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至此，我想起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那是闻名全国的繁峙砂河“六二六”事件。事件发生后，繁峙县委主要负责人，整天在北京、太原之间往返，试图寻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理办法。在他们携带的礼品之中，几乎都是宫林春他老人家的工笔画。事后有人戏言：繁峙六二六，苦了全县人，乐了宫林春。其画因此身价倍增，前来“索”画之人，纷沓而至。
回想起我与宫局长之友情，我以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由当初的工作关系，进而发展成“不见面心相通”的知已，我以为除过共同的爱好与志趣，还有叙述一件事情的必要。
那是他老人家在代县担任公安局局长期间的事情。因为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宫局长在家休养。我闻迅后，于当天中午赶到他家，与之把酒问情，共话金石，共赏奇文，以解其烦……
后来，宫局长次子在忻州实习期间，他又托我照看。
如今，他老人家担任五台县公安局政委一职，身负重担的同时，仍然念念不忘笔墨之事……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的同时，真想再来一个“把酒问情”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一天
我的一天
早在高中时期，曾为前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我的一天》佩服的五体投地：一为其精神；二为其文采。五体投地之余，也试着写过一篇。如今看来，那是不能称之为文章的，而是一本“流水账”而已。即使是我的“这一天”；也实在脱离不了“记账”的嫌疑。
二十六年前的那“一天”，我风华正茂又富于理想，之后有无数个“一天”堆集其上、覆盖其上，现在已不知那“一天”为何月何日了。二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实在是有风无华有枝无叶有理无想。面对拥挤且无善意的社会，看着茶馆酒店宾朋满座，我想不出品茶之人何以知味停车？我更不知道喝酒之人何以闻香下马醉而忘返？是为其空虚寻求大脑刺激？还是为麻醉神经来解脱烦恼？我乃村野之人，自然品不出茶花香还是茶桌旁边的“秀色”香。古人有秀色可餐之说法，我却不知“可餐”与“饮茶”之间有无内在联系？对我来讲，所谓喝酒，一是喝朋友之情义，二是醉酒后好入睡成眠。
消除无聊之方法，不外乎在家看书。偶尔将一些想法写在纸上，称之为小说，或诗歌，或随笔，或笔记，或者什么也不是，只是随意编排一些文字，表现表现我那真实而丑陋的思想。除此之外，就是给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内人还给我一些温和的脸色。我知道温和背面，似乎还写着这么二个字：不满。其实真正不满的应该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就有对家庭负责、对父母妻儿负责的义务，否则也不会“子随父姓、父随祖姓”。
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这天在我人生长河中极其普通。天气晴朗，那是因为秋高气爽的原因。无风也无雨，则是北方秋季里最常见的气候。
早晨六点醒来，仍不想起床。然后躺在床上计划今天所办之事，这样想着，已听见内人与五美起床后的声音了。五美乃叫我姨夫的外甥闺女，其实她的名字叫杨午丽，我给她起名为张五美，是有一定理由的。人长得美，因此名字里面有个美字，五取午之同音，与原名有本质的联系，又取新凤霞在电影《花为媒》中扮演的张五可之义。随我姓，是我喜欢她，甚至有认她做我女儿这个幻想。五美今年二十五岁，先在长治读医学护理中专，后在太原读医学专科，现在已经毕业，在忻州市心脑血管医院工作。
我听见她俩起床了，我再这么躺着已不可能。然后起床。然后洗漱。“今天我想去省作协，请几位老师看看我的小说。”我对内人这样说。她说你看着办吧！
然后准备去太原的东西——一个优盘：里面有我去年写的爱情小说《我温柔我漂亮》，还有没写完的这本书。内人给我三百五十元，用作路费及食宿。
我说，今天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你不要等我。这二句话，是我每次外出时对内人所说的习惯用语。
随后，内人去太平洋保险公司开晨会，顺便带上“老鼠”上学。随“老鼠”一块上学的还有内弟的儿子：文贵。五美也去她单位上班。我来到厨房，见内人给我冲了一碗鸡蛋汤。这是我的早餐，也同以前。
这时是早晨七点三十分。
河边开往太原七一九三次列车，到忻州站的时间是八点十分，我想还来得及。然后我快步往车站跑去。清晨大街上人来车往，我穿了一件半袖休闲衣，感觉到还有些冷。来到车站，已是七点四十五分，售票厅已经排起了长队，我掏出记者证来，很快拿到了车票。
之后登车。之后近二个小时的行程，在极其规律的音乐声中消失。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同族叔父张斌林打来的。他老人家问我在哪？我说在火车上。他又问我多会儿回来？我说可能今天也可能明天。之后挂断。
斌林叔叔给我打电话是有原因的。几天前，忻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招聘三十名协勤民警：斌林叔叔二儿子张鑫凭真才实学名列前茅：笔试面试均排名第一。这么好的事情，斌林叔叔自然高兴万分。想起自己上学那会儿，不是斌林叔叔全身心的支持帮助，我哪有今天？
我这样想着，列车已到终点站——太原南站。这时已是上午十点钟了。
