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嘴八舌侯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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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八舌侯家事-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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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我母亲。我母亲王雅兰据说是天津武清县人,1922年8月8日立秋生人,小名就叫“秋儿”。因为家里穷得过不下去,她母亲只得撇下她进城(天津)去当奶妈。母亲8个月大时,饿得皮包骨头,眼看活不成了,她父亲抱着她进城寻找妻子。不料,被妻子的东家轰出门外,夫妻不得相见。我母亲后来分析说,她娘可能是被东家给霸占了。老爷子急得捶胸顿足不知所措,就有好心人支招:“赶紧找个人家把孩子送出去吧,不然小命就保不住了。”就这样母亲被送给一家在戏班子里做事的中年夫妇。
  母亲的养母做姑娘时的名字叫白玉泉,1892年阴历十一月初一出生。家住北京东边的三间房,就是现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地方,娘家是正儿八经的旗人。上面这张照片是我母亲5岁时跟着她娘(天津人管母亲叫娘)回姥姥家参加表哥婚礼时拍的。母亲的右边是她15岁大的表哥,左边是她19岁大的表嫂,前排是她娘和姥姥。
  母亲的养母在娘家排行老大,做的一手绝好的针线活儿,全家人一年到头的衣服都指着她,因此舍不得让她出阁,倒是先把两个妹妹嫁了出去,直耗到26岁才给她找婆家。在那个年月;女孩十二三岁就有人来说媒了,26岁已经有嫁不出去的危险了。男方自然也是大龄青年,听说结婚时还瞒了岁数。就为这事儿,夫妻感情受了影响,因此婚后几年没有孩子。经热心人给撮合,也是为了积德行好,他们就收养了我母亲。这位养母还很开明,在我母亲出嫁前,竟把她知道的原原本本地道了出来,就连收养时母亲身穿的小衣服、一张写着母亲生辰八字的纸也还一直保留着。母亲遇到的这家,家境不错,算得上是小康,母亲还能跟着养父识字读书,后来长大学习京戏。只是养父的脾气不大好,爱发火,在后台,大伙都有点儿怕他,人送外号“咬牙王”。
  我父亲可没有我母亲那么幸运,他的出身始终是个“谜”。父亲虚龄5岁时跟后来成为他舅舅的张全斌坐火车来到北京。据说,父亲是1917年农历十月十五酉时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小酉”。张全斌是戏班里的跟包,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穷娶不起老婆,反正他一辈子打光棍儿。他把我父亲带到北京送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父亲的舅舅,我们的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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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孤儿(2)
据父亲的档案记载,父亲的养父侯连达、养母侯张氏。家住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织染局胡同,满族镶蓝旗人氏。祖上也曾是殷实人家,转入民国,因无生存技能又染不良嗜好逐渐败落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名义上是8口—奶奶、爸妈和我们5个孩子,实际上是11口,因为父亲每月还要支付他的舅舅张全斌,另外还有一个师父、一个师娘的生活费,尽管我们从小几乎没有见过他们。父亲对这个舅舅应该说是尽了全责的,一直到把他送进火葬场,回来时手里拎着几件老人随身穿过的旧衣服。老人对我父亲的出身始终讳莫如深。听母亲说,直到他弥留之际,父亲守在他的病榻旁恳求他,他也还是不肯透露半点。如果说老人有私心,怕我父亲找到亲生爹娘后不再赡养他,那么,为什么到他临终前还要保持缄默呢?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他向什么人承诺过什么吗?所以说,父亲的出身是个谜,这个谜折磨了他整整一生,是他心灵上一直淌血的创口。
  父亲一生拜过三位师父,即:拉胡琴的颜泽甫和说相声的常宝臣、朱阔泉。据当时的报刊透露,常老师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倒卧”在北京背阴胡同医学院门旁;朱老师则暴病逝于1942年(详见侯一尘悼念大面包文,原载《游艺画刊》1942年)。因此,父亲后来多年尽孝的就应该是对其最为“严厉”的颜泽甫师父。又听说师父、师娘不是一家,也就是说父亲供养的不是颜师娘,而朱师娘直到“改革开放”前还在世,且由三个女儿赡养。那么,就此推理,父亲一直侍奉的师娘就应该是常宝臣先生的夫人—常师娘。
  我想,我的父母能够走到一起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背景有许多相同之处—第一,他俩都是孤儿;第二,自幼学习京戏;第三,社会关系大都与戏班子有关。听说,父亲当年向母亲求婚,姥姥有点不乐意,倒不是嫌父亲太穷,而是嫌父亲已经有过两房妻室。听了父亲的身世,姥姥点头叹了口气说:“唉!咱们这也算是孤的爱苦的吧!”就这么着,答应了。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向来自信的父亲一生惟独只佩服母亲,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2007年2月26日
  

摇摇篮的手(1)
侯錱
