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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定远、郝晓光的口供中，本来没有供出史维功的名子，只有一个史谦（即史维先），王须仁则用张冠李戴的办法，硬说史维先就是史维功。为此多方搜集史维功的所谓“罪状”，这些罪状是：（1）苏鲁豫区党委调史维功来鱼台县委工作时表示不满，没有立即服从命令，拖延了时间。（2）来鱼台县委工作后，鱼台县的工作发展缓慢。（3）说上级不会使用干部，不会估计干部，上级对他的批评不接受，这是有意制造上下级不团结。（4）担任鱼台县委书记后，虽然经常与地委在一起活动但与地委的关系不密切。（5）曾对人说史映溪（女干部）是兄妹关系，而史映溪则否认此事。（6）与常俊亭的关系密切，史维功要调女干部姚焕敏到鱼台七区去工作，王须仁不同意，而常俊亭却允许将其调走，所谓这些“罪状”都走日常工作的问题，与作为“托派”的问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甚至这些“罪状”是否能够构成错误都很难说。而王须仁等却作为“托派”的证据，不经上级党委批准于九月九日逮捕了史维功。
他们给常俊亭罗列的罪状是：（1）与有问题的吴云汉关系密切（是什么问题？没有说）。（2）召集妇女干部会议，不通知组织部，外出指导工作也不通知组织部。（3）史维功要求调姚焕敏到鱼台工作，常未报告组织部就允许啦。（4）常是文协负责人之一，和魏定远的关系很密切，并时常到男生训练班去以征*员的名义召开会议和请客等。除上述所谓“罪状”，王须仁还搞到了区党委宣传郡宣传科长兼《团结日报》社社长朱华分别给常俊亭、魏定远的信，现将这封信抄录如下．
“你所创作的散文……，已经试露，甚得社会人士的好评、奇誉，请以后多写佳作，以光篇幅，更希望培养文艺作者，是所至盼——致常俊亭。”
“文协的组织尚未成立，也不勤于创作，如此下去，将促我坍台，使我难堪，……”刘吼风、李葛嵩乃写作能手，即希望将其吸入组织。致魏定远”（因系抄件，个别字可能有误）。
本来这两封信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而王须仁等人则认定信中所说的话是暗语，理由是李葛嵩（鱼台县抗日*政府科员）并不会写文章。朱华为什么说李葛嵩是写作能手，派人问了一下就会搞清楚的而王须仁等却根本不想这样做，却一口咬定朱华的信是暗语。又联系到，刘吼风本是区党委派到湖边地委宣传部做干事的，而史维功却坚决要留他做鱼台县委宣传部长。
这样一来就把朱华、史维功、常俊亭、魏定远、姚焕敏等人联系在一起了。于是便与九月十日逮捕了常俊亭、姚焕敏等人，日夜进行审讯，其手段就更加残酷毒辣。
由于王须仁等在审讯中指名逼供，同时采用大灌水，火烧、过电、坐老虎凳等等及其残忍的肉刑，而被审讯者又毫无思想准备，在酷刑之下“招认”了。这样王须仁等通过被审讯者的“口供”，竟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和各特务连的指导员等等都列入了“托匪”名单。更有慎者，他们从对魏定远等人的审讯中又逼供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宵鹏、参谋长李发、教育科长张基隆等人，都是‘托匪”，并说区党委宣传部是“托匪”的窝子”。
这样一来，所谓“肃托事件”就直接发展到地委领导内部直至区党委领导机关内部去了。
九月十一日，在谷亭镇召开“反托大会”，除地委机关外，参加大会的还有鱼台县县委政府以及鱼台县三区的工作人员。王须仁等强逼所谓“托派特委书记”魏定远和托派县委书记史维功上台讲参加“托匪”的经过，以及“与日寇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王须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被打成“托匪”者无法翻供，以巩固所谓的肃托成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制造紧张气氛，为其在地委内和区党委内进行大屠杀准备舆论。
王须仁大造舆论说“托匪”如何狡滑如何两面派的。如有的同志工作积极肯干，他就说这是伪装，是为了骗取领导信任。有的人工作干劲不足，自由散慢，他就说这是仇视抗战事业，进行消极破坏。人们感到在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可相信的，都可能是“托匪”，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由于这时王凤鸣随主力四大队转移到湖东去啦，王须仁还不敢放肆的大干。这时地委书记李毅和区党委政治工作部付部长郭长臣等人已经知道在审讯中供
出了地委军事部长尹夷僧，宣传部长袁汝哲等是“托派”所以也表现非常惊慌。但是他们还不敢马上逮捕尹夷僧和袁汝哲，因为这些同志在群众中都有较高的威信，特别是在游击四大队和所属一大队中有较高威信，怕弄不好给自己惹出乱子。所以他们在“反托大会”之后，便确定由谷亭镇向南阳镇转移，以靠近主力部队部队，王须仁正好利用这种情况，以图与王宏明进一步勾结起来，进行一场大屠杀。．
尹夷僧、袁汝哲二同志并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托派”的行列，仍然照常主持自己的工作。这时尹夷僧、袁汝哲的任何行动，都会被他们看作是阴谋活动。所以，在行军的部署止，尹、袁提出夜里行动，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敌后形势下，当时不管部队、机关、学校等一般都是在夜里转移。但王须仁却马上指出，这是个阴讯。说尹夷僧、袁汝哲提出在夜里转移是“托派”的阴谋，是准备打我们的黑枪。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决定白天行军（先走）。还说这一行动粉碎了托派的阴谋。
