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反对这桩婚事，还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从1924年开始郭沫若带着安娜和他们的子女，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漂泊不定，时聚时散，直到1928年他们又回到日本。此后十年的亡命生涯中，郭沫若受到警方监视，无法从事文学创作，只得转向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安娜与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毫不嫌弃他是受到日本警方监视的通缉犯。她努力为郭沫若创造的平和环境，也让他得以在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7月25日凌晨，他告别了日本妻子安娜和还在沉睡中的五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驶向祖国的客轮。日本当局得知郭沫若出走的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搜查了郭沫若的住所，还逮捕了安娜，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当年，安娜两次给郭沫若写信，通报了在日本的遭遇。此后，双方就中断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带着郭沫若的子女来到北京找郭沫若。周恩来将他们安排在大连，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后来加入中国籍，享受副部级待遇，还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94年8月15日病逝，终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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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姐姐的“情”：郭沫若与于立群
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与友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回国参加抗战。郭沫若只身回到上海后，马上参与到抗日宣传工作中来。他与夏衍、阿英等人创办《救亡日报》，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动员文艺界人士参与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就在这项工作中郭沫若认识了青年演员黎明健。
郭沫若与黎明健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似曾相识，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仔细一问，原来黎明健本名叫于立群，她的姐姐于立忱，就是郭沫若在日本时过从甚密的朋友。这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尤其当郭沫若从于立群手中接过于立忱思念自己的诗稿交给他时，忍不住双手颤抖，激动不已。此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呵护有加，关怀备至。而于立群对这位姐姐的挚友，更是敬重与爱戴。
上海失陷后，于立群想到延安读书，郭沫若劝告她取道香港到武汉，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到延安。于是于立群就与林林、郁风等人结伴到了香港。第二天郭沫若也从上海到了香港。为了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力量，郭沫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到广州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并邀请于立群参与此项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的感情日渐加深，已经到了难离难舍的地步。1938年1月，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回到广州，住在新亚酒楼，开始了同居生活。
1938年12月，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进驻重庆，郭沫若和于立群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39年元旦，郭沫若与于立群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于立群被称为郭沫若的“抗战夫人”，在1978年郭沫若病逝八个月后自缢身亡。
颠沛流离的恋情：郭沫若与安琳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身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随军南下，有一天行进到广东汕头附近时，实在太累了，就想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他身边一个穿着蓝军装的女战士，就冲着他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郭沫若打趣地指着她说：“你呀，你呀，真调皮！”
这个调皮的战士就是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她父母都曾留学日本，她本人也通晓日语。1926年郭沫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安琳正在中大文科学院读书。她非常崇拜郭沫若的才华，也很喜欢听他的讲课。北伐开始时，安琳也参加了北伐军。1926年10月，安琳随部队来到武汉，意外地邂逅了她的老师，觉得分外亲切。这时的郭沫若担任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就调安琳到政治部工作。北伐革命失败后，她跟随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南下撤退途中，安琳始终与郭沫若同行，细致周到地照顾着这位首长和恩师。
途中，郭沫若患了痢疾，安琳到处为他寻医问药，为他熬草药服用，照顾得无微不至，郭沫若非常感动。南下途中，他们历经艰险，相互搀扶，同舟共济，使得他们的感情融汇在一起，成为患难中的知己。在汕头附近的盐酸寮，郭沫若一行人遭到土匪围攻，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脱险。在休整和等待船只期间，郭沫若与安琳在一座侧楼里生活了十天。后来他们搭上一艘货轮来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又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日，于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安琳回到上海，安排她在内山书店的楼上住了十几天。当时安娜也带着孩子住在内山书店附近。
