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通话过后，我知道我只能孤军作战，我的感受不能再向父母提及，他们不会理解，只会不断地打击和给我泼冷水。而这种“爱我”的方式无疑会击垮我那颗满怀希望而又脆弱的心。
但是，在进入决赛之前，我还是忍不住给母亲去了电话，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然后就很不高兴地挂了电话。在这之后，父亲又打了电话来责备我，说我不把功夫用到正经学业上，跑去参加选美，是鬼迷了心窍！在这次的责骂中，他说：你现在马上就给我退出！你根本拿不了冠军，我还不清楚我自己从小养大的女儿吗？况且，你想得的冠军是个什么荣誉，奥运冠军还是“诺贝尔”奖？你稀罕成这样？没出息的东西！这种冠军，拿了又怎么样？只能证明你是个绣花枕头！我的女儿怎么会这么虚荣！
听了父亲的话，我十分反感。这并不代表我不能体谅父亲，而是这种教育的方式已经成为我们父女之间沟通的障碍。和他用这种方式交流，我感到想把生命还给他，因为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的怒火。在他的心目中，成功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的。所以当时的我，默默地挂上了电话。
到北京求学，是令全家人都悬心的事情，这意味着我失去了工作，所有的花费都要依靠我那点不多的积蓄。父母从小对我进行节俭教育，让我有钱时要想着没钱的日子，所以我留了一部分钱在母亲那里。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刺激我减少开支，增加学习紧迫感。时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珍贵的，而当时的我尤其有这种体会。参加这样的大赛，会耗费掉我本应用于学业上的时间，这一点，我不否认。虽然我竭尽全力在制止成绩出现下滑的现象，但是，在几个月以后，我遗憾地发现，功课荒废了不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怕他“凭空”得了一个怒斥我的理由。虽然避免了父亲的责骂，我的心理压力反而增加了：一年半的时间转瞬即逝，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成学业，又该怎么办呢？这比挨骂更可怕。
我陷入很深的矛盾中，不能自拔。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有过退出的念头，但九岁的那个小姑娘站在我的内心深处冲我大声叫喊：你为什么不坚持，如果你坚持了，也许你就是中国第一个世界长跑冠军！这正是我九岁时说过的话。人，总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吧，而“梦想”是我全部的追求。爸爸，如果宿命已经注定我要为我追求的梦想付出代价，那么，起码让我挺直了脊梁去承受吧！
没想到的是，回到家里时父亲和母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这种态度的改变也是被动的，血缘关系令我们一家人彼此了解颇深，我断定父母亲不是单纯地为了我获得冠军而感到激动和自豪。而后来他们的话语也证明了这一点。报纸是母亲同科室的人递给母亲的，这人还顺便递了一句话：“你女儿这下子出大名了！”父亲是在下班的路上被人叫住的，他告诉父亲说：“你们家飞出了只金凤凰啊！”在我回家前的一个星期里，他们接到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亲戚们的祝福，三叔的一句话最令父亲满意和兴奋：
“行啊，马家出人物了！二哥，这可是长脸的事，咱们家也出了个上电视和报纸的人了！”正是这些人的衷心祝福，使父母亲“笑逐颜开”。初见我时父亲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慢慢就适应了，他给我布置了个任务：
“你现在是名人了，要合理地运用你的名人效应。好多名人都免试在中国著名的学府里学习，你也应该去试试，你既然那么喜欢学语言，就写封信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长吧。”
根据我和小谦在报摊上的遭遇，我明白到这件在我们全家人心目中“光宗耀祖”的事件并不见得能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是我没有对父亲说，第一，当时的我幼稚得可以，真有了“这件事情也许可行”的侥幸心理；第二，可怜天下父母心！
愉快的气氛被我带回的礼物打破。父亲发了火，他接过我递给他的那只包装精美的盒子，摘下眼镜仔细地看清楚它的价格时，他的口吻变得很严厉：
“名人效应”（2）
“我戴不惯一千多块钱的表，你马上给我退掉！”
他把盒子递给我，一副说一不二的模样。直到他明白这块表是从千里以外的北京买回来的，暂时退不掉时，他才把它放在手边的茶几上：
“你，一个学生，挣多少钱一个月？花的倒不少，真是见过世面的人，学会花钱了。”
我不得不向他解释说，这是用我此次获得的奖金买的，两万元的奖金完税后还有一万六千多，所以才买了不少礼物。此时母亲站出来帮我说话，妹妹也高兴地捧着她的新装回卧室里开服装发布会去了。父亲可能觉得在这种气氛中他的“父威”就算有所体现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只好不情愿地把手表给带上了。表是带上了，可没忘了教育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这个时候，不要让一点小小的成绩蒙骗了自己，应该考虑长远。”
父亲的话总是那么有道理，只是听了有点令人扫兴。不过，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这其中的滋味，我心领神会。
此时妹妹透过门缝向我打招呼，我明白她穿了新衣服需要我的鉴赏。我父亲的孩子们见了他就想开溜，更别说眼前摆着这样好的借口，没等她招呼我第二次，我就以最快的速度钻到房间里去了。
假期总是比人们想像得要短，二十天后我挥泪告别了我的父母，再一次远离家乡，去异地求学。人的思乡情绪会随着分离的距离越远越浓。母亲在站台上洒下了热泪，我则是在列车离开资阳站后哭泣的。父母的情，家庭的爱是那样地令人不舍，我在心里向他们道了声珍重！
