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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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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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遭到警察局的逮捕,后经过同乡保释出来。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在此期间,独秀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警察站岗,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李大钊得到这个消息,就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李大钊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排除了乘坐火车或汽车出京方案,经过周密思考,决定由自己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得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搭建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抵达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告诉大家沿途平安的佳音。
  

一份杂志缔结的终生友谊:李大钊与章士钊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主张“条陈时弊,朴实说理”,倡导启迪民智,致力于探讨“政治根本之精神”,同时,针对当时国内舆论界的“国权论”,系统地宣传了“天赋*”观念,在理论上深入地批判了专制主义思潮。《甲寅》杂志很快吸纳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思想家如陈独秀、高一涵、胡适及易白沙、吴虞、杨昌济等人参与,正是这批人,日后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时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李大钊,深深被《甲寅》所吸引,遂撰写了《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一文,投给《甲寅》。此文引起了章士钊的注意,于是便约见了李大钊。二人晤谈颇为投机,之后两人几乎每个月都要会晤一次,有时章士钊就留李大钊吃饭,关系日益密切。此后,李大钊 “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李大钊先后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国情》、《厌世心与自觉心》等一系列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并就“爱国心”的问题与陈独秀展开了争论。这场争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与《甲寅》杂志宣传的其他*主义思想一起,被《新青年》所继承,为后来的作为启蒙运动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1917年秋,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替自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而自己则专去讲授逻辑学。
  李大钊接任馆长后,常向国外发函订购书刊,而每次发函订购,李大钊都要和章士钊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并请章夫人吴弱男斟酌函件文字,如是三年有余,李、章二人关系更加密切。1925年,吴弱男请李大钊为自己的三个孩子讲授《社会学》,每周到章家上课两次。由于家庭关系密切,李大钊叫女儿李星华认吴弱男为干妈。李大钊经常与苏联使馆人员接触,每次会见前,他总要作充分准备,就所谈的要点、预拟语句等,请吴弱男为之斟酌润色。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遇难。李大钊被捕前曾避居苏联使馆,吴弱男曾假借为儿子签护照,去使馆见李大钊,劝其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而李大钊却很镇定,迟迟未行动。不久,北京政府突派军警包围苏联使馆搜查,拘捕了李大钊等人。章士钊闻讯,由津遄返北京,企图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学良首肯,杨亦同意,于是入见张作霖。张作霖说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11将领商量。不久11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仅空谈理论,应对*罢学负责。于是李大钊等牺牲。
  李大钊烈士蒙难后,吴弱男首先赶往府右街朝阳里3号李宅向李夫人赵纫兰慰问,后来又和章士钊一道去长椿寺奠祭。李大钊身后家中无分文积蓄。吴弱男与其亲友分头奔走,结果只筹集到2000多元。当时以棺木过薄,就从中支取200元,另购棺木改殓丧葬事,仅存1000余元,由李大钊烈士的同学白眉初及陶玄等管理,以利息支持遗属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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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嘲笑:梁启超与胡适
梁启超与胡适之间曾就墨学问题进行过切磋、交流。梁启超后写成《墨经校释》一书,请胡适为之作序。梁启超是胡适少年时代崇敬的文化名人,如今能为这位文化名人的著作写序十分高兴,于是很快写成一篇3000字的序言。序言中称:梁著在前人张惠言、孙诒让等人校释的基础上“很有许多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可商榷的意见。但梁对胡提的意见颇不以为然,并就胡的序言又写了一文进行辩驳。1922年《墨经校释》正式出版时,梁启超把他针对胡适序言所写的答辩放到书前,而将他请胡适写的序言放到了书后。此事引起了胡适的不快,便在1922年4月30日的日记里写到:“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
  中国古代的著述传统,著述者将自己的序言放到书的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文人的著述也效仿西方的方式,将序言放到了书的前面,正如西方的一位哲人所说:“序言总是写在最后,放在最前”。胡适在这里认为梁启超的做法“未免太可笑了”,似有对其不认清形势变化的嘲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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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与赵元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力倡白话文的同时,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翻译与日俱增。刘半农有感于国人单单使用一个性别不分的第三人称“他”字来书写,势必造成诸多不便。经过悉心考虑之后,刘半农终于创造出了一个“她”字。 “她”诞生之后,如何得到人们的认可并加以推广运用,成了刘半农的一大课题。
  1920年2月,刘半农携家踏上了赴欧洲留学之路,首先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语言学。不久,刘半农创作了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将他在两个多月前刚刚发明的汉字“她”字引入诗句,在句中反复运用“她”字,来宣扬、实践此字的使用。这首诗后来由留美语言学博士赵元任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历久不衰,“她”也就乘着歌声的翅膀得到普及。赵元任曾向大家讲了一段有关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更重要的是,刘半农和赵元任以此为契机开始了长达10年的交往与合作。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1925年,刘半农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不久,刘与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聚集在北京赵元任家中,讨论研究音韵学的问题,为汉语言学的科学化,进行了奠基性的工作。
  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老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从保皇派到共产党员:杨度与李大钊
  杨度早年留学日本,其间曾结识孙中山,二人虽然都有匡世济民的理想,但志非道异,杨度主张君宪,孙中山主张共和,只好分道扬镳。杨度归国后,曾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起草“考察报告”,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清帝逊位,在袁世凯授意下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任参政院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1915年8月,他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刘燮和等人组织筹安会,筹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被时人讽称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他被通缉,避居津门租界。待北洋政府发布大赦令,他才复出。
  “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回北京,与李大钊过从甚密。在李大钊的启发引导下,杨度了解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两年后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从事“特科”工作,当时与杨度联系的共产党人有潘汉年、夏衍、陈赓等人。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此前,事先得到信息的杨度及时向上级党报警,后曾面见张作霖进行政治斡旋多方营救。李大钊被羁押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杨度曾两度派长子前往探视并密传消息。李大钊殉难后,他变卖了在北京和青岛的房产以及夫人的首饰,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
  杨度的政治面貌曾长期被隐瞒。直到“*”后期,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由直接领导杨度的周恩来亲自将这一真相披露出来。周恩来指示上海《辞海》编辑部,将“杨度”条目中,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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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真挚光照日月:李大钊与周作人
李大钊与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同仁,他们是先后于1918年1月和1917年4月受聘于北大的。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周作人任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
  1916年底,随着陈独秀受聘于北大文科学长,他主编的《新青年》也迁到北大。1918年1月,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六人组成《新青年》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工作,鲁迅、周作人都参加了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公务很忙,李大钊在图书馆,整日坐班,周作人与《新青年》的联系,就去找李大钊。加之李大钊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周作人和其他的教师一样,很乐意与他接触。这样一来二去彼此间就很熟悉了。
  当年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战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而此时的周作人也对俄国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文章,还准备到俄国去亲自领略一下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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