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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⑥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原刊1933年10月23日/24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备考】：
《扑空》正误丰之余
前几天写《扑空》的时候，手头没有书，涉及《颜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与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①“逍遥游”《庄子》内篇有《逍遥游》一篇，这里是字面上的借用。
②《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撰。颜之推（531—约590以后），字介，南北朝时琅琊临沂（今山东费县）人，文学家。南朝梁元帝时为散骑侍郎，西魏陷江陵时被俘。后于天保七年（556）投奔北齐，曾掌文林馆，迁黄门侍郎。齐亡入周，继入隋。
③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施蛰存在《大晚报》“目下所读之书”征答栏内填了两本书，一是英国批评家理查兹（原译李却兹）的《文学批评原理》，一是《佛本行经》。
④《归心篇》《颜氏家训》中的一篇。
⑤丰子余鲁迅发表此文和《重三感旧》、《“感旧”以后》等篇所用的笔名。
⑥丰子恺（1898—1975）名润，浙江崇德（今属桐乡）人，现代作家、画家、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任教。抗战时任浙江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重庆）教授。著有《缘缘堂随笔》、《教师日记》等，另出版绘画作品《子恺漫画》、《护生画集》等。
答“兼示”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
（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①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②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③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原刊1933年10月26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本书《青年必读书》一文。
②《易经》与《书经》《易经》，即《周易》，又指《周易》中与《传》相对而言的经文部分。儒家经典之一。《书经》，又名《尚书》，亦为儒家经典。
③《怀旧》应为《重三感旧》，或简作《感旧》。鲁迅别有一篇文言小说名为《怀旧》。
野兽训练法
最近还有极有益的讲演，是海京伯马戏团的经理施威德①在中华学艺社②的三楼上给我们讲“如何训练动物？”可惜我没福参加旁听，只在报上看见一点笔记。但在那里面，就已经够多着警辟的话了——
有人以为野兽可以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它，压迫它，那便错了，因为这是从前野蛮人对付野兽的办法，现在训练的方法，便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用的方法，是用爱的力量，获取它们对于人的信任，用爱的力量，温和的心情去感动它们。……
这一些话，虽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们圣贤的古训，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就是所谓“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以文明人就得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无信不立”。
但是，有了“信任”以后，野兽可要变把戏了——
教练者在取得它们的信任以后，然后可以从事教练它们了：第一步，可以使它们认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它们跳浜，站起来……
训兽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们的古之人，也称治民的大人物曰“牧”③。然而所“牧”②者，牛羊也，比野兽怯弱，因此也就无须乎专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头，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动物，“跳浜，站起来”是不够的，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挤出奶汁来，——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这是古法，我不觉得也可以包括现代。
施德威讲演之后，听说还有余兴，如“东方大乐”及“踢毽子”等，③报上语焉不详，无从知道底细了，否则，我想，恐怕也很有意义。
十月二十七日。
（原刊1933年10月30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施威德（，1869—1947）德国驯兽家。据1933年10月27日《申报》报道，当时在中华学艺社讲演者系海京伯马戏团的惠格纳。
②中华学艺社原名丙辰学社，中国留日学生陈启修、周昌寿、郑贞文等人1916年在东京发起成立的学术团体。1920年前后迁至上海，1923年改名中华学艺社。文中提到的讲演，于该社1932年7月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新建的会馆内举行。
③“牧”或称牧夫，西周官名，诸侯之长。汉末一州的军政长官叫“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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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
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这真利害。大约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①罢——对不起，“古书”又来了！
不进过牢狱的那里知道牢狱的真相。跟着阔人，或者自己原是阔人，先打电话，然后再去参观的，他只看见狱卒非常和气，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②。倘要知道得详细，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狱卒，或者是释放的犯人。自然，他还有恶习，但他教人不要钻进牢狱去的忠告，却比什么名人说模范监狱的教育卫生，如何完备，比穷人的家里好得多等类的话，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狱气，据说就不能说牢狱坏，狱卒或囚犯，都是坏人，坏人就不能有好话。只有好人说牢狱好，这才是好话。读过《文选》而说它无用，不如不读《文选》而说它有用的可听。反“反《文选》”的诸君子，自然多是读过的了，但未读的也有，举一个例在这里罢——“《庄子》我四年前虽曾读过，但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文选》则我完全没有见过。”然而他结末说，“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这意思是我们不敢赞同的。”（见《火炬》）他要保护水中的“小宝宝”，可是没有见过“浴盘的水”。
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
十一月四日。
（原刊1933年11月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语出《韩非子·难势》。原作“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②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指胡适对几座监狱所作调查后向记者发表的观感。参见《鲁迅杂文全编》（上册）《“光明所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