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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迅速跑回家看母亲的反应。她从不听广播，因此不知道这个消息。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后，一脸阴沉。虽然有时我听他会在刮胡子的时候，充满希腊式感情地对自己哼着“上帝保佑美国”，但我从不知道原来他对美国的热爱是如此之深。当描述这次日本对“世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偷袭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眼眶里也充满了泪水。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知道了珍珠港的位置。在学校，从7年级到高三年级的学生（高中和初中在同一教学园区），都在讨论珍珠港事件。与他们一样，老师们指着世界地图或转动地球仪，向我们展示太平洋的战况，所有人都惊呆了。早上11点半的时候，学校所有人员都集中在学校大会堂，倾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做演讲。收音机旁挂着几个扬声器，好让我们听清楚。我们听到罗斯福总统走上演讲台，开始了一段简短却充满激情的演说：“昨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一个永远烙上耻辱的日子……”当他讲完后，我们不再震惊，而是变得愤怒。之后的日子里，学校里每个符合年龄条件的人，包括我，都志愿参军。不幸的是，我的高度近视使我无法入伍，约翰也因年龄限制而无法参军。我们这些未参军的人，打算种植“胜利菜园”。另外，我们也要做出牺牲，那就是限量使用奶油、糖、肉、汽油和轮胎。妇女则纷纷去工厂上岗。我们都通过购买战争债券，进而维持战争所需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用心取悦（6）
中学的最后几年过得特别快。我在咖啡馆的职责已不单单是收银员，而是几乎负责所有杂务：洗盘子、上菜、收盘子和拖地。父亲每天付我一美元的工资。周末，我会在科尼乡间俱乐部度过。白天，我在那儿上高尔夫课，并学习如何做一名高尔夫球童。作为学费，晚上我要在俱乐部做服务生。后来，我当过球童，每局能挣50美分的大数目，有时还能拿到10美分小费。读高三的时候，也就是我组织舞会的那一年，一批建筑人员来到科尼，在城郊建一个新的空军基地。这批人的到来意味着父亲将有更多的生意和收入。一天，在咖啡馆柜台工作的我遇到了一个工头。他的职责是监督基地的机场跑道施工。后来，他成了咖啡馆的常客，我也总是为他端上特别大块的馅饼。最后，我终于鼓足勇气问他那边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星期六来吧，看看有没有工作让你做。”他说。
他派我看管建筑工人施工后留下的琐碎东西，大部分是废弃物。这些东西堆积在建筑工地的一个角落里。这份工作很轻松，我只要坐那儿盯着垃圾堆，保证没人把它们偷走就好了，手还可以放在火堆上烘暖。那天下班前，他告诉我，我做得符合要求，可以拿到周末加班费，还给了我一张支票，这可是18美元啊！
那天晚上，当我走进咖啡馆的厨房时，父亲正在专心地切牛肉片。他的袖子是卷着的，围在衬衫前面的围裙上沾满了血。看我进来，他用手腕把前额的头发往后撩了撩，然后对我说：“大人物，新工作感觉如何？”我期盼了几年的一刻终于来临了。“爸爸，其实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你大概想知道他们付了我多少。”说着我把支票放到了宰切台上。
看着支票，他哑口无言。我相信以前他工作的时候，经常是一天都赚不到18美元。在大萧条期间，尽管咖啡馆不分周末、昼夜不停地营业，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只有25 000美元。而这些收入要养家糊口，要支付两个厨师、一个洗碗工，还有杰克·瑞恩（Jack Ryan）——几年来一直是他一个人管理着通宵经营，什么都是他做的：烹饪、上菜、洗碗，但他从来都是挂着一张笑脸。另外还要支付4个女服务员，她们每人每天一美元，包吃，可自留顾客小费。中央咖啡馆的收入使父亲能经常汇钱给远在老家瓦利亚的亲人，而给母亲尼阿塔老家亲人汇钱的次数则要少些。另外，他往这两个地方寄去好多衣柜大小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旧衣服。有了咖啡馆的生意后，父亲向我承诺，在我高中毕业后，他要为我提供“用钱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后来，在我拿到纽约州摄政奖后，实现这一承诺的概率越来越大。科尼小城隶属于水牛县，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必须在水牛县统考的考试中获得第一名。获奖后，只要在纽约就读大学，就能获得这笔奖学金。
摄政奖清楚地表明我的未来不在科尼。桌上那18美元的支票也说明了这一点。我认识到原来我还有好多选择，但我并不知道这些选择到底是什么，我想亲自去探索。同样，我也知道，或者说是感觉到，我将去其他地方寻觅。很快，我就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进入一片可以拥有独立生活的世界了。
火车缓缓东驶（1）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43年春天，我以年级（共180人）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朗费罗高级中学。我很愿意也很期盼离开科尼，去寻求一段更加宽广、更能接触社会的经历——最重要的是，不要有那么多希腊习俗。至于我是否已经准备好则另当别论。
我决心申请麻省理工学院。由于长期卓有成效的理工科教育，麻省理工学院成了优异的代名词。父亲有个朋友叫赫伯特·库欣（Herbert Cushing）。库欣博士是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师范学院（Nebraska State Teachers College）科尼分校的校长，也是咖啡厅的常客。他告诉父亲麻省理工学院是最好的选择。父母很重视库欣博士的意见，因为他的博士学位是一个移民家庭想让孩子达到的最高成就。库欣博士还说我很可能考不上这所大学。当时战争还在继续，麻省理工学院把大量精力花在军事研究上，从研究雷达系统到后来为世人所知的原子弹，教学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它决定只招一小部分大学新生。这样，它的教职工就能钻研军事研究了。如果说我的高中生涯让我明白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可以用不懈的勤奋达到想要的目标。我能比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更多、学得更勤奋。如果只有这么努力才能成功的话，我会那样做的。为了考取麻省理工学院，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师范学院学了半年的物理和数学。
