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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智能的独尊，就是对人类慧性的一场大清洗，其实就是文化*，就是文化的专制。中华道德根文化，在历史上遭遇的鲁地之笔削、秦朝之焚书、汉代之儒编，这是三次重大的人文历史创伤，是对道学慧性文化教育的全面阉割、彻底阉割。也正是因为智能儒学这番殚精竭虑的“努力”，才使得有别于智能文明的中国性慧文明历史完全堕入智能文明的时代。只是由于中国的慧性教育所诞生的文明成果，远远比西方更深重，更厚实得多，所以到今天为止，西方人还仍然仰慕于中国的古文化。
在中国古代的慧性文明转向智能文明时期中，东周末年已经是极为典型的时期。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现象，应当并非孔子个人的思想，在进入东周时代以后，人们的智能屏障慧识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共性，这类以智否慧，逐步形成一个时期的社会共识。这个智能社会强势展开以后形成的共识，在数百年之间，造成了中国古籍中大量与玛雅文明相似、相同的记载，被人们所逐步主动清洗掉；而慧识仍然幸存的极少数人，从周代朝庭流落社会中以后，则改变笔触写了一部神话般的《山海经》，万幸般地保存下来，成为稀世珍品。中国的慧识文化典籍，被自己人所逐步淘汰，而与玛雅文明失落的方式异曲同工，这是幸运还是悲哀，还真难评判。
现在，我们中国人只知道历史上存在着儒学智能教育的千年史，却不知道还存在着道学慧性教育的绝代史。绝代于战国以后的秦汉时期，被灭绝了，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历史。中国教育的历史在2500年以前的那一片空白，是用什么进行教育，如何教育，都不甚了了，这就是中国教育的一种现状。
历史上，中国道德根文化系统的慧性教育，比西方的“闲暇”式思维法强大得多。道德根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完善的经典教材、成熟的学习培养技术、强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基础；并且，还有无数经过这一教育系统而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作为世间的典范和表率。例如，最着名而影响深远的有：伏羲、广成子、黄帝、老子、庄子，而其他载于史册的人则更多。从黄帝时司音乐的伶（职务）伦（名字）起，史称洪崖先生的慧智型人才，那可是历代不绝世。尧时有许由，禹时有皋陶、化益、真窥、横革，商朝时有傅悦，周朝时有姜尚，战国时有孙叔敖、鲁班、扁鹊等等大量杰出代表人物。这些历史的沉淀，汉代智能儒学根本无法撼动，也不可能全盘抹杀他们运用性慧的巨大创造力。他们在各个领域中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以及表现出修身成就的表率作用力，对当时社会和后世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慧性教育成果能够尚有所保留、并且存在下来的原因。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5）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成果，是通过什么教育方法获得的？中国的智能儒学对此就加以曲解，加以边缘化，加以否定，把这个本来是最良好的教育方法非教育化，从来不把它称之为教育，而是把它技术化。这正是因为中国的智能儒学无法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创西方智能文明那样，公然去宣布“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剩下的一句话就是“Bye Bye”，而与他跟随了将近二十年的老师柏拉图分道扬镳，完全摆脱、丢弃自己老师尚未形成完整教育系统性的内求法。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史，就可以看到，古希腊的这个“闲暇思维法”内求法，的确是没有形成系统性，根本不能与中国古代的慧性教育法的完整性进行相提并论。亚里士多德依据“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的信条，从此独立开创了智能演绎思维的外求法。
智能型的儒学，在中国所导演的慧性向智能的全面转换过程，在表面上看起来，那的确是显得既“仁义”，同时又合“礼仪”，其过程也相对隐蔽和机敏得多，以至于我们现代的文化研究者，也常常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陷入汉儒们给我们后代所构筑的“改造营”，从而对于秦代以前的历史，难以建立起正确的认知。研究时，同样会顺着他们设置好的这个杆子往上爬，同样去以智释慧，以智能解析慧性，以儒解道，而难以对道德根文化的真面貌进行正确地研究和认同。现在国际上，国外的学者都能够大胆地承认，我们现代思维方式与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不相同的，他们无法去解读。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却认为自己可以用智能的方法，去解读老子、解读黄帝、解读古代的慧性教育法所诞生的一切，连外国人的这一点自知自明，都不具备。这个文化差距，还是可以显示出来的。这是因为受到了儒学几千年乔装打扮的影响，根深蒂固。
为了使大家更能明确这里面的辩证关系，我在这里引述一个历史上曾经记载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对我们了解和掌握中国道学慧性思维法教育与儒学智能思维法教育的差别，是比较有帮助的。
明朝时期，大概在成化五年的时候，有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学士，是位举人，他名叫张升，他乘着一只船，北上京城去赶考。