我带着父亲布置的作业回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满脑子都是要把这个念头付诸实施的滑稽想法，不爱交友的我开始学习在校园里闲逛并且与陌生人搭话，试图寻找一些线索。另外，每天下课后我会“窜”到讲台前问老师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例如咱们学校有没有过招特殊生的先例啊，特长生又是指哪一部分学生等等，弄得老师总拿白眼看我。不被人理解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成为了习惯，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击。
一个多月后我向父亲汇报了我的工作成果，并且明确地告诉他，他的那个主意是完全行不通的，而我的努力自此画上一个句号。父亲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喃喃地说道：“哦，哦，你让我再想想看。”我不明白他到底还要想什么，于是挂上电话十分钟以后我出现在健身馆里，把这件事情忘了个精光！
谁知两天后的课堂上收到了父亲的“夺命连环呼”，回电话过去才知道父亲不知道从哪里为我寻到了个“救星”。此“救星”的具体功能和使用方法他并没有向我交代清楚，只告诉了我他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
“孩子，一定要抽空去一趟，这也许能改变你的一生。”父亲认真地说。
我遵照父亲的指示去拜访这个可能会改变我一生的“救星”。
为他选礼物的时候我花了一点时间，为了严格遵守父亲的“要拿得出手，但不要花太多的钱”的家训，我在各大商场里游走。下午两点，被逼无奈的我跑到菜市场里去买了一堆水果，并且吩咐老板娘用一只篮子包装得精美一点，总算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转了三趟车，终于到了“救星”的仙居。那是一栋高层塔楼，年龄不小了，墙皮开始脱落，玻璃也残缺不全，但受过“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教育的我，并不认为“救星”住在这样一栋破旧的建筑中有什么不对。乘电梯上了十楼，按响了门铃。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年男人给我开了门，他身边有一个二十岁左右年纪的小女孩子，递了一双拖鞋给我。
“您就是孙伯伯吧？”我礼貌地打着招呼。
“哎，我就是。快，琳琳，给你这个妹妹倒杯茶。对了，是妹妹还是姐姐？”孙伯伯吩咐着那个女孩子。
“我是属马的。”
“哦，那你大些，我们琳琳是属羊的。”
我讨好地向琳琳点了个头，但琳琳并没有理我。从我进门开始，她一直用一种警惕的目光在打量着我，这使我紧张起来，手心微微出汗。
“我，我今天来，很冒昧，一是来看看孙伯伯，二是，嗯，嗯……”
我感觉我的开场白并不成功，于是就尴尬地“卡了壳”，拼命地用语气词来掩饰我的情绪。这时我抬头看了琳琳一眼，还好她这会连看我的好奇心都没有了，正在吹着指甲，这使我感觉舒服了一点。
“你的情况，我都听琳琳她阿姨说了，不容易，跑这么老远来求学，有志气！我当时就说了，这样的事情我愿意帮忙。”
听了他的话，我更放松了，于是我急切地说：
“我就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有文凭的！”
这时我又和琳琳的目光相遇了。她的眼中有一种轻蔑的神情，她的嘴角微微地翘了起来，像是听到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这一刻我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的心里顿时升起了一种敌对的情绪。
“救星”没有察觉到这一切，他还在热情地招呼琳琳：
“琳琳，把你的草莓拿出来给姐姐吃点嘛。”
这一次琳琳没有拒绝，她起身向厨房走去，不一会，她向她的父亲喊道：
“草莓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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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效应”（3）
“苹果呢？”
“苹果也没有了。”
“这……”老人家显然有点着急了，“你昨天不是做了一大碗沙拉吗？放在冰箱里的，拿出来一起吃嘛。”
又过了几分钟，琳琳拿着一小碟水果沙拉来到我面前，她满不在乎地踢开一只挡住她去路的小板凳，将盘子啪地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在我的对面坐下，根本不用招呼谁，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来来，尝尝我们琳琳做的沙拉，不比外面馆子里的差呐！”
我用一根牙签叉起一小块苹果，慢慢地放进嘴里，接受了老人的好意。
我不希望待的时间过长，所以准备告辞，我说：
“孙伯伯，谢谢你今天能抽出时间来招待我，我的事情，麻烦您多多费心了。”
孙伯伯没有叫我马上走，他让我把想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式学生的愿望写下来，由他转交给北外的学校领导。
于是我坐在他那张老式书桌前，写下了这封信：
尊敬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先生：
您好！冒昧地写信给您，是基于一个失去高考机会的学生对重获学习机会的渴望。
目前我正在您所领导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里进修英文，自我学习以来，北外严谨的教学作风，良好的学习风气，以及独特的教学方法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那时起每一个有幸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受教育的正规生们便成为了我羡慕的目标。
几年前，由于学习成绩普通，我与高考失之交臂，这使我不得不比别的孩子更早地从事社会工作，也令我比别的孩子更深刻地认识到受教育的幸福和重要。我常常梦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所大学的正规学子，那么我一定将我的全部热情投入享受学习生活中去。
二〇〇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