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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刘再复认为张爱玲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她以为自己的成功在于表现凡人凡事，表现与“飞扬对立的”和谐。以为“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实际上，张爱玲成功的关键正在于她的作品超越了政治、国家、历史而进入了宇宙、哲学的永恒之境，即超越《桃花扇》之境而进入《红楼梦》之境。
对张爱玲的天才，刘再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绝望感的作家只有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张爱玲。鲁迅虽然绝望，但他反抗绝望，因此总体风格表现为感愤；而张爱玲感到绝望却陷入绝望，因此风格上表现为苍凉。
从《小艾》开始，张爱玲的小说体现出她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彷徨。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声明“我用的是参差对照的手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可是，《小艾》却不得不放弃这一审美立场，而采取自己原先反对的善恶对立，善恶冲突的写法。1950年新中国的成立，对张爱玲的内心有很大的冲击，在这个时代的大潮流面前，她写了一个9岁就当丫鬟，14岁被主人奸污怀孕并被姨太太踢伤致病的女子暗无天日的悲惨故事。张爱玲直接用“吃人的社会”代表旧社会，用“蒋匪帮”诅咒旧社会的统治者，体现了她明确的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旧社会“吃人”，新社会“救人”；从前是噩梦，现在是光明；过去被剥削，如今得解放；一边是恶，一边是善。在这篇小说中，早期那个纯文学、纯审美的追求永恒的张爱玲已经不存在了。她在1950年时已经很“政治”了，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只是她的政治立场的转向不同而已。因此，刘再复得出结论说，张爱玲天才的夭折是时代的结果，时代已经没有追求超时代的作家的存身之所，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都逼迫张爱玲起来否定原来的张爱玲。写作《秧歌》与《赤地之恋》的张爱玲，不再是抒写“一切时代”都存在的题材，而是转向去写大变动时代的题材，她也不再回避战争与革命，而是拥抱战争与革命，不再反潮流，而是拥抱潮流。
对刘再复的质疑，夏志清做了两点回应。第一，关于张爱玲与鲁迅，他认为，如果说张爱玲的天才是夭折，那么鲁迅更是失败，张爱玲的夭折是为了生活，一个人进入困境，往往必须妥协。你不得不为了一些小事而放弃梦想。他说张爱玲在香港写《赤地之恋》时可能因为生活困难，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资助，“故事大纲已经固定”，张爱玲自己却一直感到不满意。鲁迅的妥协是更糟的一种。当年的自由主义文人，有鲁迅、胡适、徐志摩、叶公超、陈源，很多人没有妥协，除了鲁迅。鲁迅后期的勇敢是假的勇敢，被人利用和控制。所以更不可取。在研讨会结束后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夏志清说：“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砍，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相比之下，张爱玲是近几十年来最有尊严的中国人，《赤地之恋》不失为一部杰出的小说。第二，关于张爱玲与丁玲。说到女作家时，夏志清认为，萧红的成就是很高的，应该说可以与张爱玲平等。但丁玲是不同的类别。丁玲的小说没有一本是好的。他并且举《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争鸣丁玲的文字很是糟糕，语言很笨，实在不算什么。夏志清的这一评论和他自己以前对丁玲的论述有些出入，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认为早期的丁玲是个忠于自己的作家，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其价值，“流露着一个生活在罪恶都市的热情女郎的性苦闷与无可奈何的烦躁。” 。。
第四章 刘再复、夏志清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争（3）
夏志清对刘再复的回应，是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已经流露出来的批评观点的延续。虽然夏志清一再说自己的小说史坚持自己的批评方式，以作家作品为依托，以西方的文学审美观点为标准。并挖掘除了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路翎、张天翼等人，但是，在肯定这些作家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他也否定了鲁迅、矛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等人的成绩。他在政治上的*立场，还是顽强的渗透进他的文学批评标准中去。在挖掘出一批作家的同时又把另一批作家进行了“掩埋”。刘再复指出，作家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场而抹煞其作品，这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批评。他进一步指出，他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赤地之恋》的批评，并不是批评他们的“拥共”与“*”的政治立场，而是批评他们与描述对象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进行关照，却用政治眼光取代审美眼光，从而发生审美主体失落的悲剧。而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并非作家成败的宿命。他批评夏志清对丁玲和鲁迅的评价，都是一种“共产宿命论”，谁与共产主义思潮靠近，谁一定是失败的作家。
对于张爱玲与鲁迅。刘再复提出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的问题。他说，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内涵与灵魂深度。鲁迅从发表《狂人日记》到去世为止，在大约二十年的写作期间，始终投入对民族灵魂的研究与治疗。他的作品，从头一篇到最后一篇，其精神探索过程从未中断过，其反叛绝望的韧性精神从未失败过。也就是说，他的天才从未夭折过。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大型转折时代苦闷的综合与苦闷的总象征。其精神的重量与精神内涵的深广，无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张爱玲可以比拟的。他认为，张爱玲作品与鲁迅作品的精神广度相比，不是存在着一般的距离，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不是契科夫与普宁的距离，而是托尔斯泰与普宁的距离。普宁的作品有贵族气，有文采，典雅而带哲学感和沧桑感，但其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远不及托尔斯泰。
