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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整整陪母亲坐了一夜没合眼。我在母亲的哭喊声中，倒睡了个安稳觉。据三姐讲，母亲那一宿翻来 覆去，躺下起来躺下起来，稍不顺她的意，就用手拧人、打人，劲儿很大，生气了就把床上的枕头、被子等 一股脑胡撸到地上。情绪十分焦躁不安。
看来母亲是要以无休止的哭闹，与大家长期战斗下去了。
面对母亲的病痛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尤其是在夜里），只靠保姆一个人恐难尽心和胜任（再说还有 父亲，以及大量家务要做）——下下策：只能我们姐儿几个在我这儿轮着“上夜班”。
当时我能想到的救治母亲的希望有（唯物的和唯心的）：1、送她回老家一段时间，换换环境，看有否 改善；2、买电影《喜盈门》VCD影碟（母亲平时最喜欢的一部农村电影，曾百看不厌。），借以找回记忆； 3、到中医院试试，看有否转机；4、住院治疗；5、去雍和宫烧香拜佛，保佑母亲平安（在人力所不能及的 危难中，往往只能求助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我们还想到，如果能找到一位全天候型的保姆，日夜照顾他们（晚上几乎不能睡眠，必须随哭随到）， 我们愿给付她双倍的工资。
17日，妻子从杭州出差回来。说她这次特地到灵隐寺拜了佛，极虔诚地保佑母亲的病能好转。不可思议 的是，连续哭闹了四个晚上的母亲，在妻子回来的当晚竟能安然入睡，而且坚持到第二天白天都一直很好。 那夜的平静，反倒令我们忐忑不安。
但第二天夜里，母亲又哭闹如常了，且变本加厉地补回来。
第八章 心重与重心
1．
父母得病这几年，我整个生命的重心全向着他们这边倾斜，搞得自己疲惫不堪。。出浴时发现，大把大 把脱落的头发，堵塞在浴缸的下水孔处。从青春到苍老的转变，竟在倏忽之间。
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也许大致如此吧——四十岁以前，为父母活；四十岁以后，又时刻为儿女活着——什 么时候可以为自己活一回呢？
那时听到来自朋友或家人最多的一句劝慰就是——想开点！你的心太重了……
一语中的。
不错。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我是心太重了。很早以前就是。我以为这是性格使然。但“心重”并不等 同于“孝敬”。我自知即使那时的我，也还远远谈不上“孝敬”。
2001年重阳节，由于工作原因，我被派往海淀区一家敬老院慰问老人。去时给他们带去了糖果、衣物等 简单的慰问品。
老人们知道我们要来，有组织地在楼道站成两排，夹道欢迎。他们把果丹皮等食物紧紧贴在自己怀里， 生怕被人抢去似的。他们在院子里有组织的集体晒太阳，聊天。你会发现他们中也会拉帮结党。有些性情孤 僻的老人被冷落在一边，比冬日的阳光更清冷。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紧紧握着不松开，眼里莫名地闪着浑浊的泪水。他们好像孤独封 闭的太久了。他们多么希望与人的交流，或仅仅是握着你的手，好让他们有确定的依靠。
进得双人间寝室，一股呛人的尿臊味充塞口鼻。凌乱而单薄的被褥，简陋的药品……据院长说，老人们 的三餐都是经过合理搭配以保证营养（其实也都很简陋，青菜加少许荤肉而已）。厕所是院子里的公用厕所 。尚能自理的老人都是自己去。我亲眼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扶着墙艰难地往厕所挪动，还有的正一边 出来，一边两只手揪着随时可能褪下来的裤带。老人们热情地把我们往屋里让，意识不到我们迟迟不肯进去 不是出于客套，而是不习惯那股呛人的尿臊味（他们呆得久了，肯定闻不到）。
院长说：在北京来说，他们这儿已经算条件很好的敬老院了。不仅附近的村民往这里送，连住城里的都 来。今年的床位已经全部住满了。
北京正规一点的敬老院好像都很抢手。由于条件、床位和人手所限，大都规定只能收生活行动自理的老 人，半自理都不要。那些瘫痪在床的，吃喝拉撒完全要靠别人的，不能自理、更甚至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老 人，几乎没有哪家愿意收留。
就是说，有些老人，成了连敬老院也不愿收留的，被遗弃的群体。
我问院长：“这里面住的，是否孤寡老人居多？”
答：“大都是有儿有女的，老人自己愿意来。”
“儿女好多都是当处长什么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月过来看老人一次，可孝顺了！”
……哑然。
对孝顺，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家家有老人。可见有老人的家庭，也并不一定都成为子女在社会上为事 业打拼的障碍——看你怎么想。
不一定每个子女都为父母“心重”。你不能说他们不“孝敬”——他们也许才是用行动践着忠义“大孝 ”的人！为国家，为社会！
看着一个个老人送别我们的不舍的目光（我们既不是他们的亲人、儿女，而相聚竟短暂到以一两个小时 计——他们何至煽情若此？），我茫然了——他们是可怜的，也是可爱的一群老人。由此我又想到我的父母 ，为他们能在我身边，与我朝夕相处（的确只有“朝夕”相处，其余时间都在外面忙工作）感到庆幸。
父母的目光是那样理直气壮，有恃无恐。至少他们生活在可以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的家里面，是否因 此也变得不再可怜复可爱了？！
