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筋疲力尽。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于驻外大使馆，几乎要把十分之九的时间和精力对付窝里斗，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对付洋鬼子。
不要说别的，就拿神圣不可眨眼的教育界来说，年来私立学堂纷纷出笼，摊出文件，每一家都是合伙不误。可是文件只不过用来堵嘴的，实际上固都是独资买卖。即令最初不是独资的，经过拳打脚踢，口咬目瞪，努力窝里斗的结果，仍免不了独资的下场。贵阁下如果不信，不妨带上显微镜瞧瞧，哪个私立学堂不是老板尊口里的巧克力糖？教育界尚且如此这般，其他的更不用说啦。柏杨先生现在一屁股债，没啥了不起，可是一旦真的张铁嘴算的卦灵了验，我老人家老运来啦，腰缠美金五千万，想做点生意，我也是非独资不可，宁死也不会跟别人去搞“共同事业”。盖共同事业的结果是：钱也没啦，朋友也没啦。顶多敝尊头上多了一个可观的大包，那是被赶出大门时，隆重打出来的。
是不是中华民族先天地就缺少合作的血液，我不知道，不便瞎开簧腔，但我们的不合作性格，似乎跟儒家的“明哲保身”哲学有关。正人君子好像田里的非洲蜗牛，看似庞然大物，可是只要遇到一根稻草，他惟一的反应就是把身子往壳子里一缩，等到外面没有其他动静啦，或是等到不走正路的傻瓜把天下打平啦，这才鬼鬼祟祟伸出脑袋，看看啥地方有饭可啖。蜗牛老爹自以为他那脆弱的硬壳和他的缩脖政策，可以对抗天塌地陷。而强梁的朋友则一脑筋“天下呜呼定？定于一”，以后的事就是怎么“定于一”的手段。
孟轲先生的“定于一”思想，有它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春秋战国那种乱糟糟的局面，人们当然渴望大一统。纵使千万年之后，我们也都觉得人类有这种迫切需要。如果真能消除国界，成立世界政府，可能是解决天下大乱的惟一良法。不过这种思想只能用到最高层面的政治理想上，一旦被认为无论干啥都得定于一，就无法合作矣，盖合作也者，是定于二，定于三，定于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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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1）
文和平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曾要求孙观汉先生多多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所以孙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里，报告了两件家庭小事。这虽然是两件小事，但它显示的意义却使人心情沉重。第一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大公子孙世亚先生，第二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还有孙先生的美籍妻子劳娜夫人。
先说孙世亚先生，他今年已大学堂毕业啦，但在他还没有毕业前，却很稀松平常地做出一件使中国人死都不会相信的事。那就是，他回到自己家参加了学期考试──由我这个第三者插嘴，可能把读者老爷说得比酱缸蛆都胡涂，还是照抄孙先生的原文吧。
孙先生原文曰：
“记得去年暑假，因家里有事，世亚必须提早一天回家，可是校中还有一课没有考完，怎么办呢？他就把考题从三千哩路外的学校带回来。第二天，他到本地一个图书馆，找一个清静的座位，看着手表，在教授限定的时间内，取出考题应试。等时间一到，他就自动收起考卷，用航空信寄给教授。当天晚上，我问他考得如何？他说大概还好，就是有一题目他没有答详尽，但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平时平均成绩尚好，大概仍可得到Ａ的成绩。我开玩笑地说，要不要我帮忙。他笑着摇摇头，正经地回答，那是不许可的。他说他们学校考试，大都不到教室去考，考卷由教授发给后，任何人都可到任何地方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卷。”
孙先生特别声明，他并不能断定没有人作弊，但今年孙世亚先生那一班，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没有毕成业。
呜呼，这种事情，拥有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自称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以及可敬的黄帝子孙们，能做得到乎哉？假定有这么一个学生，真的恪守规范，来一个硬碰硬，他的结果是啥？我敢给玉皇大帝赌一块钱，恐怕是全中国人都会笑他傻──即令新闻记者，不得不在报上恭维他一阵，但心里照样会笑他傻。而根据中国社会特有的反淘汰定律，包管有人用鼻音讥讽他沽名钓誉兼出风头，他以后不要说在学堂没法立足，恐怕到社会上都站不住脚。
我们只是忌猜兼仇恨之邦，最轻的发作也是互不信任。诚如孙观汉先生指出的，连大学堂教习的人格都一百个摇头，认为他们出了题目后，准会暗度陈仓，一万块钱一题卖给学生。于是有“入闱”焉，有“封关”焉，像抓了一批小偷，拘禁在房子里，戒备森严，以防越狱。不但不觉得丢人，大家还扬扬自得，努力宣传，哎呀，都来看呀，这一批没有人格的家伙拆不成烂污啦。
柏杨先生想当年在美国跑码头时，房东老爷的十二岁儿子报名参加“儿童车比赛”，规定必须用孩子自制的小车，第一奖可以得到三年的奖学金，大概四千美元，这是一个庞大得足可以使穷小子昏了头的数目。于是乎，瞧那孩子忙吧，三更半夜还在地下室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有一次一锤下去，非常正确地敲到手指上，哎哟了一个钟头之久。
