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教学和训练中，这种聆听的角色并不受鼓励。在我工作过的每家医院里，总是有一些孑然一身的病人，最后孤独而逝。这些病人通常都是些年迈的老妇人，她们非常渴求有一个能够谈话的对象。
有一位主管曾经这样跟我说过：“如果不是你的病人，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这是医院里通常的惯例。他们相信医生的精力有如存在银行里的金钱一样有限，如果你花费太多，很快就会耗尽了，这样的观念在医生群体中已经习以为常了。
如果医生力图无所不包、面面俱到，那么，他们最后也会疲于奔命的。
我们只能鼓励去接触病人最粗浅的表面。蜻蜓点水式的工作方式在医院里随处可见。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把更多的感情节省起来，放在你自己所爱的人身上。
正是因为不满于这样的观念，所以，从很早开始，我就决定把病人视同自己的家人。
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倾听病人的诱惑，于是，我开始尝试着听听病人在说什么，其实，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病人渴望医生能听听他们说什么。其实，病人的倾诉比那些心电图表或心脏手术更能反映真实病情。
看望了拉斯的那天晚上，我夜不成寐。
我从床上起来，打开电脑，搜索着一些关于印第安原住民的网页。在一篇文章里，我读到了有关“达郁卡塔”——这是一个印第安语词汇，意思是“和谐平衡”。
我读到了这样的语句：“孤独一人，与世隔绝，没有家人朋友，作茧自缚，这是许多种疾病与身体失调的症因。”
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5）
我想到了拉斯握紧的拳头，和他像石头一样冷硬的脸孔。
我理解了他的愤怒。
他一度是一个强壮骄傲的男人，可是，他失去了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是一名被剥夺者，一名被抛弃者，他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无处可去，心中的苦闷也无人可以倾诉。
在美国西部文化中，群体或社区往往会包含个体的价值。拉斯失去了他所属的集体，成了飘浮无定的个人，失去了他可以从中汲取智慧的东西。
他有如行尸走肉一般，安静地燃烧着怒火，最后，孤立无援地患上了心脏病。
这就是他故事的核心所在。
如果我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遇到拉斯的话，我们的故事也许很快就了结了，根本没有任何开始。他一定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办公室的病人流水线中的一员，我只是机械地切开他的动脉，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生活，更不会开启他们的心扉。
拉斯出院后，也许还会回到他的家里，继续保持他爱吃猪肉、马铃薯和喝可口可乐的饮食习惯。他继续把自己的沮丧和压抑埋藏在心里，最后，他的血管又会再一次堵塞。
我既然帮他治疗过心脏，我的职责就不能无视这样的可能性。
但我改变了——因为，我的病人把我改变了。他们向我显示了洞悉心脏真相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心血管病是身体、精神与感情三重作用之下的疾病。也许，在传统西方医学与如今并存的各种辅助性疗法之间，应该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我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参与了“心脏治疗计划”，这个计划专门帮助心脏病人从生活方式入手，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我要求拉斯也加入进来。
在我们下一次会诊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尽我所能来帮助你了；现在该是你自己努把力的时候了。我需要你采取一切办法保持动脉的畅通。你以后必须改变饮食习惯、进行适度锻炼、减肥、降低血压。但是，我同样需要你试着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要相信自己会恢复健康，而且，你自己也要愿意恢复健康。”
我把我们这个“心脏治疗计划”的说明册发给他，这个计划的进行地点在太平洋边上。通常而言，这应该是病人非常乐意看到的东西。可是，拉斯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草草浏览了几页，我看到一层熟悉的阴影又笼罩在他脸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搞不太明白。”
“拉斯……”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层阴影烟消云散了。
“我付不起拉约拉的旅馆费用。”他告诉我。
我远眺着他身后那蔚蓝的海洋；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纽约人，我有时仍然希望能看到高楼大厦。在我面前的太平洋尽管如此美丽，我却对它无动于衷。
我应该怎么帮助我面前的病人呢？我问我自己。他现在正处于转折点上，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从我进入医学院开始，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沟壑已经影响到了我。
我的职业训练告诉我，我是医生，拉斯是病人；他生着病，而我是健康的；我有答案，他有疑问。我被教育说，我们两个人的角色应该是界限分明的，我有解答问题的智慧，而拉斯的角色应该是被动地服从与接受。
但这样的安排根本行不通。我从病人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从医学期刊论文或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多。而且，如果我对病人保持超脱的态度，会使得我与病人分隔得更远。
“我家里有空余的房间，”我听见自己说，“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住在里面。”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如芒刺背，反复思考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我的同事会认为我的行为不够专业吗？如果我和拉斯以及他的家人交朋友的话，我自己会感觉不舒服吗？如果我的狗不喜欢他们，怎么办呢？
我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当拉斯和他的家人参与这个计划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便遇到了一项挑战。我提醒自己在厨房里闲逛或从浴室里出来时要穿着得当，脱下白大褂以后，我不再能保持我的尊严了。
