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来讲，就是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你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但是当时自己同族全被杀，并且你当时是叛徒，你还能心安理得的去讲，这是不可能的。除非鬼狼在这个戏里面他就是一个这样没心没肺的人，但是在戏里面，鬼狼不是这样的人。啊，我说我明白点了。我说我明白明白。但是怎么去做呢？也是导演跟我讲，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是有逆反心理的，你那会其实很难受很自卑，觉得自己真的是猪狗不如。但是你当时肯定对昆仑表现出不知道从哪来的恨，其实是在恨自己。导演说其实你可以把这句话讲得很嘲讽，导演说这就是你的故乡雪国，很嘲讽的。后半句，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其实自己心里是最难受的。
当时我觉得导演说戏太厉害了。这是我没法想到的东西。我觉得一般演员，或者大多数演员，不容易这么去想。但是导演讲得很对，令你很相信，他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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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鲍德熹（1）
【鲍德熹自述】
拍电影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的一切的兴趣、爱好、事业、生命，都是电影。我离开了电影，将无法生存。我是不会改行的，我一辈子都会拍电影。我只是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拍出更多的好的东西、好的作品，留给观众看，让这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永远发扬光大。
【鲍德熹说陈凯歌】
介绍才见面的，当时陈红也在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导演谈到他的计划，要拍一个时空交错、有爱情的、浪漫动人的娱乐大片。我听了之后特别激动，因为那真是一个好题材。我觉得这个戏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挑战，以前纵然我拍过比较科幻一点儿的电影，时空交错的电影，但是这么大规模的题材，我还是第一次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跟导演感觉是相逢恨晚。
我觉得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导演，是我所见过的最全面的导演之一。凯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中国文学功底非常好，我自己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承认我的文学水
平是不及格的，对于那些细腻的对白，怎么去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导演都处理得非常好。
我其实老是在观察着导演，我观察他神色上的变化，他在想什么。在国外拍戏，导演有权力去改变任何东西，所以导演会随时变，其实我自己也会随时去变。因为看到、想到一些好东西之后，就马上跟导演提议，我们这样好不好？不是说原先怎么样，我们就一定要百分之百按照这个情况来做，我们要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我和凯歌的合作就保持在一种非常开放和灵活的层面上。
我做摄影指导的原则是，不是武断地去卖菜，不是说，我把菜卖给导演，今天有胡萝卜、白菜、冬菇，你就只能炒这个菜，别的菜你就免问了。我不是这样的，纵然我准备的菜不是太多，但是导演突然间想改吃辣的话，我也要想办法给他一点儿辣的来吃。除非有时候在某一个场合，我对导演说，这个好像酸的比辣的会好一点。
凯歌是一个非常能够接受别人中肯意见的导演，这是非常突出的。作为一个主创人员，自己编出来的故事，不管怎么完美，在某一些场合底下，都难免有某一些比较主观的、比较偏面的东西，演员、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可能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会提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我觉得凯歌是一个非常能够容忍、用宽宏的心去容纳别人意见的人，而同时又保持着自己主观的坚持。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过，甚至有人预言说，我跟凯歌是一定合不来的，一定会吵架的，一定会抬杠的，一定有很多问题的。我除了感谢他们的忠告以外，我始终觉得，导演是最终对电影拥有决定权的人，我们拍这个电影，完全是为导演的意念服务的。
我做事的方针是对事不对人。我觉得任何对这个戏有利的东西，我会大胆的发言，导演不喜欢，没问题，但是我把选择递给导演，导演随时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特别是在《无极》这样一个时空交错，我们大家都没有做过的电影里，包括人物怎么去运动，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器的运动去配合，什么样的光线，都是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导演就是一个统帅，凯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挥官，无论是面对千军万马，还是面对两个演员。他有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就是讲戏。他跟演员讲戏的时候，是非常的详尽、详细和准确。他跟演员讲话，不是用一个很抽象的说法。
凯歌最大的特点是很细致，什么时候转头去看，什么时候动嘴，什么时候开始讲话，讲话用什么节奏，眼睛怎么瞄他一下，怎么在镜头前面配合所有的机器运动，他都要求得很准确。我觉得他是我合作中最最特别的一个导演，一个非常准确的指挥官。
在筹备的时候，导演和我们工作人员一块儿看了大概二十天的景，我们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在拍戏之前，又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导演跟副导演和我们大家一块儿坐下来，尽量把整个戏的大概，坐下来仔细地去分好镜头。当时就确立到底用什么样的风格来拍这个戏，我们决定放弃传统的讲故事的办法，而采用一种灵活的构思。在这个磨合期里头，我们既激动也有很多争持。
