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甲午年的中日海战:首败- 第1节

序：转折时代的命运（1）
甲午年，1894年。
　　写下这个坐标式的年代，可以顺着历史的灰烬找到那些消失的人和事。更多的人熟悉这个年份是因为一支庞大海军的覆灭。一支名义上称之为世界第七，或者世界第八——总之世界排名靠前的海军悲剧性地毁灭了。
　　闭上眼总能想象到那艘庞大豪华的泰坦尼克号，1894年的中国正如那艘出海的巨轮，刚刚醒来就迎面撞上了冰山。这是致命的一击，比1840年来自西方白人的枪炮声更为沉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接连不断的打击都像重重的敲门声，捶在帝国即将崩溃的门楣上。但最重的一击，来自东方。
　　“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一个相当委婉的说法，中国醒来了。事实上，一战而击碎的不仅是李鸿章无法修补的体制，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的人心。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在1840年即已流行一时，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这个变局是什么，那就是古老、僵化的帝国体系的结束，新的文明以极其野蛮的方式侵入。
　　没有什么比重读历史更让人感慨，大戏开场，后来者已经窥见结局，却偏要捏着汗，流着泪，看那些正在舞台中央的人与自己无法逆转的命运相抗争。在戏说历史的潮流中，我们试图重新回到甲午年的现场，在日本人的照片、西洋人的明信片、中国人的旧图册中梳理和打捞那些残存的证物，追求并尽量接近真实的历史。因为真实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够立足的根本。
　　1891年，19岁的光绪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引起了域外观察者们的额外注意，没有人想到两年后的战争会摧毁一个帝国的根基。大清皇帝学习英语的新闻成为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的切入口：“从去年12月份开始，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层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让《纽约时报》作出如此判断的是光绪的一个行动：“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在大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条花边新闻，但这已经足以让这份在美国逐渐产生影响力的报纸得出结论：“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倘若中国历史的前行按照上述逻辑推行，在1900年前后中国就应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了。《纽约时报》的推测看来绝非妄言，但显然光绪仅仅是玩票之举，如果把他看成一个热血青年，那么应当看到他当时所学到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传统古籍，新鲜的玩意当然会吸引他，如摄影、火车以及英语。但也仅此而已，倘若以为这位皇帝此时已经开始有变革之举，或者就此开始现代政治制度演练则纯属妄想。即使皇帝开始学习英语，即使帝国已经派了一百多名未来的精英前往西方学习，也未能改变急转直下的帝国命运。

序：转折时代的命运（2）
人们总习惯于从历史的编排中找到节点。在光绪亲政前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与世界同步的上升之路，史称“同治中兴”。1868年可以看做是前甲午时代，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曾国藩带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重新使帝国的版图恢复统一；左宗棠出征新疆，使得中国的边疆免受分裂。中兴名臣们开始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方略大行其道，尽管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烧毁了，帝国的门开得更大了。但这不妨碍一个国家沿着惯性的轨道前行。此时，西方的洋枪、大炮、火轮船都已经开始为精明的军事家们所利用，李鸿章在其一手打造的淮军中更是大力普及西式武器。“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政略看起来极为有效，西方对中国时有挑衅，但已经开始警惕一个强大帝国的复苏。
　　目睹历史是一回事，重读历史则是另外一回事。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故事在此年上演。
　　1868年中国外交使团出访波士顿，美国文豪爱默生即席演讲，欢迎来自东方的古老王朝步入“民族之林”。宴会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现在不再对一个越出广州城墙的使节扔石头了。”不扔石头代表的是对强力的惧怕还是对国家新式交往的了解，他未给出答案。
　　这一年，第一批留美学童前往美国，其中十多人在二十多年后将直接参与甲午海战。在李鸿章主掌下的江南制造局建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排水量600吨。北洋水师从这里走出了第一步。
　　中国人开始学着与西方打交道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年一位急于升职的候补知府李光昭，谎称自己可以提供价值30万两银的木材供皇帝修复圆明园，此人想到的办法是“奉旨采办”，私刻衔章“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先后到四川、两湖等地招摇撞骗不成，便南走香港购买洋木，与法商议定木材价值为洋银54000余元，而在内务府报销时谎称值银30余万两，后来又拿不出银子支付法商，遂“与洋人结讼”。
