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东方红》，毛主席站起来和大家招手。尔后，我跑到后台，和侯老玩了岁初的第一把扑克牌。你看！侯老即使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时的空隙，也忘不了玩上一把。”正所谓“腰里别副牌，得谁跟谁来”嘛。
我妹妹咪咪4岁时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原本病情已经稳定。7岁上小学时， 因为误打了某种预防针，旧病复发。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药品食物匮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时好时坏。拖到1962年开春，不治而亡。那天恰好是父亲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启程的日子。父亲临走前，到北京儿童医院看望住院的咪咪，嘱咐她安心养病，等父亲回来就接她出院。
下午，父亲刚到火车站，医院来通知说，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单位领导让父亲留下来料理后事，父亲谢绝了。父亲说：“海报早就贴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观众会失望的。”父亲走了，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一连三天，只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从此，直到她去世，每天两包香烟。母亲还留下一句名言：“戒饭行，戒烟不行！”
小妹去世时，姥姥已经70多岁了，我们兄妹三个年纪还小，不懂事，谁也帮不了母亲。别人我不记得，只记得我自己那些日子好像比平时乖了点儿，没有总嚷着肚子饿要吃饭，也没闹着要出去玩儿，其他，什么也没为母亲做过。父亲一走就是几个月，现在想想，父亲在外面的那段日子也一定不好过。但是母亲一人在家，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家人，她自己必须硬撑，做一个名人的妻子，内心的压力恐怕不足为外人道。
上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宣武门外的一个两进的四合院里。那时，外地来京的学员一般都是住在我家，尤其是从部队上来的，就住在我家的西厢房。父亲上午通常起得很晚，吃过午饭去上班，晚上演出后，一般得10点多钟才能到家。此时，他准是又饥饿又兴奋。母亲将酒菜端上，父亲边喝酒边给学生上课。一吃一说至少也得两个小时。母亲天天都得跟着熬夜，幸亏有唱戏的底子。不过，他们的这种作息时间，与我们孩子的大相径庭，一年到头，我们能见到父亲的机会并不多。白天父亲不在的时候，就由母亲“代课”，由母亲教学员练习京剧的眼神、手势、身段、水袖、台步等等。这事儿，父亲的好几个弟子在回忆中都提起过。此外，母亲还要抽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譬如参加区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义务演出等等。
母亲在外婆的帮助下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为了不让父亲分心，她养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如果哪个孩子学习进步被老师表扬了，哪个孩子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了，哪个孩子懂事帮大人做家务了，她都会在晚饭时向父亲汇报。反之，如果哪个孩子生病了，哪个孩子功课不好跟不上了，哪个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她都不肯告诉父亲，自己处理。我们家里除了过年过节还有两件大事，那就是每年为姥姥庆寿、为父亲过生日。这两件事在我们家远比过春节要隆重得多，母亲一般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张罗，采购食品、通知亲朋好友、打扫卫生，里里外外就看母亲一人忙活。直到“文革”结束，姥姥已经去世，我们也都长大了，突然有一天，大家才发现怎么从来没有给母亲过过生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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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篮的手（3）
此外，母亲在创作上也给予过父亲许多帮助，例如：父亲有一段相声叫做《规矩》，是根据传统相声《规矩套子》改编的，其中一段：
……
甲 几个月的小孩儿不会说话。
乙 那么他饿了呢？
甲 会哭。
乙 噢，就是哭。
甲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他饿了。
乙 饿了。
甲 赶紧给温奶。
乙 是了。
甲 灌好了奶瓶子。
乙 嗯。
甲 你别瞧他哭那么凶，只要奶瓶子往嘴里一搁……
乙 嗯？
甲 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乙 吃了。
甲 跟大人不一样。
乙 噢？
甲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炸酱面？
乙 啊，他吃不下去了。
甲 就是啊。
乙 嗯。
甲 他那哭也是语言，就是告诉你他饿了。
乙 饿了。
甲 给你提意见呢！ 你得赶紧给他吃。
乙 那可不。
甲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乙 是啊。
甲 你往起一抱他立刻他就不哭了。
乙 噢。
甲 不哭了他可嘴急，你这一动他，他还没吃到嘴里头呢……
乙 嗯？
甲 这会儿他就吭哧，北京话叫吭叽。
乙 吭叽，怎么个样？
……
甲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乙 是啊！
……
甲……你说咱们要有个聚餐宴会什么的，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吭，吭，吭，吭……
