的特权，改为郡县制，同时推行法家的制度。秦孝公很年轻，在位时间很长，为商鞅的变法提供了客观上的保障。商鞅的变法涉及面很广，政治、经济、法律、军队、工匠都在变法之列，而且非常细致，这里只能举例子说一下：
农业开垦荒地：
不准官吏留下当天的政务，那么就是邪恶的官吏也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了。而群臣百官的公务不互相拖拉，那么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邪恶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损害而又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根据粮食产量来征收土地税．那么君主的地税制度就能统一，而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君主的地税制度统一．就有了信用，有了信用，那么臣下就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的负担公平，就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意改行。君主有了信用而官吏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而不轻易地去改变它，那么民众就不会认为君主不对，而心中也不会怨恨官吏。民众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怨恨官吏，那么壮年人就会积极务农而不再改行。壮年人积极务农而不改行，那么年轻人就合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年轻人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势力而给人封爵位、授官职，那么民众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民众不看重学问，就会愚昧无知，愚昧无知，就不会和外国交往；民众不和外国交往，那么国家就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务农而不偷懒。国家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努力务农而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达官贵族的俸禄高而收税多，吃闲饭的人口众多，这是败坏农业的事。所以要按照他们吃闲饭的人口酌数目来征收赋税，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达官贵族就不会多收食客，因而那些邪恶不正、整日游荡、到处游说、好吃懒做的人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这些人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就必然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使商人不得卖粮，使农民不得买粮。农民不得买粮，那么懒情的农民就会勤奋耕作。商人不得卖粮，那么在丰收年景就不能靠卖粮而更加享乐，在荒年也没有厚利可得。没有厚利可得，那么商人就害怕了，商人害伯经商，就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商人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靡靡之音、奇装异服不准流行到各县去，那么农民出外劳动时就看不到奇装异服，在家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在家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那么精神就不会涣散，出外劳动时看不到奇装异服，那么心意必然会专一。农民心意专一而精神不换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雇取佣工，那么大夫家长就不能建造修缮房屋，他们溺爱的子女就不能不劳动而光吃闲饭，懒汉也不能再偷懒，而佣工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混饭吃，这样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大夫家长不建造修绪房屋，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大夫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愉撤i那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农业生产不受到妨害，农民更加努力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8226；
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对酒、肉的税收，使税额是它成本的十倍，这样的话。那么卖酒，肉的商人会减少，农民就不可能再嗜酒畅饮。大臣也就不能再荒废政事而大吃大喝，商人减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嗜酒畅饮，那么从事农业生产也就不会懈怠。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务就不会积压，国君不会有错误措施．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放松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
加重刑罚．并使联保组织中的人连同罪人一起受到惩处，那么心胸狭隘、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再斗殴打架．凶暴蛮横、强悍刚烈的人就不敢再争吵辩嘴，懈怠倔俏的人就不敢再游手好闲，挥霍钱财的人就不会出现，用花言巧语来阿谀奉承而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要花招了。这五种人不存在于国内，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
使民众不得擅自搬迁，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民众愚昧无知而安土置迁，那么思惑农民的人就无法施展其伎俩而没有什么地方再能混饭吃，那就必定全去务农。愚昧无知、见异思迁的人都能一心一意地务农，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而愚昧无知，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制订颁布有关嫡长子以外的贵族子弟负担谣役的法令，按照辈份让他们服役．并且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称量粮食的官吏那里取得口粮，但取得口粮时必须合乎一定的标准。由于不可能逃避徭役，而大官还不一定能当得上，所以这些贵族子弟就不可能周游四方去侍奉豪门权贵，那么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命令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子女；又命令其中的商人，让他们每人都给自己所在的部队供应好兵器，使他们时刻注意军队的战斗动员情况，又使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私下运输粮食的人。这样的话，那么私通的谋划就无法搞到隐藏的场所，偷运粮食的人就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就不会到军队内部的集市上去活动。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售，输送军粮的人一律出公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到军队内部的市场上去活动，那么农民就不会到处游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破费。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
各县的政治措施必须一个样子，那么调职升迁的官吏就不能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就不敢改变国家所统一的制度，由于犯了错误而被罢免的官吏也就不能隐瞒他的错误行为。官吏的错误行为不能隐瞒，那么当官的就没有邪恶的人了。升迁的官吏不能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不敢改变制度，那么从属官员就可以减少而农民就不会有过重的负担。官吏没有邪恶的行为，那么农民就不会四出奔走逃避他们，农民不四出奔专，那么农业就不会遭到破坏。从属官员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没有过重的负担，那么务农的时间就多了。务农的时间多了，征收的赋税不多，农业不遇到破坏，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愿意经商，商人就会有怀疑松劲的思想。农民不愿意军商，商人顾虑重重而做得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按照商人家中的人数来向商人摊派徭役．使他们家中劈柴的、赶车的、服役的、当撞仆的种种家丁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并按照名册应役，那么农民就安闲，而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那么良田就不会荒芜；商人劳苦，那么那些往来赠送的礼物，就不会运到各县，这样的话，那么农民就不会挨饿，办事也不会再搞什么送礼之类的礼仪客套。农民不忍饥挨饿，办事又不搞什么礼仪客套，那么他们
对于公家的工作就一定会积极从事，而私人的事情也不会荒废．这样，农业方面的事情就一定能优先搞好。农业方面的事情一定能优先搞好，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这些仅是商君书上关于加强开荒的记载。其他的东西更多了，不能一一表述。法家的规定细致到指导农民如何种地，用什么样的工具，怎么用，违反规定有什么惩罚。但大体上主要是重农抑商，轻刑重判，控制人口流动，抑制各种文化艺术，打击其他学派，均贫富，控制各种言论，强化税收使人民只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使国家富裕而发动战争，商鞅认为国家富裕而不从事战争，那么苟且偷安的风气会流行，就会产生享乐和*，国家就会衰弱。商鞅给军队定的法律是：士兵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并带回首级的，赏赐爵位一级，想当官的为五十石（粮食供应，吃皇粮）之官，杀两个敌人，赏赐爵位二级，想当官的为一百石之官。处罚：五个战士一组为伍，一个逃跑，其他四人要受到处罚。百人的将官，五人的屯长，没有在战斗中得到敌人的头就要被砍头处死。战士违命，则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还规定：如果战士在战场上战死，所得到的爵位和待遇由儿子继承。所以战场上秦兵不畏死，还经常发生为了争夺敌人头颅械斗。对将领也有规定：大将的军队如果能在战斗中获取八千敌人的首级才能算达标，否则降级处理。
在商鞅的治理下，秦国国富（民不富）兵强，每一个人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