我现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站在厨房里，穿着帆布鞋、喂着狗、做着沙拉。当我看到拉斯的儿子帮爸爸去他们的车子里偷偷拿出亮红色的可乐罐时，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这是他自己的事，不是我的。
拉斯从我们的“心脏治疗计划”中获益良多，从瑜伽到冥想，到素食烹饪班，都很有帮助。这其中的援助小组和咨询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的援助小组并不能够把拉斯的部落还原给他，但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精神替代品。我发现自己站在玻璃门外看到他时，心里犹豫不决。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正在说话。
当我看到他时，一句《圣经》里的名言涌现心头：
“每样事物在光线之下都会显露无遗，”圣·保罗说，“暴露在光线下的事物，也会变成光线本身。”
研究表明，倾诉有助于疾病的治疗。詹姆斯·W·潘纳贝克对隐藏情绪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发现，诉说自己的情绪与思想有助于健康。拉斯自己后来也说：“直到我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之后，我发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
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6）
群体协助正是迪恩·奥尼斯的心脏治疗小组最核心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项计划所要效仿的模式。根据奥尼斯的研究，那些援助小组不仅让参与者打破禁锢，表达情感，学会聆听别人，而且，小组成员相互激励，采取措施，坚持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锻炼、改善饮食和戒烟等。
在加州，从春天到夏天的转变是非常微妙而又有特别意义的。在这段时间里，拉斯身上也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变化。
随着他继续参与这个计划，他的胆固醇指标和甘油三酸酯指标都得到了改善。好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外出散步没感到胸痛。
他的身体改善了，我看到拉斯原来那张僵直生硬的脸孔也开始柔和起来，最后，他压抑已久的愤怒也开始浮出水面了。在他伤痕累累的坚硬外壳之下，藏着一颗温柔的心，上面布满了沮丧的伤痕。
群体倾诉同样改变了他的家庭状况。原来，拉斯所到之处的气氛非常压抑，现在，他像发热体一样活力四射。他不再用他的心脏病来控制其他家庭成员了，因为心脏病已经不再能控制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儿子都从原来那个固定呆板的被动角色，转变成拉斯的健康卫士。
现在，他的妻子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她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告诉别人之后，她可以放心外出了，不必再挂念拉斯会随时倒毙家中。他们的儿子甚至培养了更为良好的饮食习惯，因为他害怕自己像父亲一样也得心脏病。
但是，拉斯的最成功之处并不是降低了体内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酸酯水平，而是他恢复了工作能力。有一天下午我发现他在干活，忙着编织一张小网，还把许多红色的小珠子织到网的中心。
“这是什么？”我问他。
“这是捕梦器，有辟邪的作用，有了它你就不会做噩梦了。我们相信这些网结和线能够把噩梦捕捉住。你在睡觉时把它挂在床头。这一个是给你的。”
他把小玩艺递给我，我把这张小网举了起来。在我眼前的是一件非常精美复杂的工艺品。
拉斯的创造天分被他的疾病深深抑制住了；现在，他的作品高高挂在我的卧室里，提醒着被锁在内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还有一天，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拉斯在角落里和一名护工谈话。
“情况怎么样？”我问小组的领导者。
“拉斯正在给吉娜一个雨神的护身符。”
“那是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妇女怀孕的吉祥物——她花了好长时间也怀不了孩子。这个护身符很管用的。玛丽·约和丹都说这件东西让她们怀上了孩子。”
我走出了那间屋子。我并不需要让拉斯来提高我的受孕几率。
这并不是说，拉斯就不需要药物辅助治疗来维持身体机能，他仍然需要长期服药。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七年，每当我半夜醒来，突然为拉斯担起心来，我看到卧室里挂着他手工做的捕梦器，我意识到拉斯的行为远远超越了我的医术。他自己找对了路子，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人类学家大卫·梅伯利·列维斯指出，部落中的个体生长于一个限定的区域，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现代西方文明的体系下，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世界中，正因如此，我们更孤立无援，孑然一身。
我相信这就是拉斯的心脏试图透露给他的信息——没有自己所属的社区、群体，或没有与之相连的精神，他和他的心脏就会枯萎。
拉斯现在成为了一名医疗技术公司的发言人，帮助我们的斯克里普斯中心筹集经费。拉斯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成功案例，在他的医生宣告他将要死亡以后，他已经活了10年。
他站在人头攒动的听众面前，向他们讲述他曾经如何迷茫，不知何去何从，然后，又是如何找到了方向。这几乎是最古老的励志故事了。
听众给予了他最需要的回报——也同样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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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抑郁的风景线（1）
心情不好，心脏自然就会不好。有研究指出，抑郁和焦虑会提升血压，影响心律，改变血液凝固状况，最终导致体内胰岛素和胆固醇指标升高。所以，抑郁症和心脏病总是一前一后，结伴而行。也许，爱才是治疗心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