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希望你相信伯特兰的这句话是借用我的，但这听起来很牵强，他是在 60年前写下这句话的。今天再读拉塞尔的散文会让人眼界大开，因为它对当今时代仍很有启示。虽然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趣的是，
把我的鼻子放在旋转磨石上 25年，我得到
。。是一个。。。鼻子
很少会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每天只工作 4个小时或者休
一整年的长假，用来完全的放松和休息。自相矛盾的是，更多的人在艰难时刻会比在顺利时期更好地发现自我，因为大量的有大把时间的失业者做的那些与上班时间不同的事我得到这样的结论。
诗人 W？H？奥丁曾经说过：“为了让人们在工作中感觉到愉快，有三件事是必需的：这份工作必须适合他们；这份工作要是适量的，不能太多；要有成就感。”在奥丁所说的三要素中的第二点是如今的大多数人所忽视和违背的。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把太多时间放在工作中而不是私人生活中。
一想到安身立命和美好生活，大多数人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努力工作。这些人都错了。其实最重要的事是要思考怎样才能不工作。工作狂的生活方式是很难被放弃的，因为他们会带来一种错误的自我满足感，而且工作伦理道德会告诉我们很多工作的美德而忽略那些工作的危害。
工作道德能让这个社会发狂
你能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吗？假如每个人都奉行工作至上的原则。工作道德凌驾一切之上，尽管工人们仅有 7天的年假，他们依然拒绝休息，而心甘情愿待在工厂和车间里。
那这个社会一定是疯了。经理也像其他人一样坚持每周工作 6天。虽然他们年假有 20天，但他们并不比工厂的工人多休息片刻。
工作的道德就是奴隶的道德
休假时，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放松，相反，他们就像机器一样地工作，
忙忙碌碌。为了得到更多的休息，他们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他们被工作道德洗脑太深，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是休闲。整个社会的健康开始令人担忧。政府最终决定来教国民如何休闲。
想像一下，假如加拿大人力资源部或美国劳工部提倡要有更
多的休闲时间，这在任一国家都会受到严厉的批判。然而上述情
况却真实地发生在日本。
日本政府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计划通过增加休闲时
只是看别人工作就让我感到很累了。谢谢你们俩比日本人工作更努力，我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得不早点回家睡个下午觉。
间来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经过日本劳工部的决定，政府发出公报要提高工人的休闲时间。有这样一张海报写道：“让我们成为一周工作 5天的社会。”政府部门还出版了一本手册：《尽你的努力：工薪阶层休闲指南》
（Try Your Best： Salary…man’s Guide to Relaxation），为工人如何休闲提供了主意。
令人感叹的是，这一时期，日本进入为期 10年的经济下滑中，这就将对休闲的追求降低到了最低的政府日程表上限度。如今，工作道德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强，尤其是对 40岁以上的人来说。日本人的工作道德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被认为是一种病：过劳死（KAROSHI）是形容因为过度工作而猝死的日语名词。有报道表明，大约超过 10％的意外死亡是因为过劳死。
在本书早前的版本中，我曾经说过，无论是在日本、美国还是加拿大，那些过劳死的人无法怪罪任何人，只能怪他们自己。人生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可以做，他们却只是疯狂地工作，这样的人难以激起我的同情。我不知道日本对这种疾病为什么要再创造一个单词，他们之前已经可以用 hara…kiri这个词很好地形容了。
显然， hara…kiri这个词还不足够好。截止到 20世纪 90年代末，努力工作的日本人已经创造了一个新词叫 karojisatsu来形容那些因为过度工作而自杀的人。一个与工作原因意外死亡案件有关的律师指出，因为经济下滑，这种类型的自杀每年估计会膨胀 1000人次以上。这些受害者（不管是商人还是工厂工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每天要工作 10～ 12小时，并且超出自然的可以整月不休息。他们也不会因此责怪他们的公司，相反会留下遗书向公司抱歉说自己没能做得更好。“我再也没有勇气生活下去了，”一位 46岁的因为窒息性的加班和缺少睡眠而自杀的日本人这样写道，“我感到非常抱歉”，他又这样补充道。
1997年，日本法庭第一次声明支持早前的决议，保护受雇者利益避免过劳死。在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供职的 24岁青年铃木欧西玛成为第一位被判决自杀与过度工作有关的人。铃木每天只能睡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并且连续 17个月没有休息日。他的雇主电通公司辩称铃木的自杀是他的个人问题，但是东京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个辩词并且判决电通公司赔偿铃木的家庭 120万美元。
不幸的是，自从日本政府决心推进增加休闲日计划后，工作道德和强制性并没有因此减弱。 2002年日本官方失业率达到 5％，这个数目没有美国大，但是在日本已经是增长过度了。失去工作的耻辱会让他们想要寻死。 2002年自杀率达到新高，有将近 3万人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因为失业问题，在日本前所未有的无家可归者也成了问题。日耀山下，38岁，2002年因为失业成为东京流浪者。然而在他的困境中也有光明的一面。山下说“过往行人都不拿好脸色看我们”，但他也表示失业和无家可归让他不再因为不能适应东京的世俗规则而感到恐惧，
“在日本，总有这样那样的教条，但现在，我可以做我自己了。 ”
