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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看了李陀的文章之后，我无话可说。我无法相信这样闪闪烁烁的文字竟然也算是“直率”的，是令李陀“犹疑”了好久才说出来的（或者胆战心惊？恐惧？），我不知道对我们大家而言，是费解呢，还是应该悲哀？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其实我们的文学也在这样的命运中。在这一点上，我敬佩李陀的坦率。他毕竟在揭那张丑陋不堪的怪脸上的脂粉，在那镀金的泥塑上面划开了一道印痕。
就李陀文章中的部分观点，我谈一谈自己的意见。
一、产生天才的土壤是什么和在哪里？
在关于当代小说为什么总是处于“不成熟、不理想的状态”时，李陀这样回答：
“……可以说，现代汉语是100多年来被中国人硬生生地创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求作家里出现文学大师就有些不现实。说中国作家没有才华啦、受到政治压抑啦，我觉得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现代汉语历史太短暂了，和人家已经应用了几百年语言的文学历史相比，我们的资源的确比较贫瘠。”
这是我不敢苟同的，也是我不大同意李陀说自己“直率”的地方，因为他一直在避重就轻，闪烁其辞。我的意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政治的倾轧和强暴，才使得中国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文学的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如果没有韩非唯利是图的理论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流毒，没有专制政权的“大一统”统治和连绵不绝的文字狱，我们的科学和文化——文学会是这样早衰和颓败的面貌么？在连“想”都要被治罪——腹诽的社会和年代，譬如“*”，你要人们怎么来表达呢？“百花”还没有开放就凋零了。只要是懂得一些常识的人都会自己来明辨是非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文化以及文学都是相对独立而不在是政治的奴仆，这种独立是以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为基础的，即使是面对宗教和强权的凌辱与毁损，也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尊严。
“但是看看我们国家那些可敬的文人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们！），几千年来总是依附权势，在专制政治这棵大树上像藤萝一样攀爬着，寻找着自己那一小隅仅仅可以苟延残喘的空间（就浩叹一声，就满足了？），而不是成长为一棵独立的顶天立地的大树，一片森林！他为什么那么缺少大气魄和大手笔？为什么不能够融入到这个原本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去？”（《乌鸦与折断的日子》自序），这些难道仅仅因为“我们的现代汉语历史太短暂了”？笑话！
关于“白话文”，要知道即使是在先秦，除了官方语言之外，在民间就流通着大众的口语，《诗经》便是例子，不过是被文人——孔子之类的“讳者”改变了味道，再难见它的本味了。先秦之后到清末，无法再看到先秦文字的明朗和思想的顺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府总是以自己的好恶和利益霸占着话语权，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你让人们如何做和写呢？在此，科举制度无疑是最卑鄙的手段而使之恶性循环的帮凶，《史记》和《资治通鉴》和《古文观止》等等也都是为政治和统治阶级服务的唱本，而并非是为了传播思想和唤醒人民大众的火种，“八股文”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但是尽管如此，民间的力量还是在奔突着，冲撞着，关汉卿的喜剧，“四大名著”，“谴责小说”等当时都是运用白话的范本和宝贵的探索与资源，但却被官方称为不入流的文字，但是无法否认民间语言的生命力。
所以在“五四”时期，白话文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但是这些并不代表“现代汉语”是从“五四”时期才开始的，那时候不过是鲁迅所说的“爆发”时期而已。没有自由的空间，政治、经济和思想的独立——这些便是产生天才和大家的土壤，我们并不具备，谈何“成熟”与“理想的状态”呢？即使是拉丁美洲也在打破枷锁了，拥抱自由，所以几十年来他们天才频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等等，叫我们睁不开眼。脸红，要上吊。
因为我们建国五十几年来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李陀竟然还在为“当代有些人写的旧诗词甚至不比古人差到哪里去”而沾沾自喜，实在大可不必了，我“因为它有漫长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而悲哀，因为那如裹脚布一样的格律和一孔之见的见解还在束缚着许多人的思想和步伐，使他们不敢放眼世界和未来，以至于直到现在“*和自由”的思想，和“西方18、19世纪在长篇小说里形成的小说修辞技巧我们始终没有来得及细致学习和熟练掌握”，因为我们积重难返，还停留在让小说“作为故事来讲给人听”的地步，我们无法来表达“他们在苦熬”的悲哀和思索。我为此流泪和汗颜！
所以我们没有大师。即使是如鲁迅的伟大，也是残缺的伟大。我们无法让天才们充分释放能量——等待天才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夭折，即使如顾准，如路遥和王小波这样刚刚喷薄而出的太阳也要无声地被摧残而陨落。
我无法不悲哀！因为无论哪个国家政权都不像我们这样，从来都是一架杀人机器，几百万的土地也不过是一个大型的屠宰场和永远沉默的墓地。在我们“吃人的历史”中，难见真的人和真的人的文学。
二、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
出路
我终于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我睡在一座古墓里
旁边是许多不知是什么人的白骨
如埃及帝王的木乃伊
伸出手
去触摸那种冰凉的感觉
才知道
我也是一具同样的木乃伊
——世界
已经把我遗忘在这里几千年了
还将继续遗忘下去