到了南阳，第二天哀汝哲照样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和组织晚会，正好镇子上有家老乡结婚，按风俗习惯是要放炮竹，因镇里住了部队，怕引起误会，所以镇公所特意向领导作了报告。王须仁等立即断定这是阴谋，是尹、袁要组织暴动。李毅、陈筹等也确信不疑，，更加慌起来，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能力。试问，他们既然要搞暴动，为什么又要来送信呢？王须仁布疑兵阵，把任何偶然发生的事情却说成是“托派”有计划的阴谋行东。陈筹、李毅等人则跑进这个疑阵，陷入草木皆兵的慌乱中，于是他们决定，马上逮捕尹夷僧、袁汝哲。他们首先研究了袁汝哲。袁汝哲的“罪证”是：（1）工作能力差。（2）作为组织部长的王须仁数次布置作为宣传部长的袁汝哲，写日语的标语，袁均未照办，（3）在“肃托”中，除参加一次对魏定远的审讯外，其他活动均未参家。（4）反托纲领始终没有拟出来。（5）XXX供出他后，表现与平时不大相同。
他们又研究了尹夷僧同志的“罪证”是：（1）在苏支四大队担任组织科长时，曾组织过读书会，限制老干部参加，后领导制止，帮说这是有意制造新老干部之间的隔阂。（2）行军时没有计划是有意制造混。（3）说工作不积极，没有补充棉衣，没有购买子弹（4）在砀山工作时没有进展（5）从四大队带来的干部（主要是尹率领的游击队升级到主力部队去的人）均被控为“托匪”。
他们根据上述尹、袁两位部长的所谓“根据”，断定尹、袁一定是“托匪”他们采用卑鄙的手段，利用请客的名义，把二人骗到鱼台县政府逮捕起来。又怕被人发觉，便立即送到三营七连看押。随即于九月十四扫带领地委机关鱼台县委，鱼台县政肘机关人员、游击四大队司令邵以及所属一大队，警卫营等一起坐船渡过南阳湖东邹县西之郭里集，与梁兴祚、王凤鸣领导的苏支四大队相会合。一场大屠杀开始了。把湖边的部队和机关调到湖东后，王须仁更加猖狂了，说有人要组织暴动，要“暗杀首长”。（即指要暗杀他王须仁、李毅、陈筹、李贞乾等）又说游击队一大队也都掌握在“托派”手里了。经与王凤鸣密谋，拟定了一个“托匪”名单其中有几个人也与李毅、陈筹商量过。
到达郭里集的第二天，在一个大院子里召军队系统排级以上干部大会。会场周围布满了岗哨，都是主力部队四大队的警卫员。在会场入口处是双岗，二十响的匣枪，张开大机头，如临大敌。凡来开会的，只准进，不准出，坐下以后就不许挪动，连大小便也不允许，来会的同志看到这种情景，面面相觑，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人到齐开了。本来这是个军事干部会议，王须仁不是军队干部，确首先出来主持会议。在场的有王凤鸣、梁兴祚、李毅、陈筹、李贞乾等。王须仁首先要王凤鸣讲话。王凤鸣开门见山，说托匪是国际间谍，是日寇的特务，搞不断革命专门破坏共产党，钻到我们这个队伍里来了，谁是“托匪”要站出来交待等等。接着王须仁又讲了几句，他说：“你们中间有不少是“托匪”，坦白了可宽大处理，在坐的都是军事干部，谁想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成为“托匪”？整个会场鸭雀无声”谁也不说话。王须仁又说：“你们不说我就不客气了，就点名了”。于是他掏出一个名单，就念了起来。念到谁就有武装人员先缴他们的武器，马上就捆绑起来。从付大队长秦XX以下，连排干部七、八十人均被当作“托匪”逮捕起来。没有念到名字的放了回去。把逮捕的集中起来，由李毅讲话，这时有一位排长叫刘宝勤（外号刘疙瘩）无法再忍耐了提出，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托派”吗？他说出了所有被捕者心里话。王须仁一看不妙，马上说，“他有意见拉出来审他”。几个警卫战士上来把刘宝勤同志按在凳子上就是一顿猛打，打的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又用辣椒点燃后熏烧刘的脸。接着又对秦大队长用刑，打得皮开肉烂才停止。这是对这次全体被捕人员的示威。说明被捕之后，他们怎么说你，你就怎么承认认，定不允许半个“不”字的。
就在召开部队干部会议和大批逮捕这些干部的问时，游击四大队所属一大队（李毅回忆说两个警卫连）被拆散全部编入主力四大队。这湖边的地方武装就基本被解决了。
就在当天夜里，王须仁、王凤鸣等，派人在村外挖了一个大坑。他们就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一大队付队长秦xx，鱼台县县大队长孙立言、指导员权新年和刘运洪、刘清余等数十人拉到村外，提着马灯，走到事先挖好的大坑旁，大屠杀开始了。他们对这些共产党员，抗日的干部，用刺刀刺，用马刀劈，大杀大砍，顿时呼声大震。这些杀害的同志们，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民族解放万岁”！“毛主席万岁！”也有的大呼“冤枉！”有的高声骂王须仁等人是坏蛋。呼喊声划破了阴森的夜晚，这些真正的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赤胆忠心英勇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干部，一个个倒下去了。
这种场面难道还不能足以引起当时一些领导的觉醒吗？然而没有，他们在给一些想不通的战士作解释时说“这些人喊共产党万岁是假的，是为了迷惑人”。这些同志被杀死后，都被埋在这个大坑里。
这一次究竟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刘居英同志事后调查的《总结报告》说是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