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我学龄前，村里成立了几个向阳院，就是由村支部指定一些有点知识文化水平的妇女，要么就是女党员，就近将附近住户的学龄前小孩子组织起来，排练一些文艺节目，我当时是红光向阳院的独唱。那儿还有集体舞蹈。唱的歌通常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小小竹排》、《红星闪闪》、《映山红》、《一条大河》、《卖报歌》、《北京金山上》、《草原之夜》、《二色楞的眼睛》等，总之都是一些特别好听的革命歌曲。当时我最喜欢的是《映山红》和《我心中的玫瑰》，我那么小，每次唱这两首歌时都泪流满面，常常哽咽得我都无法唱下去。红光向阳院的院长叫风琴，女党员，村里的妇联主任，是荣儿的姑姑，自然了，红光向阳院就比泽东向阳院，红旗向阳院还有五星向阳院办得红火和有生气。因为妇联主任当院长，当然不能输给别人。
当我们十几个红光向阳院的小朋友挎着柳条编的篮子到村里刚刚收割完的麦里去拾麦时。就会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土篮，放学以后去劳动，拾上一把小麦穗。那时还没有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小麦都是人工收割，自然会有许多麦穗遗落田头地垄。每一次，孩子们的篮子都塞得满满的，送到队部，自然会在红光向阳院的宣传栏上加一颗小红五角星，算是取得的成绩，一颗小五角星，相当于城里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得了小红花。只是那时候的成绩都算作集体的，那时是不反映个体成绩的，个人只不过是集体这碗水里的一小滴。
还要排练舞蹈，通常都是四人舞，记得最著名的一个舞蹈就是《小扬鞭》。歌曲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我和荣儿、秀儿还有娜银花四人手持马鞭，马鞭是用五颜六色的布条绑在一根光滑的杨木根上做成的，颇像京剧里的马鞭。舞动起来，非常神气，加上每人一双高腰小毡靴踩上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有那么股子踢踏舞的味道。其实就是由蒙古舞的骑马舞演绎而来的，是一种很阳刚的舞蹈。但由四个六岁左右小女孩跳出来，就有说不出的味道。总之全村人都特喜欢《小扬鞭》这个舞蹈。至今我还能哼唱：小扬鞭呀，二尺长啊��在那一年的新春大年之际，《小扬鞭》在向阳院的比赛中，获得舞蹈第一名。
在向阳院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忆苦思甜。痛诉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老财如何残暴地剥削贫下中农。当时我们院长风琴每讲必哭，我也跟着不停地流泪。每每讲到荣儿的爸爸——风琴院长的弟弟——因穷没医眼病，眼睛里爬出许多条长长的蛆虫，挤得整个眼睑都翻了出来，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给地主放羊、放牛，否则就不给饭吃。荣儿就会将牙咬得咯嘣咯嘣响，举起小拳头发誓：一定要为爸爸报仇，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不和地主老财的狗崽子玩。
那时，小朋友的心目中都觉得地主是天底下最可恨的人。每个小孩都知道，天下有一个大地主刘文彩，还吃人奶。周扒皮半夜鸡叫。可我们村的两位地主，我认为，怎么着都没那么可恨。反而比较勤劳。两位地主老老实实的接受贫下中农对他们的再教育，荣儿常常和其他小朋友拿小石子或小土坷垃往正在扫大街或挑牛粪的地主身上扔，嘴里还要说：地主，老财，万恶的旧社会！每每这时，我会阻拦荣儿，荣儿急了会骂我叛国投敌，忘了阶级苦。我就会以武力来治服荣儿。
接下来，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排练顶碗舞和筷子舞。这两种舞蹈是典型的蒙古舞，应该是每一个蒙古族小姑娘都必须会跳的舞。但跳得好，跳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却非常难。 风琴院长跟队部申请了一百只瓷碗和二十把竹筷子。这可是顶碗舞和筷子舞的重要道具。光是碗我就摔碎了二十多只，才算顶住了，但能达到如无碗的境界还需要更多的碗。一百只碗也架不住我们四个小姑娘练的，这算是比较赔钱的舞蹈了。
编舞的活儿是我的姑表姐斯琴高娃来干。她能歌善舞，后来真成了县歌舞团的一名演员。现在姑表姐斯琴高娃早已移民海外，嫁给了一个二流的作曲家。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她了。只在大姑家见过她和她那洋鬼子丈夫生的两个小洋鬼子的照片。就连我大姑过世，高娃也没有赶回来，说是又生了小三，没办法回来，这生和死赶到一块了，那生离死别的事好像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据说，风琴院长也已经过世了，只有向阳院里的歌声和舞蹈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虽然那稚嫩的童声已被那沧桑而又颇具磁性的声音湮灭，那轻盈的舞姿也被行色匆匆的都市人的脚步踏碎。但记忆却像树的年轮，无法抹去，而且记忆从不撒谎，真实、鲜活，仿佛就在昨天，那毛毡靴踩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还在那儿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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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
有一次，我问儿子：你知道什么是虱子吗？儿子回答：电视上见过，非洲雄狮，在北京动物园也见过。看来这一代孩子是不知道虱子为何物的。
我相信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人，恐怕都有长虱子的经历吧！有句俗语叫：穷生虱子，富长癞。人穷缺衣少穿的，没有换洗的衣服，不生虱子才怪呢！虱子这种寄生虫大概自有人类之始就存在了吧。在大讲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四害”：苍蝇、老鼠、蟑螂、蚊子，不包括虱子的口号下，全民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我们村也不例外。虱子没被列为“四害”之一，这大概是因为“四害”是传播疫病的媒介，而虱子只不过是寄生在人身上的小不点儿，只关乎痒，不关乎痛，亦不传播疫病。