当时，郭沫若受到国民党的通缉，本想到苏联去，可是因为患病，误了轮船，只好到日本去躲避一时。1928年2月郭沫若全家离开上海前，几位朋友为他们饯行，安琳也出席了。席间，安琳和郭沫若都显得非常拘束，安琳似乎有很多话要对郭沫若说，可是安娜在场，无法表白，只是不断地向他投以含情脉脉的目光。安娜敏感地意识到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不正常，晚上临睡前就问他：“你和安琳女士什么关系？”郭沫若告诉她，安琳是他的学生，都是北伐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的。在南下撤退途中，他患病时安琳给予他悉心的照顾，也和他经历了很多风险。安娜又问道：“你爱她吗？”郭沫若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自然是有感情的。”安娜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花心的人，她看了一眼身边睡着的几个儿女，说：“要不是有这些儿女拖累，我会让你如愿的。”到了日本之后，郭沫若与安琳这位红颜知己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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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玉锵锵，洵美且都”：邵洵美与盛佩玉
邵洵美与盛佩玉 邵洵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唯美”派诗人，新月派的主将。他与夫人盛佩玉原是姑表姐弟。邵洵美的母亲是洋务派大官僚盛宣怀的四女儿。盛佩玉则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们这样的大家庭，子女很多，不在一起居住，平时很少见面。邵洵美与盛佩玉这对表姐弟是在陪送盛宣怀的灵柩到苏州安葬时才见面的。
安葬好盛宣怀之后，亲戚们都到杭州散心，住在清泰第二旅馆。邵洵美自从见到比自己年长一岁的盛佩玉之后，就陷入单相思。他在旅馆的走廊上偷偷为盛佩玉拍了张照片，接着又写了首《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表露了他对盛佩玉的恋情。不久，又将他的本名“云龙”改为“洵美”，意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这一举动更表明他对盛佩玉的钟情。
1923年邵洵美赴英留学前，乞求母亲向盛家求婚。盛佩玉的母亲征得了她的同意，确定了这桩婚事。随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盛佩玉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邵洵美为此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作为对盛佩玉定情物的回报。在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选购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短诗，寄给佩玉。回国后，又将这些短诗编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出版，扉页上印有“赠给佩玉”几个字，使佩玉倍感爱的温馨。
由于伯父早逝，膝下无子，邵洵美过继给伯母史氏。邵洵美赴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费用，就是史氏靠收取房租支付的。后来史氏家遭受火灾，邵洵美只得中断学业回国。同时，洵美的祖母也盼望早日实现四世同堂，于是1927年12月在上海大光明舞厅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此后他们相濡以沫地走过了41年的生命旅程，直到1968年5月邵洵美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永别了人间，盛佩玉为他举行了草草的丧礼。。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异邦人的婚外情：邵洵美与项美丽
项美丽是美国女作家，本名埃米莉·哈恩，项美丽这个中国名字是邵洵美给她取的。他们的相识是由美国人弗丽茨介绍的。弗丽茨是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大班的夫人，酷爱中国文化，经常在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举办晚宴，招待中国文化名流。
1935年初，项美丽准备写一本有关宋氏三姐妹的书，来到上海搜集素材。她与弗丽茨在美国是好朋友，弗丽茨为她举办接风宴会，邀请文化界的名流出席，其中就有邵洵美。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五姑母盛关熙与宋霭龄相熟，也认识宋庆龄。因为这个关系，在宴会上弗丽茨特地介绍邵洵美与项美丽相识。他们一见面，项美丽就被邵洵美的标致面庞吸引住了，两人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在邵洵美的陪同下，项美丽拜会了宋庆龄，为她的写作取得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邵洵美为她翻译了这些资料。之后项美丽经常出入邵家，与邵夫人盛佩玉也成了朋友，还曾出面宴请邵氏夫妇和请他们观看外国话剧。第二年在盛佩玉的默认下，邵洵美就与项美丽同居了。
“八一三”淞沪战争后上海沦陷，邵洵美为了宣传抗战，以美国人项美丽的名义登记出版《自由谭》杂志。他还请项美丽编辑出版外文杂志《Candid ment》（《直言评论》），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不过这两个刊物都因为日本军方的干涉，只出版了半年就停办了。合作办杂志的路走不通，他们就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几年间他们在一起合作得很默契，日子过得也很和谐。
1939年项美丽完成了资料收集工作，到香港专事写作。这本书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很快就成了畅销书。但是在香港期间，项美丽耐不住寂寞，与一个英国军官鲍克瑟同居，与邵洵美的感情就此画上了句号。
表兄妹结为连理：罗烽与白朗
罗烽与白朗都是沈阳人，罗烽本名傅乃琦，白朗本名刘东兰。他们是姨表兄妹，罗烽比白朗大三岁。他们的父辈是连襟，都在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军医处供职，在齐齐哈尔驻防期间，两家住在同一所宅院里。白朗的母亲很喜欢罗烽，就向罗烽的母亲提出：将与罗烽同龄的大女儿许配给他。不料这个大女儿因患肺病英年早逝，随后就把白朗许配给罗烽。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罗烽对这个小妹妹总是呵护有加。
1929年是罗烽的大喜年。这一年他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