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仓房里，地窖里，凡是隐蔽地方都会找一遍，看到绳子不在，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脑子里马上会浮现出妈妈吊起来的幻影。 。 想看书来
上吊的女人（2）
我知道母亲的婚姻是不幸的。我小时候常常劝她离婚吧！她是没有勇气走出这一步的，我会常常问她为什么生完我，还要再生两个妹妹，真是太累赘了，也会建议母亲将两个妹妹送人算了，我和母亲离开这个家，但始终不知道去哪里讨生活。
二、同学的嫂子
就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班里有一位同学姓沙，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但她比我大五岁，显得格外成熟。我不知她为什么上学那么晚，听她自己说，她根本不想读书，她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们也不反对，就这样她过了最佳读书的年龄。自从她的大哥娶了她大嫂后，她就开始上学了，她大嫂说如果不识字将来进城会走错厕所的，那既危险又难为情，所以就来上学了。我呢，天生喜欢和大孩子玩。记得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她请我去她家玩，我见到了她的大嫂，很瘦，皮肤白得像小麦粉，两只大眼睛深深地嵌在轮廓分明的脸上，眉毛淡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嘴唇薄薄的，棱角分明，头发卷曲且浓黑。她的大嫂非常喜欢她，见到她的小朋友，显得格外热情。于是她下到她家的储存冬菜的地窖里取出了许多胡萝卜，洗了给我们吃，那一天，我非常开心，我们几个人就像小兔子一样，咯吱咯吱的吃着又甜又脆的胡萝卜。
可是过了三天，她的大嫂就在她家的地窖里上吊死了，死的时候，小女儿刚满三个月。 从此，她就不再上学了。说是照顾她的侄女。在那以后，我渐次少去她家了。每次去她家找她玩，她都在忙着做家务，照顾侄女，看她那样子，倒像是侄女的妈妈了。我始终不能理解一个母亲怎么舍得孩子，自己就永远的走了呢？难道母爱不足以战胜任何苦难与绝望吗？
三、邻居家的疯儿媳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夏天，一个满月的夜晚，那一天，父亲和大哥不在家。家里只有母亲、我、小哥和两个妹妹春、秋。半夜里，一个疯狂的声音把我们吵醒，快开门吧！快开门吧��门被摇得山响，外面的月光静静地从窗外洒入房间。
我和妹妹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小哥壮着胆子，从窗户向外张望。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门口，使劲地砸门，见没有反应，这个女人到院子里的一口装泔水（喂猪水）的缸前，稀里哗啦的洗起头来。妹妹认为是女鬼。母亲说，不要害怕，一定是邻居家的疯儿媳。
其实，这个疯女人刚娶过来时，没有疯，看起来很正常的。可过了一年后就疯了。据说是和她原来的男朋友分手后就不正常了。我邻居家的儿子娶过门后，就时好时坏。只要她一见到黄颜色的东西，无论是黄的衣服啊，被面呀，或是黄花呀，还是黄昏时天上出现黄色的晚霞呀，她就会犯病。
那个晚上天上有昏黄的云，她犯病了，在我家院子里折腾了半个小时。后来大概累了，回家睡了。
秋天来了，我的小学上学期已经快过去一半了。村后的小树林里开满了黄色的花——我把这种花叫鸡蛋黄花，一大簇一大簇的小花，非常美，我常常采回家，插在玻璃花瓶里。过了半个月，花也不会谢。但会在瓶里生出许多红色的细长的虫子。我至今都不明白，这虫子是怎么生出来的。
就在这到处开满鸡蛋黄花的一个下午，那个疯女人吊死在村后的一棵歪脖树上。据说当时她是坐在那里吊死的，身上穿着一件开满了黄色向日葵花，白底的的确良衬衫。当时村里人以为是他杀，报了案。但最后经法医鉴定是自杀。
这个疯女人死后。她的丈夫从此不再说话了。人们见到他都不敢看他。当然了，我每次见到他我都会说：五哥，你干嘛去。他既不看我，更不会回答我。但每次遇见他，我总忍不住和他打招呼。
村里的三个年轻女人，当然了她们都来自村外。她们都很美，都那么年轻，先后都以同样的方式离去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女人做人家的媳妇，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她们以死来抗争命运。
我常常想，母亲们总是不幸的，总之是得提防着点，小心她们寻短见。当父母吵架后，我会格外小心和警惕，当小朋友的父母吵架后，我会悄悄的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妈妈，最好把家里的绳子藏起来，把农药挖一个坑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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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
我小时候，村里有两个地主，他们的地位在村里最低，村里的公厕和街道，长年累月都由这两个地主来清扫。这两个地主已经老了，胡子都白了，总是默默地清理街道，从不说话。 一个地主姓侯，住在我家斜后院，隔条马路（当然那马路只是走的人多了踩得比柏油马路还坚硬的泥路）；另一个地主姓宋，离我家大概有一百五十米远，隔了几户人家。这两个地主家我都去过。当时全村人包括孩子都瞧不起地主家的人，他们家的猪和鸡也都受气。
与别人相反，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地主与他家的人，还有他们家的院子及院子里的菜园。他们的家总是非常整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劳动工具——筐、锄、镰刀、镐头等都井然有序地挂在仓房里的墙壁上，像出操的士兵。家里的水缸擦得发亮，猪圈里很干净，没有积存的猪粪尿。地主一家非常勤劳，闲下来，就去及时清理猪舍、鸡舍，整个院子，既闻不到异味，也没有在别人家随处可见的猪粪，鸡粪什么的。