我终于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我睡在一座古墓里
1、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有，或者曾经有过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即使如李陀所说“*”后的“伤痕文学”，其实也还是掺杂了太多的政治的需要，并没有使那“伤痕”真实地，完全地展示出来，形成文学发展的先河和旗帜。即如对“*”的批判一样，都是“犹抱琵琶”的羞涩脸孔，使我们不能、不敢来深入研究和批判。因为“紧箍咒”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心里，在灵魂中，在潜意识里提醒着我们——可以这样写么？
海耶克说过，“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这不仅是适用于经济的理论，其他也一样。于是“纯文学”在中国这种折衷的、高压下苟活着的、先天畸形的婴儿诞生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她并没有真正长大，反而越来越显现出她的不足和缺憾，“五四”的启蒙并没有延续下来，那些大家以血肉和思想铺垫的路基被粗暴的拆毁了。我们只能从头做起。
2、我不认为“追求文学和艺术的‘纯’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其实是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想要保持文学“纯粹”成为政治附庸的局面，其他国家的“纯”是不带有，或者很少带有（至少是很短的时期带有，譬如中世纪的欧洲））任何政府强制性的自愿的行为和探索。所以即使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它积极的意义，其流弊也在慢慢显现而无法矫正。
所以无论“文艺从属于政治”，还是文学一定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或者从样板戏里总结出来的“高大全”等等，这些“艺术原则”如果只是一家之言，是可以保留自己意见的争鸣，而不是“不能违背的教条”，我们的文学也不会是这样一副僵尸般的面孔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谈理论的人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
一如对于学术的研究所形成的掣肘难书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李陀说“用强调‘怎么写’来冲决‘写什么’，来打破对文学的专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这算作是成功还是悲哀呢？从老舍的自杀，储安平的失踪大家可以分析，从高行健的流亡和获奖大家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怎么写”和“写什么”被限定在狭隘的范围内，只有有良知的作家还在夹缝中奋力挣扎着，努力坚守着最后的底线。
那么现在呢？
我无法想象，或者说，我不愿意看见这种现象，那就是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我们的小说，愈来愈像事件和问题的说明书，是简单的论断或者某些呆板理念的注释，是强迫和灌输的教材，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灵魂的自然展示，他（她）们没有生命，他（她）们不过是泥雕木塑，是虚假的玩偶，是躲在书斋里刻意修饰的谎言——然而作家们自己并不自知，或者不愿意知道。
所以我写了《在噩梦边缘徘徊的贾平凹》、《余华的活着及其他》、《李敖与法源寺》等书评，来表达自己的部分观点。
在《诗及其未来》中我表达了自己的绝望：
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别的什么艺术，我总是感觉到一种已有形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固化和保守，它们对于自由精神的束缚和限制导致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视而不见和麻木不仁，造成了在近视或者远视眼中观察事物所产生的矛盾结局。这种被传统异化了的思想和看法散布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空间，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变成可感知的某种文化和无法捉摸的意识与潜意识，虽然你无法准确抓住它，它们确实存在着。它们影响着你，改变着你，吞噬着你和你的世界。它们在赐你以“人”的智慧的同时，也给了你“人”的偏见、短视、狭隘的立场和自大狂。
而这些就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现实的和观念的。
以至于我们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那么艰难，那么充满了血腥的气息，即使因为纯粹观念的冲突也要互相仇恨，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剧。我们自身的每一次解放也都要不可避免面对众多非难，甚至是灾难。面对自身的缺陷，许多人只能茫然四顾，无可奈何。
纯粹的科学、文艺等等一切人类所创造的文明，都是这样，要不断冲破或明或暗的藩篱和束缚，涉过浸透了鲜血的泥淖和坟墓，冲破黎明前的暗夜等待明天。文艺中的诗歌，也是这样，我们无法避免，但是我们多少可以改变这种限制，不管这中间会面对多么严酷的现实。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三、我们为什么不再相信小说
“人们普遍不再相信小说是足以表达生活中真实感受的媒体。一般成功而规范的小说只是用一些骗人的理想来平铺直叙，不要多久读者就开始不相信这些作品中的谎言会是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克林。柯威茨曾经这样评价美国的小说。其实何止是小说呢？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一切宣传，我们曾经和正在表达着的内容与方式都已经日益变得空洞、狭隘、陈旧，那些用美丽谎言的花朵编织的花环遮盖不住普遍空虚丑陋的灵魂，掩藏不住文化和文人的尴尬。当然诗歌也逃不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