那时候，村里虽穷，没有太多换洗的衣服，但不缺水，只要勤劳一点，常常洗澡，也不会生虱子。勤劳一点的母亲会将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至少，身上少生虱子或不长虱子，头发上也不生虱子和虮子。就在我小学同学中，有一个孩子叫王景峰，他的妈妈早早就生病去世了。他上边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哥哥是小儿麻痹症，只能在地上爬行。还有两个小妹妹，父亲一个人照顾五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娘，自然是照顾不好。记得王景峰在我的前座，他好像从来不洗头，不洗澡，也不洗衣服，身上的气味让在他旁边的人都无法呼吸。他的衣服因长年累月的汗渍，加上污物变得乌黑发亮，像刻意做旧了，泛着出土文物般的气息。他的每根头发上最少都有十只以上的虮子（虱子的卵），他的头发已经成了原始丛林，虱子们常常大胆出没，有时，两三只又大又胖的虱子会放肆的从他的头发上顺着他的脖子，爬上衣领，再爬到后背，我常常担心他的虱子会爬上我的书桌。
那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负责收发作业本，他的作业本也特别的脏。有一次，我在收算术作业本时，发现他的作业本上有一只快速爬行的大虱子，我拒绝收他的作业本，他非常愤怒，认为我是歧视他。我也非常不客气地回应他：如果你再让你身上的爬行动物随便出没，我永远都不收你的作业本。
同学们都很讨厌他，他的极度不讲卫生已经让大家无法容忍了。后来学校也开始了个人卫生运动。如果发现哪位同学脖子上有皴，老师说他会用砖头来给磨掉。如果发现谁的头上有虱子，就给剃成光头。王景峰被剃成了光头，因为他那一头虱子和虮子，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弄掉。
剃了光头的王景峰，头皮上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红点点，那大概是虱子们咬的吧！我当时都很服了他了，他怎么就不觉得痒呢！这正应了那句：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王景峰被强行洗了澡，他那身衣服被校长一把火烧了，换上了校长儿子穿过的旧衣服，虽然打了补丁，但干净，还能闻到肥皂水的香味呢！王景峰整个换了一个人，他不再像个小乞丐了。从那次以后，他也变成了一个讲卫生的小孩子。
那时全公社有十六个自然村，响应国家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村支部开会，不光要消灭四害，还要消灭虱子。争取下一期的爱国卫生流动红旗到我们村。
这样，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常常见到一些年纪大的老爷爷们坐在墙根边晒太阳，捉虱子，那么认真和仔细，如果捉到一个，嘎嘣一挤，两只大拇指甲上会留下一小滩血渍，和虱子的皮囊。有的老爷爷捉到虱子会将虱子放在口中，嘎叭一声咬死，看那表情既痛快又解恨。这消灭虱子的运动成了村里老人们的一大乐趣了。那时，谁不长虱子呀！长了虱子也没什么丢人的。
如今，国人已不再长虱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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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头（1）
我不是很喜欢吃葱头。但据我做医生的同学讲，应多吃葱，葱能防癌，防老，尤其女性，能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具有很好的美容功效；对心脑血管也具有保健作用。瞧，一个小小的葱头却这么神奇。
我曾在一本书中看到，在古罗马，佛罗伦萨行政长官每一年都要制订详细的洋葱头销售和税收政策，这在一块出土的大理石柱上有详细的记载。这颇似早年中国北方的秋季大白菜，凭票供应，要排队购得冬储大白菜。那时候，没有反季节的蔬菜，南北方商品也不太流通，北方人冬天只有萝卜、白菜、土豆，这是关系到人的生计问题，机关单位届时会放一两天假，让人采购冬储菜。
可说起洋葱头，我的老家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并不种植，所以即使在城里的蔬菜供应站（国管）也很难见到。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姥爷家常常从辽宁省给我们寄过来。有时候妈妈回娘家也会带回一面袋子。我们家每年从秋到春能吃上大舅寄来的红皮洋葱头。偶尔也会用瘦猪肉来炒，那香味会飘到屋外，小朋友们会很羡慕，你们家怎么这么香啊！你妈妈在做什么好吃的呢？有时也会用葱头蘸酱吃，又甜又辣也非常好吃。
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水果吃，就是有钱也很难买上，城里的孩子可能会吃上苹果，到了乡下，很多人到了成年还没吃过苹果。邻居家儿子云生，十八岁那年当兵到部队，过春节，每人发了两只苹果，又大又圆，绿里透红，咬一口汁液都流了出来，又脆又酸又甜。云生只吃了一口就失声痛哭起来，连长和班长还有连里的战士都被云生的痛哭，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这人吃了一口苹果竟失声痛哭起来。后来，云生哭着说；苹果太好吃了，他从没吃过这种感觉！不知道世间会有这么又酸又甜的感觉，云生不忍再吃下去，他说他承担不了这样的幸福。这听起来似乎很好笑，但对于在偏僻的牧区长大的孩子来说，一点都不奇怪。 和我一块玩的伙伴桂芹的爷爷已经卧床快一年了，半身不遂，但四肢还可以活动，说话也不是太清楚，我每天都去桂芹家玩儿，桂芹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更多的时候是桂芹的妈妈照顾瘫痪的爷爷。我每天九点左右到她家，常常会坐在桂芹爷爷的床边，和他聊天，我能听懂一多半，剩下一少半就是猜了。桂芹爷爷说他特别想吃新鲜水果，不想吃水果罐头。但说实话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七十年代中期，就算在城里，大冬天的买新鲜水果都非常困难，所以桂芹卧床的爷爷想吃新鲜水果真是近于幻想，我真有点替桂芹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