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证明它们是组织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它的题目（比书本身更明显）预示着胜利大结局与我发现的世界并非一致。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面提到的书都是不朽的杰作，因为他们都抓住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世界的核心问题”，最活跃的中心部分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将驱使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朝着——要么是文明的冲突、混乱无序、帝国的衰落，要么朝自由主义的胜利的方向迈进。
本书与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认为，如果你想了解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就必须认真地了解一种新的、成功了的国际体系——全球化，那才是人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全球化不仅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将扩大到外星，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在这个体系中什么东西都是新的，而强权政治、混乱无序、文明与自由的冲突都已经陈旧不堪。冷战后的梦想就是这个新体系与过去所有激情之间出现的互相影响的结果。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梦，其最后结局仍然没有演绎出来。
开场白：世界10岁了（6）
“噢，弗里德曼，他喜欢全球化！”
那就是为什么在新的全球体系中你既能看到文明之间的冲突，也能看到文明的传播；既有让人落泪的环境灾难，也有让人感动的对环境的拯救；既有自由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有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爆发出来的拼死的反抗；既有国家的长期存在，也有强烈主张非国家行为的力量出现。我希望本书能对沿着那个复杂梦想探索的人、那些思考着如何对全球化进行管理的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言归正题前，我还要说一件事，本书的出版商兼编辑乔纳森·加兰斯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告诉朋友们说，你在写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他们说，‘噢，弗里德曼，他喜欢全球化！’你对此有何评论？”我回答乔纳森说，我对全球化的感觉就如我每天对黎明的感觉一样，通俗地说，这是件好事，就如我们每天对太阳升起时的感觉差不多，这绝对是件利大于弊的好事。即使我对黎明不在意，我对全球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不能让全球化开始，也不能制止它的出现——除非人类的发展为此付出重大代价——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我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用最佳的方法跳出这个框框。对多数人来说，掩盖事情的真
相是最糟糕的，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
本书的第一部分阐述如何看待今天的全球化体系，该体系如何运作；第二部分阐述国家、社会、个人、环境与该体系的互相关系；第三部分述说全球化的反冲力；第四部分阐述美国在此一体系中所起的独一无二的作用，美国为确保在新体系中有个稳固地位，还需作出何种努力。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00年3月1日于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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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体系（1）
福里斯特·冈普的妈妈想谈些什么来着？生命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绝对不明白里面装的是什么。对我来说，一个酷爱旅游的外国记者，生活就如同旅馆房间服务——你绝对不会了解门外边发生的事。
“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以1994年12月31日晚上的事为例，那天《纽约时报》委任我为外事专栏的作家，我的专栏发稿是从东京开始的。当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越洋飞行到达大仑饭店后，就叫了一次房间服务，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尽快给我送4个橘子来。”我喜欢橘子，需要摆在那里慢慢吃。打电话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了，接电话的人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大约20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位穿着笔挺服装的房间服务员站在门口，他前面的手推车上盖着一块上过浆的白色餐布，下面是4个盛着刚榨出来的鲜橘汁的玻璃杯，每个玻璃杯下面是装满冰的银碗。
“不是，不是。”我对服务员说，“我要橘子，橘子——不是橘汁。”然后我装着咬一口橘子的模样给他看。
“是的，是的。”服务员边说边点头，“橘子，橘子。”
我返回房间继续工作。20分钟后，再次传来敲门声，还是那位服务员，还是那辆用亚麻布盖着的用于房间服务的手推车，所不同的是车上有4个碟子，每个碟子里盛着剥了皮的橘子，橘子瓣摆成小方块，宛如一盘寿司，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不是，不是。”我再次摇着头说，“我要的是整个整个的橘子，”我用手比划成圆圈形，“我要橘子放在我的房间慢慢吃，我不能一次将4个掰成瓣的橘子一下吃掉，掰了的橘子也不能放在冰箱里，我要的是整个的橘子。”
我再次用夸张的手法模仿吃橘子的样子。
“是的，是的，”服务员一边说一边点头，“橘子，橘子，你要完整的橘子。”
20分钟过去了，敲门声再次响起，同一位服务员，同一个手推车，他带来了4个完整的橘子，分别摆在4个小碟子上，一把叉子，一把餐刀，叠好的餐布整齐地放在一边。
“对啦！”我签了字。“那才是我所需要的。”
当他离开房间后，我看了看账单，4个橘子是22美元。我如何才能向我的老板报账呢？