如果要用简单的话来总结我跟导演的合作。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相逢恨晚。我希望导演的下部片子，和以后的每一部电影，都来找我做摄影指导。希望我们可以长期合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多拍一些有趣的、有意义的作品出来。
【鲍德熹说林迪安】
在这个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动作设计。这是凯歌第一次拍摄全武打的场面，所以当时就请来林迪安先生做动作设计。我和迪安曾经在以前的电影当中合作过，但是时间不长，后来他因为《蜘蛛侠》而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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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鲍德熹（2）
合作之初，我们希望去创作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在整个设计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采用什么样的动作方案，就是这一段戏到底是做什么的，玩一个什么东西，如果玩一个兵器的话，这个兵器是什么样的兵器？如果玩一个拳脚的话，那个拳脚将是怎么打法的？
当时围绕着这些方面一直在讨论。导演觉得我拍过不少的动作片，所以就希望我能够参与这方面的创作和讨论，我也是很积极地参与。一旦导演有所要求，我工作起来是不分彼此的。我就是希望这个电影能够拍得更好，所以我感觉可能，我也知道，有一些外界的人士会说，鲍德熹这个人非常的骄傲，做事很自我，什么事都要管，很难相处。
无论外界怎么讲我，我做事最大的特点就是，每拍一部电影，我都是对事不对人，我只是一心一意辅助导演能够把戏拍得尽美尽善。
对我来说，任何工作都可能是我的工作，只要我能够帮得上，我一定会尽力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确用了不少时间去构思这个动作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比如说马应该做一些什么，人和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些设计，我都是有参与的，机器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去配合这些动作，甚至要把当时的动作画出来。在和中方的整个拍摄和制作的磨合期中，当时要分开AB组，因为拍摄条件实在不容许我们无限期地拖长下去，如果我们拖长下去的话，我们就赶不上香格里拉最好的花期。
所以我们只能赶，要赶着完成，而且非得要完成。迪安和我都是第一次跟内地合作，
那么具体的这些AB组的安排，因为在过往的凯歌的电影当中，很少会出现AB组这样的情
况，当时的安排是有一点儿混乱的。于是当中产生了一些误会，有报道、有传言说，我跟林迪安闹翻了，闹得不好了，所以林迪安就离开剧组了。我觉得这件事真是很冤枉的，我只是一个摄影指导，我怎么可以去把一个武术指导给撵走呢？没有可能的嘛。从我的角度来说，林迪安是我的朋友，我们大家都在商量怎么把戏拍好，而且我们都有一个习惯，我们有话直说，有什么话直说，不会兜着圈子，客气说话。
所以有时候我真觉得人言可畏，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动机去做一件事，总是有人去曲解，有人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有时候我感觉无奈，但是只要不损坏到这个戏本身，不损坏到导演本身，我无所谓，关键是要顺利拍好戏。
后来导演就决定，换董玮做这个戏的动作指导，董玮我跟他也是相熟的，因为也是在以前的电影中合作过。董玮是非常热心、非常能干苦干的一个人，他很希望用一种新的手法来设计动作。他的器材也的确令我大开眼界，他的方法的确是大有学问。
【鲍德熹说陈红】
我必须要赞一下陈红演的满神。我觉得满神这个角色，她是又正又邪，正邪具备的。所以，满神不是一个神，也不是一个鬼，但是她又是神，又是鬼， 又神又鬼。所以在这一点来说，较之陈红过往演戏的经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所有的举手投足，甚至戴的假发都必须要下很大的工夫。 但是她又是制片人，陈红准备功课的时间，一定没有其他演员这么多。她就经常忘记台词，但是纵然忘记台词，对于表情的要求也很多。凯歌对她的表情要求 特别严格，什么时候举手、什么时候转身、什么时候眨眼，我又希望她不要眨这么多眼，所以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百分之百地跟中方的电影公司合作拍戏，以前都是港方或者美方的投资。这次基本上是由陈红来负责和调配这么大的一个制作，这对她来说是第一次，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的确有一个磨合的阶段，我说磨合是因为在整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有某一些情况的不适应，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对东西的一些基本要求，和国内的标准也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间上，和国内的要求也有一点儿不一样，但是种种的这一切，我们都在有商有量的基础上，去互相交流、互相迁就。
做这么大一个制作，真是很不容易。仅从这一点来说，我也觉得陈红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她真是不眠不休，经常看着她眉头深锁，经常看着她好像负担很重。我自己也尝试过做制片，所以知道时间上、所有的调配工作上、预算上，的确会遇到很大的压力。那么在这一段的磨合当中，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总的来说是非常愉快的，我们大家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就是一定要把《无极》拍好，这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必须要把它尽力地完美地拍
摄影 鲍德熹（3）
完。拍摄《无极》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事，真是一言难尽，我觉得困难的东西太多了。
【鲍德熹说《无极》】
导演和我一开始就同意，特别是导演自己，很坚持地要用运动的镜头来讲故事。所以，我们就共同去创作怎么在机器的运动当中，尽量地把我们所有的剧情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