对于别人的蔑视，地主不反抗，更不会说什么。小孩子常常拿小石子、土坷垃打正在用心、用力扫大街的两位地主，我看到后，非常愤怒，就去干涉他们的胡闹，其实我的年龄也不大，所以常常打架。
姓侯的地主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都嫁到了外省；儿子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儿。他的孙女和我年龄相仿，有点弱智，经常流口水，成为附近孩子们的出气筒，三天两头被打哭。孩子被打哭了，妈妈也不生气，总是默默地领着孩子离去，背影悠长而孤单。 就在我快要上小学的那一年，地主的一个儿子生病住院了，听说是肠梗阻，在通辽市医院做手术，换了狗肠子，手术不成功，还没等人下手术台就死了，从此地主的儿媳妇就成了小寡妇。地主也越来越苍老了，没有力气扫大街，他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处了，她女儿将他接到自己家。我也就再也没见过他。
姓宋的地主，叫宋真。宋真一共有七个儿子，没有女儿，他的小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宋真比姓侯的地主要年轻一些，姓侯的老地主走后，只剩下宋真一个地主扫大街。小孩子照旧在他身上打石子，讥笑与打逗他。因为地主身份，儿子们也娶不上媳妇儿，也没人跟他玩儿，地主父子成了全村贫下中农共同的敌人。在这些人的眼里，允许地主住在自己村里，已经是洪恩浩荡了。那是个冬季，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宋真在他家那整洁的仓房里上吊自杀了，上吊的麻绳是他自己亲自搓成的，洁白。
村里人说宋真是畏罪自杀、罪有应得，是逃避劳动和拒绝贫下中农对地主的改造和教育，还说宋真死后一定得下地狱，继续改造。
当时，我悄悄地对妈妈说：我觉得宋真和他的家人特好，他家的狗不咬人，也不汪汪叫；他家的鸡从不去别人家菜园啄食吃；他家的猪也不到公家的地里吃玉米棒子；他家的孩子从不打架，也从不骂人。妈妈叹了口气，说好人不长寿，好人受欺负呀。又说：你姥爷当年把地和房子全部主动捐给共产党，你大舅又参加了革命，要不然也会被划成地主的成分，那样就惨了，你也就成了小地主崽子了。
上大学后，寝室的一位好友又勾起我对地主的记忆。我们寝室住了八个人，无事时，聊起家庭出身的成分问题，当时的成分好像只有三种：地主、富农、贫农。八个人七个是贫农出身，只有高伟是富农。高伟讲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每一个同学站起来回答自己是什么成分，成分是贫农的同学，充满自豪地大声喊：我是贫农！成分是富农的同学声音就小多了，成分是地主的同学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每当此时，老师就会说：大声说，我是地主成分！喊到高伟时，高伟回答：我们家成分是干部。高伟爸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中学老师。高伟认为父母应该是国家干部，事实上，高伟家的成分是富农，老师非常严厉地说：不对，成分里没有干部，只有三个等级：贫农、富农、地主，从这三项里选。
高伟再次高声回答：我的家庭成分是干部。而且一连说了好几个干部、干部、就是干部。老师愤怒了：我告诉你们，其实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和成分，高伟，我现在请你记住你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富农、富农。高伟真是急了，跳起来说：不对，是干部、干部、干部。
寝室里的人笑了。高伟说：我恨那个老师，我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愤怒地向我喊，你是富农，富农！
“小挎兜”（1）
“小挎兜”住在村东南头儿的机井房里； 守护着方圆几百亩上好的黑土地。这片黑土地肥得流油，每年结出的玉米棒子，又粗又壮，硕大的玉米粒饱满得像一个个穿着金黄兜肚儿的胖娃娃，就连玉米秆也粗壮得像甘蔗一样。这么肥沃丰产的黑土地，与我们村子紧紧相连，与村民的房屋仅仅相邻一条不足五米的马路。
但这片黑土地不属于我们村所有，它属于村后面四里地外的雾里巴哈村。每一年村民们进进出出的，看着别人家的庄稼长势喜人，自家村里的土地总是比人家的薄一点，玉米棒子总没有人家的大，亩产总比人家少上三五百斤，这不能不让人嫉妒，为什么偏偏在自家门口的土地，却是别人的。大概原来雾里巴哈村的大地主比较厉害，拥有的土地幅员比较广吧！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又到农村合作社，再到大集体人民公社，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行政归属上，这土地就属于人家雾里巴哈村的。吐拉嘎村的人再怎么嫉妒都没有用，不是自己的永远都不是自己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村民们经常捉弄和嘲笑看守这片黑土地的机井房主“小挎兜”。
“小挎兜”原本有名有姓，但村里人谁关心他姓甚名谁，只是见他的灰布长衫上用粗麻线不规则地缝上了一个硕大的黑口袋，所以都叫他“小挎兜”。“小挎兜”的个子不高，相当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十岁左右的儿童。你想，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多半营养不良，都身材瘦小，“小挎兜”就像个未长熟的儿童。喜欢穿长衫，看得出不知是捡哪一个成年人穿得又旧又破的淘汰货，再缝上那么个大口袋，这口袋都快有他身高的三分之一了。但“小挎兜”的布口袋却常常吸引着村里孩子们的眼球。虽然“小挎兜”的五官长得像一个捏了太多褶子的大包子，上面又按了四个黑枣：小鼻子，小眼儿，小嘴儿。看着都让人替他委屈，身体没长开，五官更憋屈了。真想不明白，雾里巴哈村怎么就派了这么一位人物来守护他们的万顷良田。
对于村子里的孩子们来说，“小挎兜”长什么样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