在一个被工作压迫的社会里，失业者要承担特殊的侮辱，如此说来，《你能不能不工作》在 1995年首次在日本出版时卖得不好就不足为怪了。作为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东京讲谈社，当时曾告诉我对这本书寄予厚望。
让人惊讶的是，因为卖得不好，东京讲谈社不再出版这本书以后，另外一家日本出版商购买了版权于 2004年出版了新版。我希望新版书能有更多的读者，并且能帮助他们远离过劳死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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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想要追逐疯狂的国家
近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释放视作一种不可思议的好事。然而随着全球化经济进入中国，很多人要很努力地工作，这样才能赚到钱和提高购买力，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这些都会像强力毒品那样让人上瘾，并且会导致很多生理上、心理上的疾病。
为了追求快乐，许多中国人被迫去找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让他们的孩子上名校，购买各式喜欢的小东西，住在最好的独立公寓中。企业管理人员要长时间地工作，完全没有假期，不停地为了职业晋升和提薪而竞争。讽刺的是，中国那些成功人士是最没有安全感并且最没有时间休息的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肖泽萍 2003年在《环球邮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们一直工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他们觉得太累了以至于失去了对生命的全部兴趣。他们很富有，却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在上海，在评判是否成功时，每个人都只关心他们的工作和薪水。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他会非常不好意思，因为那意味着他不优秀。”
许多中国人都会因为不断增加的工厂失业率和企业的资本撤
资而压力巨大。“人们要不停地换工作，生活节奏变得特别快，他们几乎没有休闲时光，”肖大夫这样说到，“过去每个周末都会十来个人聚在一起聊天。如今即使见家族亲人，每年也只有两三次机会。 ”
工作的压力和焦虑感让这些富有的中国人长期失眠，即便他们过着其他的中国人以为的“中国梦”似的生活。这些资本所带来的压力前所未有地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酗酒者和吸毒者的数量猛增。这也是第一次中国人经历着赌博、网瘾，或者厌食症这些怪癖。
来自德国的精神病学家马嘉丽（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她协助建立了中国首个精神病治疗系统）指出：“中国再也不是一个放松型社会，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金钱变得很重要，人们不得不为好的学校和身体治疗付费，也不得不承担高强度的工作。 ”
048的确，中国大陆似乎已经成功地追上了日本那种高强度工作伦理的疯狂，并且那种工作伦理下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显现出来。这种工作上夭折和无力感的主要后果是精神紊乱以及自杀。有研究表明超过六千万的中国人患有精神紊乱症，大概每年有二百万人试图自杀。
有趣的是，最近有报纸文章指出，每天所要面对的压力就是自我帮助式图书能够畅销的原因。事实上，2003年《你能不能不工作》的版权就卖给了北京的出版商，当然只有时间能够证明我的哲学是不是能够被接受。
想要在北美很成功是会失败的
有两个东西比支付 3块钱的账单还荒唐：第一个是塞满大象的树；第二个就是一个成功的雅皮士。在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早期，雅皮士带着他们勉强的微笑和虚伪的快乐，一年过着 365天的万圣节。
雅皮士疯狂地使他们的工作道德成为流行趋势。人们总以为
努力工作就能获得难以置信的成功和美好的生活。作一个雅皮士
就意味着了解自己拥有的东西比认识自己更来得简单、清楚。雅皮士居住的世界，尽管仍然是其他人所渴望的，但并不像人们所吹捧的哈罗德，自从我们在我曾经是一个成功的雅
那样美好。由于雅皮士对金钱的不健康心态和沉迷于过度工作的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患上了高血压、溃疡、心脏病、酗酒和药物依赖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雅皮士—有些人只是为了跟上最新的潮流—都去看特定的治疗专家。律师、医生等都有专门的治疗专家，甚至雅皮士也有他们自己的医生。
说到休闲时间，北美的雅皮士并不比日本多。尽管他们有丰厚的收入，但雅皮士发现休闲时间比任何东西都难买。根据哈里斯调查 ①，自从 1937年以来，美国人均休闲时间缩短了 37％。由于雅皮士工作时间长，他们休闲时间的下降幅度比平均水平更大。对于城市里这些年轻的工作者来说，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如此紧迫，即使有休闲时间，也得根据时间表来安排。
许多雅皮士的孩子都错过了他们的童年，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过于忙着追求金钱、物质以及名誉。有的雅皮士还得提前安排
① 美国最大网上互动调查机构所推出的权威调查。——编者注
每周同孩子们见面的时间。还有的雅皮士从小就训练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像自己一样“成功”。孩子们的时间表中排满了活动，以至于他们从没学到什么是放松和“无所事事”。
考虑到这些复杂因素，选择雅皮士的生活方式和仍然不惜任何代价设法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一定是不能理性而明智地思考问题的人。虽然他们自夸工作是多么努力，但他们似乎并没有那么多可以用来过度工作的脑细胞。帕梅拉 ？思尼斯是一位在多伦多工作的工业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