在该小子手指头红肿期间，房东老爷只忙着替他包手指头，竟没想到帮帮他把儿童车钉好。我一看就有气，知道他们立国的历史太短和文化太稀之故，就自告奋勇，要帮他钉。想不到该小子不识好歹，一口拒绝，说委员会规定得明明白白，一定要自己做的才算，任何人不能插手。我老人家曰：“你这个夷人，真不开窍，我替你做啦，谁都不知道。”该小子曰：“迷死脱柏，这不是有没有人知道的问题，只要你插了手，就是背信。”我大怒曰：“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大人没插手？”这句话问得大概哲学意义太深，所以使他用困惑的眼睛向我看了半天，才嗫喃答曰：“我当然知道，这是美国。”
呜呼，“这是美国”，伤透了我这个黄帝子孙的芳心，就趁他不备，偷偷地给他把两个后轮钉好，以我这份伟大的天才，当然比他钉得又结实又漂亮。想不到该小子毫不知礼，竟当着我的尊脸，把它拆下，然后重新再钉。天下竟有如此死心眼之人，气得我恨不得马上就揍他一顿。不过，“这是美国”一句话，却烧了我五十年，一个小小娃儿都能做出这种在中国连大学堂教习都做不出的事，而人家委员会竟然也相信小娃儿，我们却连大学堂教习都不信任，思一思，想一想，你说，中国是个啥“邦”吧。
孙先生府上第二桩小事是他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进大学之战，在台湾，升大学好像一场残酷肉搏，一群群赤手空拳的娃娃兵，向炮火炽烈的碉堡冲锋，杀声震天，死伤狼藉。而洋大人大概没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故，所以就轻松多啦。孙世乐先生心里向往两个大学，一曰勃朗大学，一曰康乃尔大学。因为对录取没有把握，他就又申请了家门口的宾州大学。──我这么叙述，有点词不达意，还是抄吧。
孙先生曰：
“（美国）各大学录取学生的时期不一，在今年三月中，他接到宾州大学的来信，被录取在一种特别班次内。据说这特别班是试验性质，只取了天资较高的十名学生，能进去也是难得，宾州大学要他十天之内回信告知是否预备去读。世乐的原意，是希望同时接到三个大学录取与否的消息后，再作决定。但五天过去了，另外的两个大学还是没有消息，于是他写信给宾州大学请求延长回复期限，但宾大的回信说不可能，所以到期的那天的前晚，世乐遇到了做人第一次的重大决定。如果他接受宾州大学的录取，他就不能去他心中要去的大学了。如果他不接受，而以后没有被那另两个大学录取，那他将受到失学之苦，怎么办？他真的不知怎么办？他母亲也不知怎么办。他来问我……我告诉他，无论他怎样决定，他一定会受到我的全力支持。同时我又加了一句，我说：如果接受了宾大的录取，他就不能背信。其实这些话是多余的，世乐心中的纷扰，就是出于他绝对认为背信是不应该。否则，他可先接受了，以后再托故不去的。他那晚大概没有睡好，第二天，他打了一个电报拒绝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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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2）
请各位读者老爷瞧瞧，这不是“傻”是啥？换了聪明绝顶的柏杨先生，则先入了学再说，等另外两个大学堂的通知来啦，好吧，你宾州有大学总不能不教俺害重感冒吧。则出了宾大，就到勃朗康乃尔，这一着有名堂，曰“骑驴找马”。至于说“背信”，啥叫背信？“信”值几块钱？为了“前途”而背信，还万人称赞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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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拆儿子的信
孙先生接着曰：
“这以后几天，他的心情很低沉，每天在等信。劳娜，他的母亲，更是心焦和不安。有天上午，我在实验室，劳娜打电话说康乃尔的信来了，但是因为信是给世乐的，而世乐又在学校中，所以只能拿着信封，估计厚薄来猜度。如果是拒绝入学的信，应只薄薄一张通知，但这封信相当厚，可能被录取，附有各种需要填的表格。即使在电话中，我可看出劳娜那种急切的心情，她真熬不住要想拆看那封信，因为那种通知书，到底不是私人的秘密或特种信件。但，信是属于世乐的，世乐不在，不能拆。”
呜呼，这我就不佩服劳娜夫人啦，如果换了柏杨夫人，早“嘶”的一声矣，盖这也是传统文化。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反正是女人不算人，孩子不算人。要算人也行，亮出权势瞧瞧，一旦亮出的权势是“君”啦，则伦理观念就颠倒过来，妇为夫纲、子为父纲，连圣人都支持他。
“那天世乐在学校有事，晚间我回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家，劳娜一面把信给我，一面望着门外等世乐。当世乐最后在回家路上出现的时候，劳娜老远就喊着康大的信来了。接着她催他拆信，在旁连续地问录取了没有？又急切地问，她能不能看一看那信？”
抄到这里，报上有则消息，说美国科学顾问团要来台北访问五天，大家忙得像踢翻了马蜂窝。当然，五天的访问救不了台北，但即令他们访问五十年，如果只教科学而不能教给我们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救不了台北。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科学家成了万能，认为只要弄一个理工的人当官，国家就会轰的一声大强特强。呜呼，科学当然第一，今天如果仍有人说科学不重要，那简直还不如动物园里的海豚。不过有一点必须下定狠心，除了学洋人的科学，还要学洋人的礼义。再别像清王朝末年那些放脚派，在沙滩上盖洋楼啦。也就是说，再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啦。留学生放洋，固然要学手艺，但更要学他们的对人态度和做事精神。船坚炮利当然天下无敌，但在酱缸文化里折腾，那船就坚不了，炮也利不了。现在不是有个“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乎哉？结果银子全下了小圈圈的裤裆，这不是说局外人一文也得不到，自然也有得到的，但那只是用来塞别人的嘴，不是真正发展科学也。
劳娜夫人急得团团打转，可是她却不拆她儿子的信，这是一种什么情操？她不是摆个架势“以示”给她丈夫看的，更不会想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