  “The hand that rock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这句英文成语翻译成中文是“摇摇篮的手统治世界”,意思是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个女人在支持他。但要说起我父亲背后的这只手,就必须先从我母亲的养母说起。虽说我父母是自由恋爱,但没有她老人家的首肯,这门婚事也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父母订婚时,男方家长是我的舅爷张全斌,女方家长是我姥姥王白氏,当时双方订立了一份口头协议—因为王、张两家均无后,将来生的第一个男孩要姓王,第二个男孩要姓张,以续王张两家的香火。可见,当时双方家长同意这门婚事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以牺牲两个儿子的姓氏为代价的,不可谓不苛刻吧?不过后来,这份协议不知道怎么就没有履行,估摸是解放了,人们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看得淡了。不然,我俩哥可能会一个叫王耀华、一个叫张耀文,那样,我们家就得唱《红灯记》了。
  我姥姥(我们叫她奶奶)在我们老侯家是一等一的功臣,不光我母亲,就连我们兄妹也都是她老人家一手拉扯大的。王家收养我母亲时,姥爷王德山已经39岁,姥姥王白氏31岁。茹苦含辛,悉心培育,待到母亲20岁唱红能够挣钱养家时,老两口已然一个“知天命”、一个近“花甲”了。又两年,母亲总算可以自己“挑班儿”了,一家人跑码头来到徐州府。不想,好景不长,姥爷突发高血压脑溢血,在他60岁生日后的某个晚上暴病身亡。扔下孤儿寡母,流落异乡,顿时没有了主心骨。那是1944年,我母亲22岁,台上台下处处人见人爱。先是戏园子的老板,见母亲是棵“摇钱树”,便要她“卖身葬父”,硬逼着母亲和他签了三年的合同才肯拿出钱来办丧事。接着一个国军军官硬要娶母亲做填房,放出话来,只要同意,不论买房置地还是开买卖,老太太一句话的事。总之,软磨硬泡,外带24小时派人“保护”。老太太就一句话:“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我不能缺德!”后来,有朋友托了火车站上的亲戚帮忙,母女俩连行李也没敢带,登上一辆即将发动的北上列车,逃回了天津卫。
  我们兄妹小时候,都接受过这段“家史”教育。无疑,我姥姥觉得这是她生平干的第一件最明智的事。第二件,是她力排众议,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说相声的穷小子。在那个年月,虽说都叫“戏子、艺人、吃开口饭儿的”,同处“下九流”也分三六九等。唱京戏的在演艺圈里“拔尊”,就拿我母亲说,她在京戏演员里顶多算个二三流,但是拿的包银却是像我父亲这样蹿红的相声演员的三倍不止。姥姥能允许闺女“下嫁”,尔后不久,这个女婿又红遍了大江南北,且比亲生儿子还要孝顺,谁能不佩服这位老太太有“眼光”呢?别看我姥姥没上过学,却也识文断字,一张嘴就是成语。原因是她天天听话匣子,听评书听京戏,受的是“戏文”教育。里面虽然没有数理化,但是对中国历史、礼义廉耻、为人处世的大道理一点也不陌生,要不,过去怎么有句话说“听书看戏劝人方”呢?
  我母亲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性格温和贤淑,做事任劳任怨,感情专一,宽容厚道,相夫教子堪称典范。她24岁嫁进侯家,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一个令人羡慕的舞台新星摇身变成了一个后娘,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在中国,为人继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信您看,无论文人的书中还是百姓的口中,后娘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不是用芦花给前妻的孩子做棉袄,就是把炒熟的麦粒拿给前妻的孩子去播种。就连妇女哄孩子都会说:“别闹了,你要把我气死了,你爹得给你找个后娘。”孩子听了立马就消停。
  我大哥耀中1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站立不起。父亲带着去看号称“小儿王”的著名西医,西医摇摇头表示束手无策。就在父亲绝望时,母亲说,不如试试中医吧!父亲就找到名医赵锡武,赵大夫看完病问父亲:“我开了方子,你敢不敢给孩子吃?”父亲说:“您敢开,我们就敢吃。”“那好!我先开几服汤药,每服药搭上两丸苏合丸。这药是大人的剂量,还必须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没人敢给这么小的孩子用啊!”此后,母亲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耀华交给我姥姥带,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药,还得带他去针灸按摩。大约半年后,我大哥的病完全治愈了,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1961年他参军到海南岛战线文工团当文艺兵,正好赶上部队搞“大比武”,他被派往“尖刀班”学习,竟然还参加了横渡琼州海峡。几年前,他主演了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春打六九头》,60岁的人了,依然健硕。
  

摇摇篮的手(2)
我的妹妹咪咪,年纪小我两岁,1954年出生,属马。她是全家最小,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母亲总说,这个孩子不光长得漂亮,而且天资过人,小小年纪打扑克竟然能赢父亲。要知道,我父亲的“牌艺”是大家公认的,不论扑克还是麻将,两圈儿过来,谁手里有什么牌,什么路数,他早已心知肚明。父亲的学生于世猷有一段回忆:“侯老是个扑克迷,无论到哪儿演出,总要带个牌手。侯老同郭启儒演出,我陪着侯老玩牌。我记得有一年元旦,侯老叫我陪着郭启儒他们去了中南海,两位老师在舞会的中间夹了段相声,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午夜,新年钟声敲响了,大家唱起了《东方红》,毛主席站起来和大家招手。尔后,我跑到后台,和侯老玩了岁初的第一把扑克牌。你看!侯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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