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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两值逻辑下产生的观念，无一不是对立的和相反的，若“是非”，若“生死”，若“好坏”，若“黑白”，若“真假”。我们不是说两值逻辑应该取消，它仍有它的崇高价值。而是说由两值逻辑产生的观念，往往具有可怕的危险性，盖两值观念是一种排他性观念，专门向人类感情系统挑战。好比说，柏杨先生是个臭男人乎？抑是一个娇滴滴的如花似玉乎？这答案是两值的，不是男就是女，不是女就是男。但如果要问曰：柏杨先生是好人乎，抑坏蛋乎？恐怕答案就不能两值了矣。像你阁下，天天拜读《倚梦闲话》，肃然起敬，在你阁下心目中，柏杨先生不但是好人，而且还好人带冒烟。但巷口那个卖西瓜老头，恐怕就不那么想法，有一天一个朋友来柏府串门，忘了门牌，向他打听，该老头把尊头一扭，假装没听见，吾友曰：“你们都是邻居呀，何必这么凶哉。”他跳高曰：“我不跟这种人邻居。”光说不算，为了加强吾友的印象，还往地上唾了口痰。其实我并没有得罪他，只不过前年赊的西瓜账，一直周转不灵，他上门要了几次，都被老妻轰走；更加上去年夏天，他家的鸡跑到我后院参观，我就杀而吃之，被他发现，骂了一条街而已。
呜呼，人生的评价是多值的，尤其是社会逐渐工商业化以来，一向变化很慢的道德标准，突然间大起波动。跟战争武器一样，简直日新月异。吾友杜兰先生论之曰：“有工业和政治的道德范畴，也有爱情和婚姻的道德范畴，埋怨现代男女不贞的人，可能在窃取财物或背叛国家。我们为一个失去贞节的女郎发抖，但是从不想把贪污者送入监牢。一个人可能对他的孩子宽厚，而对他的部属凶暴。一个人可能为了钱出卖他的灵魂人格，却是一位有名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一个人可能暗中偷窃，或瞒着他太太在外面搞女人，但在他们教堂里，和他的办公室里，以及他的邻居朋友中，却得到普遍的赞扬。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
杜兰先生最后一句话，应该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盖泛道德主义一旦侵入政治领域里，就准出现那种“开除学籍”“不足为人师表”的精彩节目。韦政通先生在《文星杂志》上写了一文，题曰：《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画时代的名著也。全文太长，一时抄不完，且介绍一段于后，韦先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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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值和多值（2）
“把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中国过去因为道德意识太强，弥漫在传统文化中，不但各领域中的文化遭受极恶劣的影响，就是道德本身，亦因越位的关系，一面以道德垄断一切，竭力作虚妄的扩伸，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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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育之风万不可长》
张运才先生似乎对“江山楼”很有心得，柏杨先生啥地方都去过，像台北后火车站焉、万华宝斗里焉，对之均了如指掌，但江山楼是干啥的，实在不晓得，还是被“下流东西”搞了一通之后，四处打听，才知道原来也是娼寮之地，该地是不是真的热闹烘烘，虽不敢肯定，想张先生的话准没有错。不过，后火车站也好，宝斗里也好，江山楼也好，说其穷则可，说其下流，恐怕不见得。吾友何秀子女士，开设“陶公馆”，全球闻名，而且道德本位，据说她曾保证她麾下的姑娘，全都玉洁冰清，没有一个有花柳病的；以致华侨老爷暨洋大人之辈，到了台北，就指名要她介绍。难道他们竟都是下流的乎？
孟轲先生曰：“食色性也。”但问题也在这里，吃起饭来，可以斯斯文文，而性行为则没有一个不恶形恶状，江山楼如此，陶公馆如此，皇宫也是如此。纵百年老妓，都要关门闭户；纵女王皇帝，也都免不了哼哼唧唧。谁都上流不了，谁都端不到桌面上。有“活孟子”之称的明王朝陈献章先生，每逢跟他太太举行大典，就跑到他娘跟前报告曰：“献章求嗣。”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朋友顾余庆先生忍无可忍，正色训之曰：“是何言欤？太夫人孀妇也。”陈公听啦，半天说不出话，后来他到底想通了没有，书上记到这里为止，惜哉。但他把性行端到桌面上的努力，恐怕是失败了也。
如果性行为真是下流的，我想张运才先生一定到今天都还没有结婚，更不会有男女公子矣，盖以张公之道德学问，自不会如此不自爱也。不过这都是题外之话，主要的是，我们谈节育，谈乐普，是在研究逼面而来的社会问题，无论赞成与否，都不能说是下流的东西。全国同胞，以为然乎？
跟张运才先生的大函有异曲同工之势的，还有汤如炎先生大文，该文刊于第八十九期的《中外建设》，题曰：《节育之风万不可长》。