　　事情闹大了，两头骗财的李光昭自然人头落地。但是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的计划也就此停滞，当时的舆论监督权在一群官员手中。但手握皇权的慈禧咽不下这口气，她与儿子同治合唱一曲双簧，将时任总理大臣恭亲王先免职后复用，酷似今日的官员问责。此事的后遗症一直要延续到1894年，当慈禧60大寿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敢再对重修颐和园说三道四。
　　根据1933年实施的废两改元令，7钱1分5＝1元银币
　　当大清国的皇帝有被洋人起诉的危险来临之际，在海洋的对岸，一个岛国上一个新的政府刚刚成立。该年4月6日，睦仁天皇发表了《五条誓文》，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方向。同年9月8日，江户改名为东京，皇帝将其年号改为“明治”。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宣布了一场竞技赛的开始。但是一方极力要恢复传统，李鸿章自称补锅匠，要补救的是一口四处漏水，遍体裂痕的体制之锅。一方却要砸倒重来，全盘西化。福泽谕吉，日本近代史上教父级的思想先驱，在其著名的《脱亚论》中说道：“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中、朝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中国、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中、朝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序：转折时代的命运（3）
日本人作出了重要的选择“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后来者难免被这样的尖锐言论所刺痛，但正视现实的日本人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日本有人提出“兴亚论”（后来又被称为“大亚细亚主义”），代表人物有日本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胜海舟、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樽井藤吉等。但是“兴亚论”所倡导的日、中、朝三国联手唤醒亚洲，抵抗西洋的主张在论战中败北。
　　两个国家就此驶向了不同的方向。开始的方向固然相同，路径选择也相近，但最终相异的目的却导致了后来不同的结局。
　　在世界史上，这同样被视为黄金年代，一个帝国雄起的年代。1861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四年南北战争后，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强大国家逐渐成形。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在他的领导下，德意志发动了三场王朝战争，开始了统一的历程。1868年，在普法战争中，德军俘虏了10万法军，其中包括法皇拿破仑三世本人。随后，俾斯麦挥戈巴黎，并在拿破仑帝国倾覆后的废墟上，正式宣告了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在西方帝国成形的过程中，东方的帝国同样有着腾飞的机遇。
　　日本的先驱者带领日本开始了极度痛苦的现代化进程，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王国变成一个全球性强国。
　　在清国中兴之路上，1868年任命的第一位外国官员赫德，显示了他对帝国的忠心。他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一份改革方案起名为《局外旁观论》呈给皇帝，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其中若干方案后来屡见于百日维新时的新政。当政者恭亲王亦认同这份方案“所陈内政外交各种利弊，无不谈言微中”。但他的作为仅限于将此方案传给各地方大员，谨慎研究。此后赫德屡次写就各种改革方案，均徒劳无功。1883年在自己的日记里他写道，“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为中国烦恼了……是因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这条杀不死的巨龙会经受住一切的”。
　　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作为清国第二任驻外大使。在1886卸任回国时写下了《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将中国喻为“似入酣睡，固非垂毙”，称中国的富强运动意在自卫，一无军事扩张的企图，二无移民海外的必要，当务之急是“善处寄居海外之华民”、“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他试图向外国说明中国的方向，但是在帝国的政局中，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远非一个决策者。但“睡狮”之说就此风靡一时，影响无远弗届。
　　西方的观察者中，对东亚国家的变化，既有欣喜又有担忧。英国公使阿礼国在其写回的报告中称：“对于变革和引进全面大规模改革这一问题，西方列强既寄予希望又怀有恐惧。这个问题无疑也与（中华）帝国及其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命运相联系。现在必须作出决定，这个千疮百孔、老态龙钟的政治体制是否能经历一次复兴，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应该在一种解体的衰落的过程中逐渐地但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