这位举子平时就学习十分刻苦，惜时如金，在旅途中坐在船上也始终手不释卷，不忘读书。有一天，他站在船头上，摇头晃脑、吟哦诵读的时候，有位同船北上道家服饰打扮的人就踱到了他的身边，开口问他：“你为什么每天总是同样看这一本书，而且手不释卷呢？”
张升见有人动问，就很恭敬地回答说：“这个读书，必须反复温习才能熟悉和理解。”这个回答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无懈可击。
但是，这个道士听完张升的回答以后，就拿过书来，将这本书迅速地翻看了一遍。然后就随口背出书中的内容，一字不差，就好像这本书的内容早已经烂熟于胸一般。
张升当时惊愕不已，像道人这种超强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那是闻所未闻，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还是难望其项背的。他也明白了自己今天遇到了一位异人，遇到了一位高人，其能力绝不止于强闻博记的能力，可能还有其他更厉害的本领。于是，就急忙很谦虚地叩问自己今后的运程、命运。这位进京赶考的举人，当然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不能考中，能不能金榜题名。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6）
那位道家打扮的人士见他动问，就顺口说了一句：“你今后的命运中，会有三件大事情发生，那就是：中状元；买宅子；另外，会在滕王阁饮三天的酒。”讲完可能要发生的这三件事情，然后，这位道人打扮的人就不肯详细讲解了，默然不语其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张升果然如其所言，赴京考试就中了头名，当了状元。当了状元以后，众星捧月，就发财了，买了状元第的宅子，在京城住下来，做了几年的京官。但是，后来因为他敢于直言劝谏，而被皇帝贬于南京供职。南京是明朝的老都城，他在前去赴任的途中路过南昌，当地的官员因为敬佩他做人的人品和为官的官风，就在滕王阁里摆上酒席，邀其畅饮，果然连续款待了他三天。那位道家人士随口所言的三件事，无一没有应验。
在这一则历史故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并不是那位道学人士预测判断的准确性值得人们去击节赞叹，没法赞叹，不必去追求那个“玄之又玄”。相反，值得分析和把握的应当是他那过目不忘的慧智能力，这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也正是我们国家现代教育所最急需的东西，是每个家庭、每个人最需要的东西。
我们看一看，分析一下，这一段简短的故事所透露的现象中，两位主人公，张升这一方，那可以说是智能儒学思维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杰出代表，是应试教育培养而即将被皇帝钦点的头名状元郎。他的智能思维学习模式，就是手不释卷，学而时习之。这种教育是一种后天智能独运，“读书必须反复温习才能熟悉和理解”的方式。张升的智能思维模式，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智能文明时代儒学的巅峰状态，他完全无愧于是整个儒学智能思维模式的成功代表人物，是位博士级的人物。我想，大家不会反对这样给他加冕。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主人公，那就显得可怜了，是一位不见经传史载的普通道家人士，连张升自己亲笔的记录中，都还不知道人家的名字，那真是典型的草根一族，是典型的山寨派，是山林师徒式教育培养结果的人物。他所代表的，正是道学中经过慧性和图文思维模式教育培养、并且具备较强慧性图文思维能力的普通人士，既没有功名，也没有地位，也没有炫耀的志趣。他的阅读方式，那的确是一种“迅速翻看，随口背诵”，是一种“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以慧统智”、“以慧导智”、“慧智同运”的阅读学习方法。
状元郎张升与道家人士的偶遇，他们教育学习方法的交流碰撞，就如同西方的“试验证伪”一般，揭示了人类慧性图文思维记忆模式与智能逻辑推理、归纳演绎思维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和层次区别性。所揭示的，是不同的思维教育模式，必然会结出品质完全不同果实。其中的优劣性，大家听完了这个故事，再分析一下，相信明眼人一看即知。
那么，道家人士的这种速记法，在当代是否就已经失传了呢？其实并没有失传。因为慧性图文思维记忆能力是人类共有的潜质，人人都具备着这种潜能。这种潜在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强弱之分，但并不存在你有我无的差别。绝大数人只是处在一种被智能意识所屏蔽而废用的状态中，关键要看是否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去主动打开每一个人的慧性图文思维能力的大门。但是，打开大门的钥匙，却一直是掌握在道德根文化、掌握在道家学说的经典之中。诵读黄帝和老子的经典，就是一把最容易打开大门而获得图文思维力的金钥匙。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7）
《北京新京报》曾经有过一篇报导，11岁的男孩李洪彬，将《老子》81章倒背如流，这位五年级的小学生在北京大学电教中心进行过公开表演，而且还能熟练地背诵圆周率。他自己所说出来的奥秘，就是“我背诵时就好像照着大脑里的一张图念下来，没有你们想得那么难。”
李洪彬的记忆法，就是一种极其典型的慧性图文思维法。而他的慧性图文思维法的被激活和出现，就是得益于他坚持了诵读《老子》81章。老子的五千言，就具有开慧益智、激活慧性图文思维能力的强大作用。
背诵儒学智能教育的四书五经，并不能产生激活慧性图文思维能力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