之后来到南华门东四条——山西省作家协会。一上楼，正好碰见《山西文学》杂志社副总编鲁顺民先生，他老人家是河曲县人，年龄比我小几岁，成就却在我头顶上，风度翩翩，文采飞扬。我加入省作协那年，在《山西文学》杂志社见过他，那时他担任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想不到这几年，他已晋升为副总编了，可见千里马在任何时候，总会腾空而起，一鸣惊人的。
文人见面，与其它人没有什么两样：握手。寒暄。请坐。递烟。倒茶。之后问我有何事？我说去年冬天写了一篇小说。他说有多长？我说六七万字左右。他说咱这刊物不宜发这么长的小说，我给你引见一下《黄河》杂志主编张发老师，让他看看。
我只有感谢。
我俩正要上楼，突然碰见山西文学院院长张锐锋老师。他老人家是原平市人，前几年与建宏老弟见过他老人家，还与他老人家喝过一次酒。这次见面，自然一阵惊喜，惊喜之后又是一阵寒暄，寒暄之后依然是互相留下电话号码。对所有敬佩的人，我是不以年龄分段的，我习惯通称为“他老人家”，或“她老人家”，以示敬畏。在此称谓张锐锋老师，似乎还有请教与求教的意思在内。
然后见到《黄河》杂志社主编：张发老师。
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
一出省作协大门，正好看见十九路电车过来，此车去火车站也去服装城。又想，下午四五点才回家。这么一段时间该去哪里啊？最后停留在同族祖父张成龙闺女身上，她叫张心爱，比我小一岁，却是我的长辈，习惯称呼她：爱姑姑。她老人家在太原找了个对象，婆家也姓张，老家苏村，离我们村不太远，也可以说是老乡。她有一位姑娘，今年（指二零零五年）二十一岁，名叫张磊，原先在忻州三中上学，今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她与她妈在我家住了三天，主要是让我参谋。
她们在我家住时，曾说起她家就在服装城附近。何不去她家看一看呢？于是在公共汽车上给她家打电话，可好，一打就通，接电话的人是张磊，她让我在朝阳街站牌下车。之后跟她回家。之后三叔从村里也来了。之后，利琴抱着她的孩子也来了。原来张磊明天要去重庆上学，所以来了好多亲人为她送行。
下车回到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内弟媳妇三妹也在，她是为文贵上学事情来的。十岁的孩子在外面上学，肯定是不习惯，何况他又属于那种内向的不肯多说一句话的人，老师不喜欢，同学们也不跟他玩。因此，他执意要回村里上学，也就引出一个退借读费的问题。话说至此，这个忙，我还得帮。
这就是我的一天。
然后躺在床上，继续做明天的梦。
“做个男人，难啊！”
“做个男人，难啊！”
传统的意识给人们留下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男人便是香火。没有男人就意味着绝后，也就是不孝了。古人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法，可见其罪恶深重。
父母深感肩上的重担，从成婚那天起就准备着为之献身。母亲怀上我的时候，父亲是跑了不少路的，那时不许拜佛求神，只有晚上独自一人，前往十里外的娘娘庙抽签……祖父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整天抱着一本发黄的《万年历》数着指头……祖母瞧着母亲的背影，心里跟自己赌着什么……婶母做起游戏来，两只碗里扣着一朵花儿与一块银元让母亲来猜……
父亲从庙上回来，手里的马灯不知失落何处了，直奔东屋对母亲说：“抽中签了，男的！”祖父算来算去，也算出来了：“男的。”祖母在母亲身后瞧来瞧去，凭多年的经验与直觉，总以为突出的那个大瘤子里是个公子。母亲翻起桌上的碗，里面又总是扣着银元……
这下人们放心了。母亲也异常高兴：“该生个男的，要不怎么这么重呢？”
分娩那天，人人紧张得似等待法官大人的判决，一个个怀里揣着一只兔子。祖母忙里忙外找什么神土，刚一出门与婶母撞了一个满怀，手里的一盆水洒在俩人身上，祖母嘀咕道：“这个败家子！”这时，猛地从屋里传出“哇”的哭声，婶母跑了出来：“生啦！生啦！”祖父与父亲正爬在窗台下凝神静气地听着，忙问：“男的？”“不。女的。”一个个满以为提着一篮果子，接开盖儿，竟想不到成了梨儿。跟着，祖母也回到西屋：“唉！怎么会是女的呢？我还得去看看。”
祖父坐在炕上，父亲递过一支烟来：“爹，您给起个名吧！”
“你给起吧！”随手又拿起那本《万年历》，仍旧架起那副银丝眼镜来。
母亲盘着腿，怀里蠕动着我，吮着*。母亲想啊：“该起个什么名字？”翻来覆去想了三个晚上，我终于有了一个近似于女孩的名字：水花。长大后，母亲告诉我：“咱们女人是水做的。”我清楚母亲给我起这个名字的一番苦心。父亲翻了几个晚上的《康熙字典》，最后定了：“叫水华吧！”等父亲到乡里给我下户口时，户口本上印着祖父写的三个大字：章一行。字面上似乎有点男人的气味。父亲悻悻地回来了，母亲没什么异议，只是觉得好听。
我就在祖父《万年历》“男左女右”里长大了。
我就在祖母人前人后“这死妮儿”声音中长大了。
我五岁那年，父亲独自一人走口外谋生。临走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个男人，挑着一副担，紧紧地跟在父亲身后……
醒后我跟祖父说，想不到他老人家含着泪珠儿，呐呐地说了一声：“做个男人，难啊！”
无信之门（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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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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