中国有多少瘫痪在床的老人，便牵累出多少陷于瘫痪的家庭。
2．
电视里纪实跟踪过一位著名导演的日常生活。住在一间硕大无朋的大HUOSE里，工作、沉思。
周日，开大奔来到一幢普通筒子楼里，看望他因多年脑血栓，瘫痪在床的母亲。母亲由下岗在家的姐姐 负责照顾和护理，为了给导演的事业让路。
拍摄那天，姐姐央求导演，能否为她在剧组里谋个差事，她说这些年都是她照管妈妈，很不容易，从来 没张过嘴求过他这个弟弟……姐姐说这话时声泪俱下。导演沉默地坐在一边，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吸烟，显然 很为难。其实他要为姐姐在组里找份工作轻而易举，但他不愿别人因此说闲话。所以才更觉苦闷。（片子对 这种尴尬场景的再现，实在是真实）
后来我在这位名导演写的书里，看到他妻子对他的描述。也谈到他对母亲那种不露声色的深沉的爱：每 次去母亲家，只坐上不超过十分钟，并且总是一言不发，几乎与失语的母亲没有任何交流。直到他母亲去世 ，他的妻子才从导演的回忆文章中，真正体会到丈夫对母亲的感情竟是那样深沉……
是他牺牲了自己对母亲的照顾时间，才成全了全中国的观众，有那么多好看的电影可看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难道这不正是舍小取大的“大孝”吗？但有多少人能像他做的那么好？
我又想到了名导演的姐姐。作为当事人的她，对母亲生前的种种付出，已经无从计较了。名导演尚可以 用事业的成功，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但姐姐，也许随着母亲的离世，更感到身无可依的孤单。
一个人，当你把一切献给什么的时候，它的离开同时也把你的一切都带走了。你只剩两手空空，一无所 有。
但在一个家庭里面，特别是一个“上有老”的家庭里面——总要有人做出这样的牺牲。
名导演每周或更长时间一次的“十分钟”，其实是对家庭责任的一种逃避。在他的“权衡”之下，有多 少出于自私的无奈，出于狡猾的真诚？
不管他事后如何对母亲饱蘸深情的忏悔和怀念，都无法弥补当初“十分钟”的决绝的选择！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那“不见不闻”呢？又或曰“眼不见心不烦”呢？— —虚伪的矫情，比不管不顾的直截了当，更令人生厌。逃避固然可以获得宁静。谁都可以为现实中的逃避， 找出一大堆堂皇的借口。）
3．
生活与事业，尽孝与尽忠，个人与父母……
孰重孰轻？——总要你艰难取舍，立断分明。
人们说：“既已如此，父母已然无可改变了，干嘛还要那么心重呢？”
是啊，干嘛要以这种“心重”自己折磨自己呢？我其实早已经为自己想了很多，能想明白的，我都想了 。剩下的就是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了。
大概“心重”是一种养成，“心重”也是一种遗传。（父亲若是一个乐观、达观的人，也不见得就会得 老年痴呆）由此我便设想，也许我的晚年生活会更加不幸，也许心理的变态程度比父母更有过之。
守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周而复始，毫无新意可言。精神痛苦积压得越久，与人谈起时，越像是祥林嫂没完 没了的裹脚布故事——“我真傻，我只知道冬天里有狼……”听腻了，听众渐渐的连最后一点同情的防线也 崩溃了。
年龄上的巨大差距，使我过早地在父母随时可能离我而去的惴惴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沉重的童年。那是 一种玉山将崩的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威慑力。
（记得小时侯，自己曾照着戒台寺里的戒台，恭恭敬敬地绘过一张佛像，摆在衣柜上方的玻璃门里。不 定期地双手合十，以我自己的方式参拜一番。嘴里还念念有词，无非是祈求父母平安健康之类的。整个过程 竟像手淫一样鬼鬼祟祟，忐忑而紧张，生怕引起家人的注意。长大后搬了几次家，这张比例失调的小小佛像 ，终于下落不明。）
我不知为什么总会对父亲产生不祥的联想，越想越真，以至伤心欲绝。大概是太怕失去吧。
父亲当年摆摊时，批发的地方在大钟寺，离我家二十余里。天不亮就要起来，瞪着三轮车去上货。家里 再没别人能帮上他的忙。
他老说：“困啊！……有时困得一边蹬车一边打盹，猛睁眼，车的前轱辘已冲向路边的马路牙子。”花 两个小时骑到目的地，路灯才刚刚熄灭。
除了困，更要防路霸和小偷。路遇强人，冷不防从车后边搬走你几筐菜，找都没处找。即使看到对方明 抢明夺，也只能认倒霉。一个七十多岁的身单力孤的老人，再强壮也不是他们成帮结伙的对手。
父亲就遇到过好几次。回来一路还纳罕，车怎么一下子轻了？回来盘点后发现果然少了。还没开张，便 把好几天的利润白白送了强盗，除了唉声叹气又如何？！还得打起精神加倍去奔！（一家人的衣食之忧摆在 那儿，不容父亲有怨天尤人的时间。）就这样，父亲也风雨无阻，舍不得给自己放一天假。
老马拉套。父亲捡话——他“还没完成任务呢！”（指供养我上大学）
有多少次，父亲一去四五个小时不回来。谁都不知父亲在哪儿？
可怜的母亲只会焦急地一会看一下表，嘟囔着——“你爸怎么还不回来？都一半日了！”我现在能理解 母亲当时的心情，一定比谁都更没着落，她一定承受着无法对子女言传的恐慌和不安（表针的转动在人的等 待中，会变得夸张刺耳，撕心裂肺）。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