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人家看了说这小说写得好，马上就要找她到《新报》工作。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要到《新报》工作了。”我说：“《新报》不是一张高级的报纸，你到那里去没有什么前途。”她说：“那我到哪里工作好？”我说：“《明报》。”
我就给金庸写了一封信：“舍妹亦舒，颇有志于新闻事业，已谋就《新报》职位。夫《新报》者，垃圾报也，不如贵报高尚。”亦舒拿着我的信去找金庸，金庸一看亦舒，一个讲话不知轻重的十六七岁小女孩，觉得很好玩。他们谈完了之后，亦舒问金庸：“《明报》有冷气吗？”金庸反问她：“《新报》有吗？”
就这样，亦舒开始在《明报》一边做记者，一边开始写小说，后来又去英国读书。亦舒刚出道的时候，人家说起她来，都说是倪匡的妹妹，她很恼火，跟我说：“什么时候人家说起你来，说是亦舒的哥哥就好了！”我赶紧哄她：“一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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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倪震，我就更不熟悉了。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对小孩子没有什么关注。我相信顺其自然，他中学就到外国去念书，回来之后就忙得要死，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他介绍我玩电脑上网，电脑没有毛病的时候，我都很少找他。我们的关系完全像朋友一样。
我们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我做什么事情不计后果，他做事情很认真。在美国的时候，他给我写信，说我的书封面设计得不好，我自己怎么不在乎。后来说得我不耐烦了，回复他：“在我看来，你的文章写得一点风格都没有，就算有封面，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看。”他很委屈：“所有作家都是这样（认真）的，只有你出书，封面那么差你都不管。”我就不管，人家看你的书是看内容，内容不好，封面再好有什么用？社会有分工，人各有才能，出版社有出版社的才能，写作有写作的才能。他做出版，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要是跟我处久了你就会明白，我这个人只会写作，其他的一点本领也没有。倪震大概写作不行，只好做出版人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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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金庸第一次去北京见邓小平，叫我陪他一起去。我说：“他们不会批准的。”金庸不信：“他们要我去就得要你去。”果然，新华社和金庸讲：“我们不欢迎倪先生。”金庸：“倪先生你们不欢迎，我也不去了。”但他们又想要金庸去，结果过了两天，金庸兴冲冲地来告诉我：“他们答应让你去了。”
“好啊，那真不容易。”
“不过他们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倪先生去见首长的时候，我们要搜身。”
金庸当时很兴奋，他以为我会接受这个条件。
“你怎么这么笨，人家就是不欢迎我去嘛。”。
有很多出名的大人物，也说要帮我办回乡证。黄永玉就拍着胸口跟我说：“我北京有个地方，你看了一定会喜欢，包吃包住，愿意住多久住多久。”我说：“知道，万荷山庄嘛，我当然喜欢。”不过这也是朋友之间的说笑。
我收集贝壳是从香港开始的，我对于同一类下有很多种类的东西有很大的兴趣。我收集过邮票、贝壳、蝴蝶标本，甚至还收集各种鱼类。这些东西当中，我对两类东西的研究最专业，一类是海洋软体动物贝壳分类，还有就是中国早期邮票。收集邮票要花很多钱，否则的话收集不到。不过我已经好久不收集了，以前收集的那些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刻章也好久不刻了，手的力道不够。我刻章是无师自通，想到哪里就刻到哪里。我现在用的图章是蔡澜刻的，一个是余有四好：“酒色财气”，我看了，说：“现在都没有了，我看不如改为四大皆空好了。”结果他就刻了一个，上面没有一个字，只有四个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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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大男子主义，觉得女人就应该听话，结果我老婆强悍得要命。年轻的时候我在风流韵事方面很出名。不过我这个人性子急，懒得去追女人，嫖妓行为多一些，不算是谈恋爱。我以为女人作为妻子，丈夫嫖妓有什么关系，但是女人也会生气，真奇怪。我和太太曾经为这些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我移民到美国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一段时间，我们非常不愉快，我跟她说：“我知道大概是因为我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她说：“是啊。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穷得要死，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多愉快！”我说：“你要两个人生活的话那太容易了，我们移民到美国去，到那里没有人认识你，谁来理你？”她说：“你肯去吗？”我说：“那有什么不可以？”
于是，我们就移民去了美国。对外宣称是为了躲避酒气，其实我哪里怕什么酒气！
到了美国，我种花养鱼，自得其乐，十四年没有回过一次香港。黄霑知道我去美国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真是好笑，倪匡到了美国，不知道有多自在，倒是倪太，闷得要死。”我太太在这十四年里，回香港不下四五十次。
我回到香港其实也是为了她，可是她不肯承认。在我七十岁之后，她突然打定了主意，不肯一个人回香港来了，她说我不能一个人在美国生活，要陪着我。女人一有主意，随便你怎么说都改不过来。结果她十个月没有回来，闷得整个人像脱相了一样。我说：“你一个人回去好了。”但是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美国。我没有办法：“你一个人不肯回去，我陪你回去好了。”她问我：“你肯回去？”
“那有什么不肯？我当然可以回去。”
