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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别的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没有“文革”，我的人生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如果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我下乡的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知青下乡的时间都很短，下乡时间长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在兵团，在由知青组成的小社会里面生活，并不是真正地和农民在一起。一般来说，插队的时间都很短，在兵团里的知青号称是农业工人，算是就业的，八小时工作制，也比较有保障，让我们那些插队的知青很羡慕。但是到了后来真正吃亏的却是那部分人，因为算是已经就业了的，所以招工招干的机会很少，一待就是九年十年。像我这样在农村一下子就待了九年的插队知青也很少。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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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也是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弄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在走之前，我已经是插队的那个地方知青积代会的代表，因为被招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去参加。我回到县城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开积代会，知青们听说了这个消息，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不过我也觉得很气愤，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我在农村期间，应该说表现一直不错，那个时候很多表现不错的人成了积极分子，后来那些积极分子虽然也一直在农村，但是他们在农村的身份已经变得比较特殊，成了所谓的“知青官”。我虽然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一直被认为没有什么政治发展前途，既不喜欢领导别人，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组织能力。所以一直在生产队里，基本什么官也没有当过。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我还曾经安装过我们那里第一座小水电。当时的情况是，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也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当时的演唱材料。当时中国的文艺现在看起来很滑稽，主要是演给上面的人看，各级文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在调演中被领导赏识，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有专业创作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有留下，指标总是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关系。在那段时间里，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因为怀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搞得都很认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一些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只有在农民谈什么歌颂共产党的，我们才有一些共鸣，但是这种东西只是在报纸上有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真正的张家长李家短他们也不会对我们讲，就是跟我们讲，我们也是兴味索然，我们当时感兴趣的都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这样的集体事物。 。 想看书来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3）
我插队所在的那个县城很小，只有两千多人。所以机构也比较简单，文化馆、文工团、文化局、图书馆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人。图书馆也就是文化局的人管着，“文革”期间所有的书都是不开放的，也没有人来借书，所以也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只要你认识里面的人就可以跑进去乱翻。我当时整天都到图书馆去翻书，其中包括可以公开借的书以及不能公开借的所谓“灰皮书”。但是最后我并没有能在文化馆留下来，还是回到了农村。
我在农村的最后几年，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虽然我一直没有成为很大的标兵，最多只是县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做积极分子的资格是最老的。其他的积极分子很快都招工走了，去做公社书记，脱离了知青的身份。到了后期，早期树的标兵都走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在农村坚持最久的人。那时候，我所在的县、所在的自治区也开始在县里搞点，做宣传的时候，总是拿我做例子。当时的自治区执行办主任，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不是那种为了政治目的拿人作牺牲的人，私下里他总是对我说：“你这样的身体并不适合在农村，你应该找个工作，我们也会跟县里打招呼的。”果然他就跟县知青办打了招呼，县知青办还把我借调过去了三两个月，以农代干。不过后来大概县里有人看中了这个指标，我的事情也没有弄成。要是当时弄成的话，我也许就是县里的一个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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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被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虽然在县里是第一名，但是跟其他地区的考生比起来还有一些差距。另外我体检的劣势也非常明显。1977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时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而是还有点像“文革”中的政审标准，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就是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邓小平决心扭转这个局面，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要求进行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们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有一个特点，就是学校都不是太好。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我就没有去。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那时我已经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当时文化局又把我调了回去，或许是当年没有把我留成，文化局对我怀有一份内疚，毕竟，我也给他们作出了贡献。我觉得要全力以赴地准备考研究生，就跟文化局的人把实际情况说了，我没有拒绝他们，但是希望假如我考不上能再到文化局去，他们也同意了。
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不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就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在这之前，我跟赵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不是赵先生那么坚持，也许我就不会被录取。当时考研究生需要复试，从广西到兰州，要一笔路费，县教育局补助了我一笔钱，让我能够跑到兰州复试。也是因为赵先生特别热情，我到了学校之后一度变得很被动。赵先生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讲我考研究生的事情，我一进校门知名度就很高了，被认为是赵先生发现的一个人才。这让我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要是不努力就很对不起赵先生。 txt小说上传分享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4）
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稀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我读研究生那几年，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到处跑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我没有见到他。我把导师的信给了馆里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给我办了他们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