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畚侍狻虐岣霭阜治觥罚ā督招姓г貉Пā�2001年第2期），古远清《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今日名流》1996年第9期）等文章。他们的这场论争，涉及到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值得我们再来做一次检视。
毫无疑问，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学叙述框架下，张爱玲是注定要被“埋没”的。在二十世纪末的张爱玲热中，她的身份也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张爱玲热要降温》中，陈辽宣称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并列出三条理由：第一，在上海沦陷时期，她与大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第二，张爱玲发表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沦陷时期的敌伪主板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第三，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大汉奸胡兰成仍然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之后，陈辽先生在《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对沦陷区作家做出划分，认为沦陷时期有四类作家，四类作品，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伪部门，以敌伪的报刊、杂志、书店为掩护，开展工作。他们也发表作品，但一不搞宣扬“大东亚共荣”的汉奸文学；二不搞*反人民的文学；三不搞为敌伪粉饰太平的文学。他们以春秋笔法，皮里阳秋，在灰色文学的外衣掩盖下，教育人民爱国进步。这可以关露、柯灵为代表。
第三章 大陆学界对张爱玲的政治文化身份之争（3）
另一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作家。他们办报纸、出杂志，开书店，写文章，形形色色，实际上搞的是“皇民文学”，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这类作家可以北方的周作人、南方的陈彬和、胡兰成为代表。
又一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他们不甘寂寞，舞文弄墨，在敌伪的报刊上十分活跃，大量发表文章，在敌伪控制的书店里一本本出书。他们宣称不谈政治，但在总体上，实际上却有利于敌伪的统治。他们或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或标榜人性，写所谓人性之善恶；或搞*文学，或作无病呻吟；或写风花雪月，或写轶事秘闻；或说茶经花道，或谈狐鬼神仙。可以当时红得发紫的张爱玲、苏青为代表。
还有一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和由他们写出来的一些作品。当时他们还谈不上是作家，人数很少；因当时敌伪控制、掌握和附逆作家自办的文艺刊物都是“同人刊物”，因此他们在文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不多。
基于以上分类，陈辽先生认为，如果要编沦陷区文学选，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一类作家在沦陷区写的隐晦曲折地表现爱国进步和忧国忧民之心的作品、文章多收一些；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二类作家写的媚日、反人民的作品作为反面教材，选收一点，在注释中揭露其恶劣倾向，以教育后人；第三类作家写的思想上无害、艺术价值尚高的作品也可选收一些；第四类作家（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的有一定思想艺术性的作品也可选收一部分；表明自1931年9月——1945年8月的十四年中，在中国沦陷区内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种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文学。告诫后人，一旦外国侵略者入侵，绝不能投降侵略者，绝不能当附逆作家，绝不为敌伪涂脂抹粉，歌舞升平。
对于张爱玲在沦陷区文学的地位，陈辽认为，张爱玲的作品不能代表沦陷区文学的最高水平。他指出，张爱玲“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作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成果仅仅是在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两年间所写出的一些作品，除《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其他的作品如傅雷所批评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正如傅雷所说的，在沦陷时期“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怎能指望文艺园地里有什么“奇花异卉”，有什么伟大作品会“探出头来”。他并引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的评论，认为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在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根本不能代表沦陷区文学的最高水平。
针对陈辽的观点，张泉撰文指出，沦陷区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他认为，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特别是其艺术水准和文学意义的定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个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最终是要经过时间的过滤，有最广大的读者和批评家来确认的。一些批评家仅仅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挑出只言片语，以及纠缠于张爱玲个人的私生活等便认定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他从法理的角度指出，“汉奸罪”是一种背叛祖国的罪行，是要由国家司法机构以行为和行为后果为依据取证量刑。而“文化汉奸”，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汉奸作家”，是指利用文艺作品为异族侵略者的政治纲领和思想路线摇旗呐喊，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的文人。对这类作家的惩处，主要通过文艺批评和社会舆论。而张爱玲一直有着正常的生存空间，为社会和既存当局所认可，所以张泉认为张爱玲根本不应该被当作“文化汉奸”看待。