──《中外建设》是一个半月刊，第八十九期出了一个“反对节育专辑”，《编辑室报告》曰：“本期特将反对节育问题，汇为专辑，刊载了‘反对节育’最力的立法委员汤如炎先生一系列的文章，旨在对滥倡节育的风气作彻底的抨击，藉促国人注意，亦所以强调本刊之主张，所冀此项努力能将歪风遏止，庶几毌负言责。”所收各文，《除了节育之风万不可长》外，还有汤如炎先生另外两文，一曰《请政府查究此次“人口问题案”中有关官民之刑责》。一曰《是怎么回事？──最近《自立晚报》、《征信新闻》先后两篇“汤文”所谓“橡皮饭碗”和“支领巨俸”》；其他则有高一鸣先生《《征信新闻》的“代表作”》，杜东方先生《斥盲目节育的皮相论者》，史温先生《评玻璃垫上“美国人口现状”及其他》。
──该专辑四位先生的六篇大文，约有三万字左右，本来想一字不易照抄刊出，以广流传，而便欣赏的。但一天刊一千字，势必刊一个月才能刊完，一旦刊着刊着，张运才先生觉得有人在“王婆骂街”，因而发出正义之怒，飕的一个冷箭，说它是“下流的东西”，便太对不起各位有识之徒矣，而且抄人家的大作一抄就是一个月，那才叫腻哩。因之我想隆重建议，有心朋友最好能编一本书，把反对节育的和赞成节育的文章，全部包括在内，使读者老爷凭自己的智能去判断，以遏“歪风”。大家如果认为廖王汤妙不可言，则不妨努力猛生。如果认为节育是对的，就实行节育。同时希望该书流传下来，也教后人瞧瞧绊脚石在时代的巨轮下，搞出的是些啥子花样。呜呼，我敢赌一块钱，该模子绝对是千古一也，叶德辉先生焉，皮鹿门先生焉，苏舆先生焉，再加上现代廖王汤三位先生焉，其惟妙惟肖，固好像一以贯之。不过在该书没有出版之前，我倒希望读者老爷，如果有兴趣先睹为快，最好买一本该杂志读之。读者老爷仅买八十九期一期也可，预订全年，以便不断增进见闻也可。真理既然愈辩愈明，一定要两方面都看看才行。
但我仍得介绍一文，该文甚短，是汤如炎先生《节育之风万不可长》中用五号正楷排出的前言，所以用五号正楷者，大概怕人忽略了之故。因其奇异过度，所以照抄，连标点符号都一仍照旧，读者老爷务必仔细拜读。你要不仔细拜读，上帝就罚你骑脚踏车时小腿抽筋。
文曰──
按“清算”“压缩”“节育”，为暴共收拾异己的三部曲：所谓“清算”，相当于“斗牛”，托辞“公审”，叫异己的亲故自动“株连”；所谓“压缩”，相当于“流刑”，托辞“劳改”，叫异己的家庭自动“挖根”。“今求治无他”，一言以蔽之曰，“反其道而已。”（规复约法宣言中国父语），今面临国濒危，种将灭的九死一生关头，兹事体大，用是期期。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诡用《汤如炎要阉人》为题，取材则自去年本人所提之第三次书面质询，殊不知当时以“宫ＸＹ（义详该文，斯时廖委员维藩已接到匿名恐吓信）”为请者，盖取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义，藉表“仁之方”耳。可惜该报编辑先生不察原始对命题苦心，重以该文赞者又无使用对数表之常识，致令两位辜负了五个多月的钻研，不幸的结论竟是：“也不知道汤先生到底说的是啥”？这就难怪本刊社论一再强调“足食、足兵、尤贵足教”了！本文已是此一论争之第七篇，而舆论界行情乃若是之颓废，为了“交心”给我后之来者，只好继续卖老命辩下去，直到无人忍心曲解一得之愚为“汤如炎先生割生殖器的质询”为止。虽然，吾因之有感矣。“晚报”名“自立”，应患所以言，应不患莫己恕，应求为可恕也。现在，刑无“宫”。明知其无，说说吓吓，冀其“能自见其过而内自讼”耳。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这家伙何以会瞎来呢？）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理矣，其横逆由（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对于像禽兽一样的家伙责备又有啥用），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就此地此时言，后之来者出生之自由耳。
“仁之方”
看汤如炎先生的文章，真得有点道行，还是老话一句，看了半天，仍不知道他阁下到底说的是啥？盖汤先生的文法有点古，修辞也有点雅，所以猛一看很难看得懂，而仔细看还不如猛一看。不过有一件事倒是非常新鲜的，那就是他对文言文的表意能力，深为地怀疑，所以在紧要关头，怕人越看越胡涂，就用白话文夹而译之：“此物奚宜至哉？”译曰：“这家伙何以会瞎来呢？”“于禽兽又何难焉”，译曰：“对于禽兽一样的家伙责备又有啥用？”有识之徒一向是反对白话文的，看情形还是白话文好。
汤先生文中说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误用《汤如炎要阉人》，我心里颇为疑惑，疑惑不定之余，找了一份该报，前后瞧之，原来《自立晚报》并没有“误用”，而是柏杨先生“误用”，汤公之话如果改为：“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上柏杨误用《汤如炎要阉人》，就符合事实矣。依汤公说法，乍看起来，该文岂不好像是该报社论乎？我想汤先生可能是正义之怒太多，怒昏了尊头，才有如此杰作，如果倒转过来，我说汤先生的言论，就是立法院的言论，可乎？不可乎？此之谓以总体代个体的背黑锅主义，乃不求甚解的古老毛病，无怪《中外建设》杂志社论一再强调“足食、足兵，尤贵足教”。
不过，以汤先生的“仁之方”来看，当然不会如此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