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恺和石崇斗富的事被司马炎知晓，有人借此进谏说：
“朝臣不用心国事，而妄加攀比斗富，这岂是臣子之道呢？何况他们所费之财，十分浩大，必为搜刮而来，陛下当诏命制止，且穷追其贪赃之罪。”
司马炎一言不发，私下竟特赐王恺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希望王恺能以此将石崇斗败。司马炎的宠妃不解其意，动问说：
“陛下这样做，那些大臣还要进谏规劝，陛下就不怕他们来烦扰吗？”
司马炎哈哈一笑，得意地说：
“若让臣子卖命，就得让他们得到好处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他们不起二心呢？进谏的大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用意呢？”
王恺得到司马炎的特赐之物，马上进宫面谢司马炎，司马炎对他说：
“听说你多有贪赃枉法之事，不知是否为真呢？”
王恺骤然一惊，忙自辩说：
“他人诬告，陛下不可轻信。“
司马炎目视王恺，忽作一笑道：
“人生一世，追求享乐乃是人之常情，朕也不想怪罪，小过，为臣者若是没有忠心，那当是万劫不复之罪，望你莫负朕的美意。”
王恺磕头不止，誓言忠心，出宫后他冷汗迭出，心有余悸地对心腹说：
“皇上大智若愚，他是怕我心有异变啊。只要我放心享乐，才是最安全的。”
石崇屡败王恺，司马炎只是视而不见，不出一言指责。有人上告石崇巧取豪夺，敛财无度，司马炎也将此事一概压下不问。有人为此不平，上书指出说：
“为官贪婪，向来是一大祸患，常此下去，朝廷威望受损，百姓怨起，不可纵容。此制一开，难以禁绝，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司马炎于是把石崇召来，他把弹劾他的奏书给他过目，后说：
“你的不法之事，朕早有所闻，朕不忍心惩治于你，实因你对朕忠心一片。现在人们议论纷纷，你何以自处呢？”
石崇惶恐说：
“臣实有罪，自请罚银。”
司马炎摆手说：
“罚银就不必了，朕对你的格外开恩，望你谨记。”
石崇有惊无险，自对司马炎感激无限。司马炎用此手段，把臣子控制在自己手中，没有人向皇权发起挑战。
【原文】
利己纵之，利人束之，莫以情易耳。
【译文】
有利于自己的就放纵它，有利于他人的就约束它，不要因为情感的好恶而改变。
【释评】
情感的好恶，常能让人改变原则，把标准扭曲。这是成大事者最忌讳的，也是人们常犯的错误。在收放之间，对自已有利无利，往往是人们判定取舍的首要问题，可以说，这是人性自私的正常表现。人都不愿干对自己无利的事，关心别人总不像关心自己，这就决定了放纵什么是不能以危害自己为前提的，一旦失去了这个保证，任何人的承诺都不可相信。
【事典】李泌的归隐
安史之乱时，李泌作为唐肃宗的谋士，曾于756年向唐肃宗进献一策，他说：
“范阳乃贼之巢穴，陛下若派大军直指范阳，可避敌锋芒，又可断敌退路，实制胜之道，当立即施行。”
唐肃宗一时默然，不置可否。群臣闻知李泌之计，都认为可行，他们不约而同地再劝谏唐肃宗说，
“叛军兵源补充，军需供给都赖之于范阳，如出其不意攻占范阳，可令叛军进退失据，陷入重围，促使其军心动摇，全线崩溃。李泌的谋划乃神机妙算，陛下不可稍有犹豫，让良机遁去。”
唐肃宗十分敬重李泌，从前对他的计策也言听计从，不想今日他一反常态，他考虑多时后却对群臣说：
“兵发范阳，实多凶险，朕不予采纳。时下要务当在收复两京，两京若收复，则国人大振，灭贼自不远矣。”
群臣都感意外，李泌也一时难解，他还想劝唐肃宗改变主意，这时一位久在唐肃宗身侧的太监拦住李泌，悄声对他说：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难道你不知皇上的心事吗？”
李泌自知事情奇怪，他低声问：
“公公可知隐情？”
太监把李泌领到一密室，招呼李泌落座，他这才直言说：
“两京乃国都所在，皇上之所以瞩目两京的收复，当是另有深意。要知皇上虽在灵武即位称帝，但毕竟未在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没得到列祖列宗的承认，免不了有‘名不正’之嫌啊。现在太上皇虽然退位，可太上皇仍在蜀中发号施令。太上皇又放出过‘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万一有别的王抢先攻入长安，皇上岂不尴尬？你的计策确对大唐有利，可对皇上而言就未必有利了，皇上有上述考虑，他拒绝你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泌略一思忖，立时醒悟。他倒吸一口凉气，忧虑地说：
“皇上为了一己之私，而置唐室的大局于不顾，令人叹息啊。失去了这个机会，平乱真不知要等到何时？”
李泌不再坚持，心底凉透，他私下对自己的好友说：
“皇上感情用事，谁也改变不了他。我自以为皇上英明纳谏，现在看来，他也是对自己有利的才采纳，这是偏私，我不能对皇上寄望太多了。”
757年九月，唐军收复西京长安，万众欢腾之下，李泌却保持平静。
一日，唐肃宗召李泌一起宴饮，并同榻而睡。二人谈论多时，唐肃宗对李泌封官许愿，不想李泌却出语说：
“我也报答了陛下的知遇大恩，如今天下渐平，我想重归山林隐居，还请陛下照准。”
唐肃宗十分惊讶，他说：
“先生与朕患难与共，多建大功，现在到了向享富贵之时，先生为何要离去呢？”
李泌回答说：
