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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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医务生涯-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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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这番话,我仍然告诉他,这是精神分裂的现象,要力事镇定,修养正气,来克除邪气。他坦白地说,他的正气只剩一分,而邪气竟高涨到九分,除了和我谈话的片刻间,还可以和我对答之外,其余时间他眼睛见到的满室是鬼。这是精神病者死亡的预兆。我只有安慰了他几句就告别了。
  我感到,他自身精、气、神三者衰败时,正气大虚,邪气更盛,这种症候确乎是他无法控制的。生理上即使没有病,而心理上的幻觉比生理上的疾病还要严重。生理上的疾病,可以用医术和药物来治理,心理上无穷的幻变简直无药可救。世间原本无鬼,但心境上自己造成了一个鬼蜮,从此他就被围困在这个鬼蜮之中。既然自己无法逃出这个境域,那么这种折磨,必定要使他走上死亡之途。
  过了不久,有人来传言,这位林师长在医院日夜号泣,说是每晚被鬼魂所打击,疼痛非凡,次晨全身都是紫血块,医生认为是神经痛和血管栓塞。他渐渐半身不能转动,筋脉抽搐,言语模糊,举止怪诞,两目直视,后来一夜呕血不止而逝。
  关于这件事情,知道的人极多。虽然事情有些近乎迷信,但是他的死亡经过,却完全是事实。我觉得鬼魂之说,并无根据。可是因果之说,是很科学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不可磨灭的“循环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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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三友  制造成药
我开诊之初,三友实业社请我做他们的常年医生,每月致送车马费三百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已相当高,对我医务的开展大有帮助。
  “一·二八”事件的发生,其起因据说是三友实业社工厂墙外,日夜出现几个日本和尚,一面诵经念佛,一面五步一跪倒,十步一叩首,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有一天半夜时分,突然有一个和尚被人家殴打致死,埋在三友实业社的墙脚之下,传说是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做的。因此,日本人就借着这个原因,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交涉,但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日本人又以另一借口,引起“一·二八”之战。
  三友实业社经理陈万运心中明白,日本人一定认为是他厂中工人所为。一经开战,日本人第一件事,就是炸毁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和全沪藏书最丰富的东方图书馆。再要炸的话,可能会轮到他的三友实业社工厂,因为他们的棉织业,原是日本实业上的劲敌。
  陈氏是吃素人,每星期必然请各部门的部长在大新街(今湖北路)一家素菜馆吃素斋,一边吃一边讨论公司的事宜。我是他们的常年医生,因为与工人接触甚多,也在被请之列。我很少说话,往往吃了就走。有一次,陈氏对大家说:“我们的棉织品厂要被迫停止或被毁坏,三千工友如何维持生计?现在只有一条路子,要请陈医生出来想想办法。”我听了大吃一惊。后来陈氏说:“从前逢到工友发热痰厥,你总是用马宝,三分马宝末要大洋一元。后来你提议应该向药材行买一整只的马宝,重达七八斤,不过大洋八元。经研磨后,可以分成五分一包,共达二千几百包。因此本社就出售‘真马宝’,每盒三元,赚了不少钱。现在我们要转移目标,专门出品中国成药,其利润之厚,要比棉织品加工多十倍以上。陈医生,我现在决定要出十种中国成药,其名目与药方都由你负责拟订,至于宣传推销,我自有办法。”讲到这里,在座各部部长一致赞成。
  我说:“制造成药出售,我遵师训切不可做,因为医生一做成药之后,容易分心,对于应付病家,不易集中精力;最好是不做,而且未必每种成药都可以赚钱。”
  陈万运说:“一、只要你处方;二、不用你的名字;三、我们在上海拥有三百多块路牌广告,倘然不做药的话,亏耗更大。所以我计划已定,请陈医生勉为其难。”
  于是我再思再想,三友实业社历年来待我不薄,我应该在此危急时期加以援手。我就说:“好的,请陈经理推举一个负责制药的人来。”结果由该社×部长担任。我思索了三天,就开出两张药方,一张药方是通大便的,题名为“方便丸”,第二张药方是滋补身体的,名为“三友补丸”。陈万运看了之后,大为赞成,说:“方便丸定价应该便宜,每包绝不能超过三角钱;三友补丸,定价以二元为宜。”于是三友实业社就开始制药卖药。
  陈万运是一个极风趣的人,他想出许多动人的广告语,如“大便不通,心事重重;大便一通,周身轻松”。而且这个方便丸,我在处方时,就顾到不能腹痛,不能狂泻,结果都被我做到了,所以效果非常之好。陈万运兴致也越来越高,在马路旁的大幅广告牌上,写了三个大字“黄、长、松”,下面接着写出方便丸的功效,能使大便色黄、条长、质松。见者莫不作会心之微笑,因为这三个字本来是瘾君子对最佳烟泡的形容,因此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买来一试,销量直线上升。
  

