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能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完成剪商大业，就是因为他实行了崇尚德教而慎用刑罚的施政措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康诰》）
作为文王的继承者，要想保住国家和自己的皇位，就要沿着文王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君姡А罚┎⑶沂笔奔斓阕约旱牡滦校巴蹙醋魉豢刹痪吹隆！保ā墩仝尽罚�
作为君主，要不断完善自我，不能贪图享乐。“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无逸》）只有这样，才能聚集可用之贤人，使国家长治久安。“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近人安。”（《旅獒》）
同时，还要做到保民。“王应保殷民，亦惟助五宅天命，作新民。”（《康诰》）君主只有俯顺舆情，体察民心，政策方针才能合乎时宜，合乎天意，上苍才会帮助，否则就要抛弃。凡是丧亡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失德有罪而被上苍惩罚的。“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多士》）
如此种种，虽然统治者施行“德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但民众在“德政”环境中却能获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存状况。因
第三章 来自远古的理想《周礼》
《周礼》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官制典籍。
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七七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政策，把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属国。
周武王殁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且忠心耿耿的臣子，他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以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礼仪制度，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如此礼乐制度，正是孔子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
《周礼》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所载之礼，其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几千年来，它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负载着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宗教、艺术、审美心理、民族个性等多种社会因素的文化形态，源远流长，即使对当今社会，其影响也是巨大而深刻的。
一、聚讼千年论《周礼》
关于《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向争议很多，说法最为集中的当是周公旦所著、孔子整理编纂并讲授于弟子。
西汉经学家刘歆力主此说。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文献，发现一部名为《周官》的书，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可惜冬官篇已经亡佚，只好取与其相似的《考工记》补缺。
刘歆十分推崇《周官》，认为《周官》系周公所著，“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他奏请皇上，将《周官》更名为《周礼》，列入学官。
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为《周礼》作注，在《天官&；#8226；太宰》中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礼，谓之《周礼》。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进一步夯实了《周礼》为周公旦所著的基础。
然而，后人却提出许多质疑。
一是从文体上分析，认为春秋以前的文字著述都比较简单精练，不可能出现如此洋洋洒洒数万言的长篇巨制；
二是从书中所列的官职分析，多与西周铜器铭文上的官制相抵格；
三是从西周分封侯国的面积分析，许多文献都记载“百里”，而《周礼》却说：“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显然与西周之制不合。
于是出现了下列说法：
首先，战国荀卿编著说。以东汉晚期思想家、今文经学研究家何休为首的质疑者认为：《周礼》是“六国所作之书”，因为《周礼》所述的农业生产条件与战国时代相符，其思想附会儒家关于古代社会的设想；所设计的公国方案，迎合了战国时代各国称霸的需要；书中所述行政制度，与齐国文献《管子》十分相似，如《周礼&；#8226；地官》中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管子&；#8226；立政》中说：“十家为什，五家为伍。”
同时，《周礼》中存在着浓重的儒家思想，如《天官&；#8226；大宰》中说：“儒以道得民”；《地官&；#8226；大司徒》中说：要“联师儒”，以“六德”、“六艺”教万民；还有明显的法家思想影响，如《秋官》中说：每年正月，要“布刑于邦国都鄙”；有“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
所以，《周礼》的作者，应是近于法家的儒家，即荀卿或其弟子所编著。
其次，西汉刘歆伪书说。首倡此说者是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他们认为《周礼》公诸于世之时正是王莽谋篡之日，《周礼》以冢宰集权，托周公居摄时作，其政权机制洋洋大观，正附合王莽的行事与要求。因此，《周礼》是刘歆为助成王莽篡位而处心积虑编造出来的伪书。
进一步坐实此说者，是清末的康有为。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说：“《周官经》六篇，自西汉前未之见，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
说《周礼》全是刘歆伪著，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南宋经学家陈振孙在《直斋节录解题》中说：“此书（周礼）多古文奇字。”近代学者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中说：“殷周甲骨文、钟鼎文与相证合。”
从陈、顾两人的考证得出结论，《周礼》应是先秦古籍。
再次，非一时一人所著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说：“《周礼》中所记制度，有不少互相抵牾的地方。如《地官&；#8226；小司徒》中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而《遂人》中却说：‘十夫有沟，沟上有珍；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这如何能配得起来？此外，《春官》中有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还有三皇五帝的史统，这些都是西汉时代热烈讨论的问题。”
鉴于此，顾颉刚得出结论：《周礼》“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时。”
这个论断，看似折中公允，却也遭到一些史学家的反对，认为《周礼》一书体系完密，不可能甲作《天官》，乙成《春官》，丙续《秋官》，其主要轮廓应成于一人之手，他人只能作些小的订补。
如此种种，聚讼千年，至今没有定论。
二、天下大同的理想蓝图
《周礼》共六篇：天官冢宰第一，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地官司徒第二，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春官宗伯第三，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夏官司马第四，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秋官司寇第五，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冬官考工记第六，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
六官各以官制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大一统国家而提供设计理想的蓝图。如对国家行政规划的表述如下：
首先，国都地点的选择。国都地点的选择，要通过“土圭”确定。《春官&；#8226；大宗伯》中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所谓“土圭”，即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测土深”，即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
之所以作如此选择，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此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
其次，九畿的设置。国都之外设有“九畿”，其分布以方千里的国都为中心，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
《夏官&；#8226；大司马》中说：“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第三，居民组织。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
据《地官》“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一比，五家一邻；一闾，二十五家一里；一族，一百家一酂；一党，五百家一鄙；一州，二千五百家一县；一乡，一万二千五百家一遂。
此外，乡、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
第四，农田规划。对于“野”的农田规划，《地官&；#8226；遂人》中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
沟洫、道路各有严格的丈尺规定。郑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宽度，径可以让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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