这一段就是我母亲的创作，很明显，只有哺育过孩子的妇女才能对孩子的一举一动有如此细微的观察。当然，能展现母亲才智的不只这一段，尤其是父亲那些和京剧有关的段子，父亲总会很虚心地听取母亲的意见。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父亲中断了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创作体验。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离我家不远的旧广播学院的灰楼里，每天刷厕所，铲煤，写十七年“反党”的交代材料，不准回家。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亲让她给父亲准备过冬的衣服，还带回一句话，要母亲和他离婚，免得受连累。父亲收到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造反派的头头，跟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只要把王雅兰的骨灰给我就行了。”后来，父亲看到母亲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们说他们不做逃兵。”父亲这才相信母亲还活着。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被暂时放回家。他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为抄家的红卫兵随时可能推门而入，你也弄不清他们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单位还是社会上的，当然也不敢问。父亲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来要，解释不清，就让母亲想法帮他藏起来。母亲很聪明，她把材料放进一个塑料袋捆好，再放进我家的面缸，用面粉盖起来。这招儿果然很灵，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来。这个秘密后来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我很佩服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父亲是不是能捱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难说了。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对着镜头用手指着母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这就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评价，可见，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
2007年3月5日
我当年的住处
侯宝林
从我进入社会起直至1948年底，北京就没有景气过。我8岁时，北京刚刚有了当当车（有轨电车）。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官员、富商相继离去，穷人更加明显地多起来。就说我住的那条胡同—福寿里（原名中官房）吧，南北几十户人家，整条胡同只有一辆自行车。
福寿里当中有一个大坑，附近的垃圾都往坑里倒，这给我们这些穷孩子“就业”—捡煤核儿提供了方便。我住的19号院，东墙外有一座齐墙高的土山，那是用全院多年的垃圾堆成的“假山”，站在“假山”上鸟瞰院子全景，你会惊叹北京的老瓦匠真有本领，全院9间房找不出一块整砖，最大的是六七分头。墙壁全是四周垒碎砖，中间抹灰，北京管这种房叫“棋盘心儿”。
北房东头第一间住着一位爱干净的老头儿。所谓干净老头儿，也就是外衣没破口儿。我捡煤核儿以前身上比较干净的时候，还到他屋里串过门。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屋里连续打嗝儿，老头儿说：“我窗台上搁着三大子儿（铜板）是你拿去的吗？”当时我吓坏了，急得出了汗，忙说：“没有，我没拿！”老头儿才慢条斯理地说：“知道你没拿，为了治你打嗝儿。”老头儿一吓我，我真的不打嗝儿了。于是，我跟他学了手治打嗝儿的方法。
第二间是后搬来的东北人，像是刚刚赋闲的高级官员，说话挺大呼。搬家时，他指着一双黄色的鞋说，别给我压坏了，这是花6块大洋买的！这句话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们院确实找不出一件值6块大洋的东西。
我们家住第三间。第四间住着拉洋车的老少三代。北房的西头两间是绱鞋的一家人。南房两间，一间住着父子俩，老头靠儿子捡“沟货”过活。另一间住着拉洋车的一家。西房一间住的是我的老师颜泽甫一家三口。老师每天走着往返前门外“八大胡同”，靠串妓院拉京胡卖唱维持生活。
全院除了过大年能见到有人家买肉，平常日子到兴化寺西口外买两个铜子儿的汤油就算有荤腥儿了。赶上夏天，也许来个卖“杂合菜”的，挑着两个铁桶。那菜虽然名叫杂合菜，其实主要是汤。如果赶上母亲高兴，买两个大子儿的，再赶上里面有虾汤的红色油珠儿，就真算开大荤了。母亲有经验，她先尝尝，因为尽管还没馊，可是已经酸了。她搁点碱，中和一下就能吃了。那么脏的“杂合菜”，吃了也不得病，大概是穷人抵抗力强。
我们院里有棵大白枣树，枣又脆又甜，掉地上就碎，真是好吃极了。但大家谁也不打，都认为是房东的财产，我们这些小孩也只能靠大风的恩赐。今天也许会有某个小兄弟骂我们“傻冒儿”，但不管怎么说，生活是贫困的，人是规矩的。
邻居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顺子他妈，她小时若能学唱歌，准是个出色的女高音。她每次一喊“小—顺—子—”，能使整个福寿里居民得到音乐享受。
我住的地段还不是北京最穷的地方，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穷德胜门，烂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的确，最穷的应该说是西绦胡同，那里住的大部分是换取灯儿（火柴）的，那些婶子大娘们每天背着大筐走街串巷叫喊，也难得温饱。
现在要想找我的老住处已经不可能了，就在福寿里，我当年捡煤核儿的地方，盖起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楼，年复一年地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我的住处也是今非昔比。现在我住进了宽敞、亮堂的高层大楼。当然，北京的住房仍然比较紧张，政府还努力想办法，可人民的生活跟过去比，毕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逢国庆35周年，看看今天，不知当年的邻居们还记得过去不？
父母同台（1）
侯錱
我的母亲王雅兰自幼学习京戏，16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在早年，梨园行分工很细，旦角门里有闺门旦、花旦、贴旦（比较次要的旦行）、刀马旦等等，各司其职，各有各的戏路。据说清末民初的艺人“一杆旗”、“九阵风”都是唱刀马旦成名的。但凡唱刀马旦的，不论男伶坤伶，都要求“武功纯熟，步法整齐，腰肢灵活”。专工儿戏有：《虹霓关》、《樊江关》、《马上缘》、《穆柯寨》、《天门阵》、《蟠桃会》等等。母亲19岁时，已经名声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