刘再复最后指出，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体框架是“共产作家”与“非共产作家”的分野与对立。《小说史》对“非共产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词；而对“共产作家”则用非文学评论语言进行嘲弄和贬抑，完全用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种偏见与简单化的批评，是上个世纪两极化对立的冷战思维方式在文学研究中的投影，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代的风气。如果说，那个年代大陆的现代小说史教科书太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至于活埋了非左翼阵营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那么夏志清先生则从另一个方向也同样太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至于从另一个方向活埋了那些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和属于“共产”的作家。这都是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史上写作的牵强和主宰。“审美法庭”的背后都是“政治法庭”，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深层是政治批评，这是当时两岸文坛共犯的时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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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年谱简编（1）
1920 年
9月19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市麦根路。祖籍河北丰润，父母给她取名张煐，十岁的时候，改名张爱玲。张爱玲祖上十分显赫，曾祖父张印塘曾任安徽按察史，外曾祖父为清朝重臣、“中兴第一名臣”李鸿章。祖父张佩伦，字幼樵，一字蒉斋，同治进士，晚清“清流党”代表人物，1882年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大胆抨击时弊，纠弹失职官员，当时有“四谏”、“十朋”之称。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主战的张佩伦被派往福建马尾主持战事，结果一战而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被毁，这即是历史上的“马尾战事”。张佩纶头顶一只铜盆逃生，被清廷革职充军到察哈尔。充军期间，张佩纶曾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1888年，张佩纶戍满归京，投李鸿章幕。李鸿章因赏识张佩纶才华，把最小的女儿李菊耦嫁与他。李菊耦秀丽端庄，富有才华，有女才子之称。
张佩纶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志沧早夭，次子志潜，三子即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字廷重），还有一个女儿张茂渊。张爱玲父亲张廷重是封建遗少式的人物，母亲黄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 张志沂与黄逸梵是远房表兄妹，从小由父母双方订婚，结婚时是人人称羡的金童*。黄逸梵是一个富有艺术修养的新女性，独立、坚强，有美术天分，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姑母张茂渊与嫂嫂黄逸梵关系很好。由于张爱玲出生后，名义上过继给长房，所以对父母称叔叔婶婶。
1921 年
9月30日，张爱玲周岁，按传统要给孩子过生日，“抓阄”，在众多的物品中，张爱玲抓的是一个小金锭，这让深受西洋文明熏陶的新女性母亲黄逸梵很是失望。
12月11日， 弟弟张子静出生。乳名小魁。
1922年
父亲张廷重和二伯父张志潜分家。张廷重托他的一位堂兄，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的张志潭谋得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的职务，全家迁到天津法租界张家旧宅住。脱离了兄长张志潜管束的张廷重生活开始放任，赌博、抽鸦片、逛妓院、叫条子、讨姨太太，夫妻间的感情开始生疏。
天津旧宅是十分气派的官宦世家房屋，雕梁画栋，气势非凡，院中有一个秋千架，小张爱玲常与一个被她叫做“疤丫丫”的丫头在秋千上玩耍，小时候的张爱玲喜欢听故事，常有一个男佣人给她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张爱玲给这个男佣人起名叫“毛物”，而“毛物”的 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子就叫“毛娘”。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小她一岁，长得十分清秀漂亮，继承了母亲江南美女的美丽。但是 身体很弱。旧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使张爱玲很小就产生了“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的想法。
1923 ——1924年
一家人住天津三十二号路61号一个旧花园洋房里。
母亲教张爱玲背唐诗，认字。《私语》中张爱玲回忆说：“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棉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的背唐诗。”
父母婚姻出现危机，母亲黄逸梵要父亲张廷重戒烟戒赌，被张廷重拒绝，母亲性格坚强，撇下两个孩子，借口陪小姑张茂渊留学，一起到了法国，并进入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结识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人。
张爱玲自小聪明沉静，很讨父亲喜欢。由于不满黄逸梵的新式作风，父亲张廷重常带女儿去姨太太处嬉玩。“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齐眉高，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回家”。那段时间，张爱玲对“吃”方面特别印象深刻：“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