1943年末，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沾沾自喜着：“跟你说过我会成功的。”最终，在1944年的春天，我整装待发了。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复杂的选择，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一方面，我想远离科尼。1773公园游泳池旁的那块标牌让我知道：如果波士顿与科尼相距1 733英里，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也在1 733英里开外。这就意味着我要乘两天火车才能到达那里。大学的假期不长，而且在战争年代，交通也很吃紧。因此如果我不想回到封闭的希腊社区的话，我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另一方面，我仍旧不是做工程师的料。虽然我的数学很厉害，但在那些计算机尚未发明的岁月里，工程学要求有基本的绘画能力。我画一块能让别人认识的砖头都很费力，更何况是画桥梁之类的复杂事物。此外，我机械方面的智商也很低。即使是在今天，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开联邦快递的信封，那些“需要组装的”玩具和家具更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综合这些因素，当时我就不应该选择麻省理工学院。从丹佛到芝加哥的联合太平洋火车是一辆流线型火车，途经科尼市。它会在晚上经过科尼（科尼不是重要站点）。下午的时候，我把准备的东西放入手提箱，手上拿着一件火车上要穿的外套。时间差不多了，我合上手提箱，拖着它走上我家的车。父亲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母亲则和约翰坐在后排。从家里到火车站不需要多少时间，途中可以看到中央咖啡厅的霓虹标志。到火车站后，我们一起走向候车站台，在那儿等待火车。这一刻，我的心中既期待又害怕。母亲焦急地拿掉我外衣上根本不存在的绒毛；约翰让我给他寄明信片；父亲则将一团200美元的旧钞塞入我的手中，让我把钱放入钱包。200美元中，有些是我自己用储蓄罐存下的，有些则是他给的：罕见的礼物。“这些钱要慢慢花。”他说。 。。
火车缓缓东驶（2）
很快，我们听到了西面驶来的火车的鸣笛声，它的前灯也渐入眼帘。不一会儿工夫，它进站了。一个巨大的柴油动力机头拖着12节车厢。科尼是个短暂的停留地；停下后的火车蠢蠢欲动，渴望再度前进。我拥抱了母亲，收下了她为我准备的点心盒——供我晚上在火车上食用；我也与弟弟握了手，我会想他的。对于约翰，我既嫉妒又钦佩，因为他有着无忧无虑的性格，敢于摆脱世俗的束缚，并且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惩罚，这是我所不敢尝试的。一直都是我履行着长子的职责，而现在我告诉他要好好照顾母亲。父亲找到了卧铺车厢，然后把我的手提箱放在铺位的上方，示意一个想上前帮忙的搬运工离开。我没想到他居然给我买了一张卧铺票，而不想付给搬运工小费却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中央咖啡厅的服务员很少收到小费。列车长在站台上发出指令，“所有人都已上车了，”父亲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看着我的眼睛说，“儿子，我说过我会让你享有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我知道，你会好好表现的。”这更像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预测。说完后，他猛然转身，缓慢地走下台阶，朝站台走去。
前边远处，汽笛声响起，火车开始出发了。我朝站台方向望去，看着我那忧郁的母亲和挥手的弟弟，还有一旁缄默的父亲。我终于自由了，不用再遵从希腊习俗，不用再面对母亲的悲伤，不用再忍受严厉而又专横的父亲。现在，我可以成为我想要的，那就是做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人。然而，看到他们站在站台上，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毕竟，我知道我一直过着封闭的小镇生活，从来没去过“东部地区”。听说那边人都是“城市滑头”。我知道我能在科尼与别人竞争，但换做波士顿或纽约呢？
在火车上，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镇来的乡下人，游离在老于世故的州际火车旅客之间。但令我高兴的是，似乎没人看不起我。后来，当同行乘客准备睡觉时，我却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上一分钟，他们还穿着平常的衣服，等再见的时候，他们却都已穿上了睡衣和睡袍。我没想到卧铺车厢里的乘客会穿睡衣。顿时，唉，这就是科尼的聪明人！我的脸红了起来，心中似乎在呐喊：“我是一个没出过远门的乡下人。”
那晚，我穿着裤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着这个失误。我想我可能根本不是那么聪明，这令我很不安。我喜欢知道一切，喜欢掌握一切事态。那个夜晚很漫长。最终，东行的火车遇到了东升的太阳，我从床铺上起身，期待其他人都已换上白天的装束，这样，我就可以再次混入其中，而不必与众不同。随后，我洗了把脸，也刷了牙。可是当我拍拍口袋，确认没有丢任何东西时，却发现钱包不见了。我感到极度恐慌，于是在身上找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我才断定：钱包真的不见了！我的脑中充斥着可怕的想法。难道与我同行的乘客见我是个无助的乡下人，在昨晚偷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