“我这个人性情耿直，不善媚上，乱时出谋尚可，盛世奉上却无术。陛下若坚持让我留下，恐对陛下不利啊。”
唐肃宗一笑说：
“你我的交情，不仅是君臣之谊了，我怎会责怪你呢？”
李泌又说：
“我有五条理由不可以继续留下，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臣迹太奇。今日陛下念臣之功，或可恕臣，他日陛下一旦厌臣，臣就性命有忧了。陛下若能理解臣的苦衷，还是放臣离去，这样就能免臣一死啊。”
唐肃宗信誓旦旦，仍是不肯答应，李泌接着说：
“陛下从前待我甚重，我尚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现在海内渐安呢？我已对陛下无用，陛下又何必苦苦相留呢？”
唐肃宗挽留不住，只好应允。李泌如释重负，飘然而去。
【原文】
心可纵，言勿滥也。
【译文】
想法可以有很多，但言语不能随便。
【释评】
社会对人的制约是不能漠视的，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地放纵自己，随心所欲。人有思想的自由，但言语的随便无忌却可带来灾害，因言成祸的事总在警醒人们在此谨慎为好。自己不能束缚自己的心灵，压抑自己只能趋向保守和僵化；言语不能信口开河，它暴露出的东西会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许多人往往在别人的鼓励下畅所欲言而致祸，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事典】郭泰的默然
东汉时期，郭泰以博学智慧闻名。他一次和河南太守李膺见面，李膺提出了许多问题他都不作正面回答，李膺十足疑惑说：
“先生高才，人所敬仰，我提的这些问题并不深奥，先生难道真的不知吗？”
郭泰一笑过后，反问说：
“大人所知晓的，都会告知于我吗？大人若存心考问我，大人又何必以敬贤为名把我请来？我对大人并无了解，请容许我不能坦诚相见啊。”
李膺深感郭泰不同一般，于是诚心和他做了朋友。时间一长，郭泰感到李膺不是虚情假意，这才和他无话不谈了。
郭泰名声很大，许多儒士都慕名而米，有心和他结交。郭泰热情招待他们，却从不与之深谈，对朝政更从不涉及。一个儒士对他失望，当面怪他说，
“我千里迢迢赶来与你相见，想不到你竟是不敢言事之人，这与你的大名不符啊。身为儒士，当以天下为己任，你为何却如此怯懦无为呢？”
郭泰私下对他说：
“我并无心欺世盗名，奈何人多虚传，于我何干呢？我劝你不要轻信别人，也不要随意议论，只要坚持内心的想法，为何一定怕别人不知？我不会怪罪于你，别人也许就会深恨你了，你要切记。”
有人劝郭泰出来做官，郭泰都是婉拒，人们对他说：
“听你淡论，志向高远，谋略惊人，若能做官治世，必远过常人，造福百姓，你坚辞不就，真足太可惜了。”
郭泰神情哀伤，苦声说：
“官场最重清规戒律，我的设想再多，岂能改变官场？做官自有做官的学问，这其中的诀窍是无法言传的。”
当时儒士素爱议论朝政得失，知名人士更以此招揽门生，扩大影响，因为郭泰的名望所在，许多人便想把郭泰拉入，以壮声势。对此，郭泰—律拒绝，他推托说：
“治学和从政是两回事，为何非要扯在一起呢？一个人的学问再大，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无所不知，我实无高论啊。”
郭泰的朋友说他胆小怕事，还指责他说：
“你平日苦学深研，国家大事多有已见，不借此昭告世人，真是珍珠暗埋了。有了学问不宣传它，你到底为何呢？”
郭泰回答说：
“时下政局黑暗，宦官专权，哪里是谏言的时机呢？真言须对真人言，否则不但无用，反会徒然招祸。
后来了党锢之祸爆发，那些议论国事的知名人士多数被杀，而郭泰无把柄可抓，于是逃过大劫，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谢甄和边让都负有盛名，他们去拜访郭泰时，郭泰只是默默地听他们高淡阔论，极少插话。谢甄于是对边让说：
“我看郭泰只是浪得虚名，他口不能言，又何以服众呢？”
边让也是纳罕，说：
“听闻郭泰学问精深，故此我们才登门拜见，我每每用话语激他，只想让他发表见解，不想终是无用，也许是他真的腹无良策吧。”
二人走后，郭泰目送二人，连声叹息。他的门人小声问他说：
“那二人都是极有才学之士，先生为何怠慢他们呢？”
郭泰摇头说：
“我非怠慢，却是用默然告之他们正道啊。他们白恃聪明，傲慢轻言，一旦祸之临头，谁也解救不了他们了。”
后来，谢甄因不拘小节，语多放肆，被时人攻击，陷入困境。边让因言语无状，轻蔑侮慢了曹操，被曹操杀掉。
【原文】
行可偏，名固正也。
【译文＇
行为可以有偏失，但名义一定要守正。
【释评】
保持名义的正当性，是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事。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虽然他们胆大心黑，言行绝不一致，但他们仍是不忘欺骗世人，用正当的名义掩饰卑劣的丑行。名义有很大的欺骗性，许许多多见不得人的事，都是在堂而皇之的名义下进行的。如果不从根本上制约人的错误行为，不着眼于实际解决问题，再好的名义和措施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了。
【事典】没有私备的徐羡之
南朝宋武帝刘裕死后，司空徐羡之见继位的少帝刘义符违背礼教，有许多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