就这样，我们在2005年又回到了香港 。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一个老头子回来，已经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没想到一出机场就让记者包围了，闪光灯乱闪。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条都是：七十岁倪匡回来了！标题处理得那么大。
回来之后，有些记者一直跟着我，我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我问他们：“是不是你们一定要跟？”他们以为我要骂他们：“对不起，匡叔，我们也是有任务的。”我说：“太好了，你们谁的车子漂亮，我坐你们的车子。”我从来不怕记者拍照，我不明白电影界的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怕被记者拍照，要是怕拍照的话，怎么会躲不开嘛。
他们不但跟我，还跟我太太，但是他们不敢问我太太，觉得我随和，就都来问我。比如说看到我太太去药房，就跑来问我：“你太太去药房啦？”我说：“是啊。”
“去买什么？”
“避孕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越躲躲闪闪，他们才越会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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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美国回来两年多了，不断有人请吃饭。朋友对我真是好得不得了，每个月三十天，至少有二十天是赴约和新老朋友吃饭。昨天我就跑了三场。前几天有个大老板要请我吃饭，结果只能排到中午，他见到我：“知道请你吃饭难，没想到这么难，排到中午，我下午还要开会，中午还得陪你吃饭。”我说：“你不要陪好了嘛，我自己来吃。”
朋友们不知道我现在没有了酒量，每次吃饭还都是准备上好的白兰地。其实我现在都喝不了多少的。有一个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叫我一起吃一次饭，第一次，他拿出一瓶酒，我一看就说：“唉呀，这个酒你不要开了！”他说：“为什么？酒不好？”我说不是，这个酒很难买到。他听了，才很放心地把酒打开：“我有一箱，十二瓶呢，再说我认识很多酒商，一定买得到。”
第二次他又带了一瓶，结果不到半年，一箱酒喝完了。后来他又请我吃饭，又拿了一瓶出来，我说：“不是已经喝完了吗？”他说：“我找朋友啊，朋友送了一箱给我。”我说：“我知道这酒要是拿到酒店去卖，大概可以卖到两万到三万一瓶。”他大吃一惊：“你真厉害，我是两万八一瓶买来的。”因为他第一次请我吃饭就喝这种酒，之后觉得把酒的质量降下来不好意思，我打趣：“以后吃饭不要带酒，兑现好了，直接给我酒钱。”
蔡澜：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1）
蔡澜
蔡澜，祖籍广东潮州，新加坡出生，留学日本，移居香港。蔡澜多才多艺，曾任电影制片人，监制过一系列成龙电影；作为作家出版过上百种著作；主持多个饮食节目，是香港著名美食家。蔡澜交游甚广，被喻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口述：蔡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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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历就像是我父亲经历的翻版，确实是这样。我父亲也是一个作家，同时还是书法家，并且还是电影工作者。（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早年从潮州潮安县照门蔡村移居至南洋，是一位诗人，后来在邵氏片场的一个分行做干事。）
说起来，我当然是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我和他关系一直很亲密，我在外国念书的时候，我们一直通信不断，后来我在香港，他在新加坡，联系也从来没有断过。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常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我们兄弟几个自己选，看看我们喜欢哪一类的，以后他就专门给我们哪一类的。姐姐喜欢教育类的，哥哥喜欢做生意的书，而我则喜欢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这些阅读对于我日后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4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南洋商报》，结果报纸给发表了，当然很兴奋，但后来这种感觉也就消失了，那篇文章好像是一篇影评。大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我那么小的年纪，怎么就想到去投稿？但是这对我来说，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看了那么多的书，看到别人能够写，就觉得我也能写。看了电影和别人写的影评，我和他们的感受不一样，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而已。
2
1957年，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就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
这样的经历让别人看起来也比较奇特，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很自然：父亲就在邵氏公司任职，我可以说是邵逸夫先生看着长大的。我去日本读书的时候，他说：“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我想大概是他觉得我可以的。
小时候，邵逸夫先生就很喜欢我，我小时候留了胡子，他看了就跟我开玩笑：“我都没有留胡子，你小小年纪，留什么胡子。”小时候我和邵先生见面倒是不少，像父亲的生日，或者是我去父亲公司那里玩，都会见到他。不过那时候我和邵先生的关系，也说不上是“忘年交”，一定要说一种关系，也只能说我是邵先生雇员的儿子。那时候我也没有跟他做事情，只是觉得他很随和。
后来跟他做事情，才发现他很严格，做什么都要求我们做到最好。他每年都会来日本召开公司的集会，这时候我跟邵先生的接触才多了起来。邵先生喜欢到日本吃东西，他觉得东京是一个最好的休闲四五天的场所，那时候让我奇怪的是：他每次到了日本，不单吃日本菜，还去吃中国菜。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