在张泉的另一篇争鸣文章《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中，更是肯定地说，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张爱玲界定为“文化汉奸”，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他认为产生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是由于思维方式问题，另一方面缘于所依据的材料不实。比如他指出，陈辽说张爱玲是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实际上，张爱玲在与胡兰成相识之前就已经发表了《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名作，在沦陷区上海已经是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作家，经济上完全独立，因此，“红得发紫”的张爱玲完全没有必要为登上文坛而依附于什么人。从张胡二人的关系看来，只能说张爱玲缺乏敏锐的政治意识，而唯情主义又消解了她对人们现实政治身份的基本利害关系的判断。张爱玲同世间任何人一样，有其社会的、自身的、历史的局限。张泉借台湾学者唐文标的观点指出：“生活在那个时代是要有勇气的，张爱玲的书写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她是在巧笑……；”“她的平淡而固执既是抗议，也是那个时代突起的，生命力的开花结果……”（唐文标《张爱玲研究》，1976年）
纵观大陆学界对张爱玲政治文化身份地位的论争，可以看到，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让我们对沦陷区的文学创作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这种观点的歧异并不在作品的艺术性高下上，论争各方似乎也都无意去谈论作品的内部意义。张爱玲的接受史在大陆注定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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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刘再复、夏志清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争（1）
围绕张爱玲的最后一次大的论争是在张爱玲去世之后，进入新世纪的一场论战。论争双方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刘再复和夏志清。1995年张爱玲去世之后，张爱玲热也达到了最高峰。两岸四地学人纷纷撰文纪念。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主办了“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集结各地的张学专家和张派作家，对张爱玲的作品做一较为全面的研讨。会上，刘再复先生提交了题为《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的论文。论文主要针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相关观点提出质疑与商榷。刘再复的质疑文章除研讨会上提交的发言稿之外，还有一篇题为《夏志清先生的偏颇》一文，两篇文章曾合起来以《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的题目刊登于《视界》第七辑。夏志清的反应文字主要有研讨会上的讲评文章《张爱玲与鲁迅及其他》以及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体现出的一些观点。
刘文首先对夏志清最早给张爱玲以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张爱玲作高度评价、把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充分展示出来、使中国与世界的眼睛看清这个天才的作家，给以肯定，认为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精彩之笔。其对张爱玲所作的阐释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比如夏志清指出张爱玲的艺术特色是“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等。同时也指出有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夏志清在涉及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的精神内涵时提到的两种特色——历史意识和道德倾向，却是不准确的。刘再复以张爱玲的作品为例指出，张爱玲的某些中篇、长篇小说如《小艾》、《秧歌》、《赤地之恋》中确实存在着历史意识与道德判断，而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则是超越历史意识与道德判断的，这两部作品好也好在这种超越性，因为它们具备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哲学特点。
刘再复认为，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气氛。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不可能性时，她却看到可能。《倾城之恋》告诉我们，世界并非在进步，而是在一步步的走进死寂的荒原。《倾城之恋》表现的正是把世界推向末日的战火反而拯救了人间之爱。对张爱玲的这一特点，刘再复引用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观点。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红楼梦》型。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张爱玲的特点就是《红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家，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揭示了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利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欲望关联着政治，但不是政治；关联着伦理，但不是伦理；关联着历史，但不是历史。更具体的说，是关联着上海，但不是上海；关联着香港，但不是香港；关联着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的魔鬼。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的描写了这个魔鬼，从而表现除文学家特有的本领。
第四章 刘再复、夏志清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争（2）
在他看来，所谓金锁，就是权利与金钱的图腾。七桥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与妥协余地的绝对权威与女皇。七巧是男权社会规定的一个角色。她的欲望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男权社会。她包含着男权社会欲望、权力、金钱互动的全部密码。这一密码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儿人类社会它带有超越中国近代历史世相的人性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