越剧名伶  半生多病
至于“三友补丸”,因为定价二元,销行甚缓。其时在上海的广告界收到最大效果的,就是无线电台。当时“老九和”绸缎局聘请朱耀祥、赵稼秋两位弹词名家说《啼笑因缘》,一时轰动全沪。陈万运说:“我们的广告也要打进播音界,还要别创一格。”于是他做了一张测验表格,上面写出许多游艺节目,发给三千职工,要他们与家人圈出最喜欢的节目。等测验表格收回之后,检点全部票数,竟然圈定越剧的最多。
  那时候,上海演越剧的场子不多,地方都很狭小。越剧中当时较为有名的演员,老一辈的有施银花、王杏花、赵瑞花等,后一辈的有姚水娟、筱丹桂、傅全香等,后起之秀有马樟花、袁雪芬二人。于是这晚他就去订了两排位子,专门看马樟花和袁雪芬。那个场子是在北京路顾家弄一座木楼中,座位全是长板凳,演员服装极为平常,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初时陈氏意欲坐一坐就走,但是她们的唱腔非常动听,唱词又很通俗,越听越有味道,竟然坐到散场。陈万运觉得这种越剧确有魔力,就决定请马樟花和袁雪芬到电台上去为三友实业社播音,而且约定两家电台分别播唱,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家名为华东电台。“三友补丸”因此也大为畅销。这个宣传攻势获得成功之后,陈氏就请人编剧,并且代她们租定“湖社”(即陈英士纪念堂)演出,加上布景、灯光和全新服装,这下子,七天座券全部订光,打破了越剧演出的新纪录。可是麻烦事情也来了,陈英士纪念堂的董事们认为湖社大礼堂不宜长期演越剧,不合纪念堂的原则,七天之后,便不肯再续。后来又改在湖社底层搭台演出,名为大来剧场,演出了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一班戏院商人,纷纷出重价聘请,于是越剧就登上了正式的戏院。记得马樟花、袁雪芬第一家演出的正式戏院,就是福煦路上的九星大戏院。三友实业社除了特约电台播唱之外,还将戏院中现场演唱的戏剧,经过电台转播出去,当然也是为了宣传三友实业社的药品。
  “三友补丸”的功效也相当的好,因而日益为人们所信赖,当时全上海出售香烟杂货的烟纸店有数千家,家家都代售三友实业社出品的成药。所以三友实业社在这方面赚到的钱,足以维持职工的生活。
  不料,与袁雪芬一同演出的越剧小生马樟花,结婚后不久突然死亡,而袁雪芬又因日夜演出两场,由开场演到完场,因而常常发热。我去为她看病,都是到后台去看,常见她穿了戏装躺在衣箱上。我诊过脉后,觉得她屡次发热,实在是肺病的潮热,非长期休息疗养不可。我便将这个情形告诉陈万运,他也觉得极端困难,说是“慢慢再想办法”。果然过了四五天,袁雪芬竟吐起血来。那时节陈万运便着慌起来,因为那时我住在白克路崇敬新村,旁边恰巧是三友实业社高级职员宿舍,于是就把宿舍二楼改为袁雪芬的疗养之所,我每天早晚去诊视一次。
  三友实业社与各电台包下的时间很多,在袁雪芬不能登台期间,就约定一位唐小姐去顶档。这位唐小姐名叫唐霞辉,口齿特别伶俐,声音具有磁性,专门在话筒中解答听众的问病信,每天总有七八十封。我介绍两位医友预先拟定答复稿件,经过唐小姐莺声呖呖的答复,倒也轰动一时。特别是有一位听众,要求她读一篇《桃花源记》,那时节的人,都熟读《古文观止》,听了唐小姐的朗诵,觉得过瘾得很,如是者又造成了一位“播音皇后”。
  疗养了一个月后,袁雪芬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屡次要求再度登台。我就带她到虹桥疗养院去照X光,结果照出她的肺尖部位还有两点黑影。于是她又继续请我医治。两年后再去照X光,黑影也已钙化。我说:“现在你可以登台了。”陈万运听到这个消息大悦,着令编剧的人,另外编出新戏。我就介绍名小说家包天笑先生的旧作《一缕麻》。陈万运看了剧本,认为太过文艺化,不能号召。倒是一个开药材铺的沈先生,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老剧本改为越剧,陈万运表示这部戏好极了,并且把剧本交给我说:“你看有什么地方要修改或增加。”我说:“这我可是外行。”陈万运再三要我改,我才把剧本看了一遍,觉得其中“梁哥哥”三字,在绍兴人口中念出时有些刺耳,就把它改为“梁兄”。不料经这一改,这段剧词竟十分动听,许多迷上越剧的太太们都能朗朗上口。
  袁雪芬此时被公认为越剧界领袖,合作小生则为范瑞娟。因袁雪芬思想前进,大家又戏称她为“袁先生”。
  我又要说明,许多唱越剧的人,根本连字也不识的,只是“班长”教她们怎样念,她们就照念,唯有袁雪芬是识字的,而且字也写得不错。我有一本小册子带到香港,上面都是名演员的手笔,袁雪芬也有一页,确属亲笔。
  袁雪芬曾经到香港登台演剧,登台之前,包下了一间大酒楼招待各界人士。主持者问她有什么人要请,她说:“我只要请一个陈存仁。”可是我因事不曾去,她又着人到我诊所来,开了几张补方。临别又有一次宴会,我也没有参加。现在想来,她已入迟暮之年,据说已嫁给一位新闻记者。
  

医界讼案  皆因不慎
我在上海开业之后,中医团体首长不是丁仲英老师,便是谢利恒老师,两位老师对我,都另眼相看。他俩当会长,必然要我当秘书主任。而医界团体,除了领取开业执照,最忙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各会员医生纷纷发生讼案。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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