但我的橘子经历并非到此结束。两个星期后我到了河内，独自在市中心旅馆用了晚餐。当时正是越南橘子丰收的时节。小贩们在街头巷尾成堆地叫卖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招人喜欢的橘子。每顿早餐我都要吃几个。当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什么甜点时，我只说要一个橘子。
他出去了，数分钟后返回。
“对不起，”他说，“我们没有橘子。”
“那怎么可能呢？”我有些发怒地问道，“每天早餐时你们都会摆一大桌子，现在你却说厨房后面某个地方没有一个橘子？”
“对不起，”他摇着头说，“你说的或许是西瓜吧。”
“行呀，”我说，“就给我上西瓜吧。”
5分钟后服务员带着一个掰成三瓣的橘子回来了。
“我发现橘子了，没有西瓜。”
现在我明白了，作为一位预言家，我应该把当时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因为我从盘子和房间外边的事里发现的问题太多了，虽然那并不是我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按编辑部要求在全球飞来飞去时的发现。
从“在欧洲”专栏到“国际”专栏
作为一名《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如果有人想找份最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不知是否正确？如果对，那么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其理由是，拥有这样崇高工作的人，可以带着自己的观点去环游世界。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去，就我的所见所闻发表看法。但问题是，当我着手动笔写作本书时，我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观点？透视什么？展望什么？组织系统——超级故事——通过我对世界的观察，如何帮助读者弄懂这些现象，优先考虑它们，评论它们、了解它们？
第一章新体系（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前任干此事比较容易些，他们处处可以遇到一个现成的超级故事和国际体系。我是《纽约时报》历史上第五任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国际”实际上是该报最早的专栏，1937年由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女士创办，最初称之为“在欧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在欧洲”就是国际事务，《纽约时报》的第一个海外专栏定格在欧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纽约时报》1954年为麦考密克女士发布的讣告说，她开始发表国际专稿时“是以代顿的工程师麦考密克先生妻子的身份，当时她为了伴随丈夫经常买票去欧洲。”（从那时开始，《纽约时报》上的讣告被认为更政治化了。）她报道的国际体系是欧洲凡尔赛列强平衡的崩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正如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堀起、成为跨越世界的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担当起与苏联进行斗争的重任一样，《纽约时报》的“在欧洲”专栏也从1954年起改成“国际”专栏。几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成了美国任意驰骋的战场，所有的世界事务，哪怕是天涯海角，都成了与苏联争夺的对象。在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之间，在华盛顿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对于影响霸权之间的竞争，成了三位国际专栏作家组织他们超级故事的主要观点。
从“冷战后世界”到“全球化”
到1995年春，我着手国际专栏写作时，冷战已经结束，柏林墙也倒塌，苏联成了历史。我曾有幸在莫斯科目睹过这一切。1991年12月16日这天，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正在莫斯科访问，鲍里斯·叶利钦正在蚕食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当天贝克按预订日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他们的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金壁辉煌的圣·凯瑟琳厅举行的。开始之前，通常会很和谐地安排一次新闻发布会。贝克先生和他的随从在长长的克里姆林宫尽头的两扇大木门后等待，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随员在另一头的大门后面，双方只等统一信号出现，大门同时打开，两人同时迈进房间，来到大厅正中央，在闪光灯下握手。为了会谈，贝克按时来到指定地点，门慢慢打开，走出来的却是鲍里斯·叶利钦，而非戈尔巴乔夫，猜猜谁将来吃晚餐！“欢迎来到俄罗斯大地，这些都是俄式建筑，”叶利钦对贝克如是说。贝克当天晚些时候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很明显，权力已经发生转换。我们负责报道此事的国务院记者在克里姆林宫呆了整整一天，大家静候在那儿，外边大雪纷纷，太阳下山时我终于走了出来，克里姆林宫银装素裹，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大门，靴子在刚下的雪地里踏出条条新痕，我注意到克里姆林宫顶端旗杆上锤子与镰刀的红旗仍高高飘扬，像聚光灯一样在那儿飘了70年。我自言自语：“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在那儿飘扬了。”不幸被我言中，数星期后，随着冷战体系及这个超级故事的结束，它也消失了。
但是数年后当我从事专栏写作时，我仍然弄不明白，冷战体系作为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框架消失后，用什么来填补其真空呢？我开始专栏写作时没有任何偏见——脑子一片空白。数年后，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将自己归入了“冷战后世界”。我们知道，某种新的包含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的框架正在形成之中，它是什么我们还不能下定义，所以我们就不予评论。它不是冷战，因此我们且将其称之为冷战后世界。
我在国外旅行得越多，就越明显感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仅有些污秽、前后矛盾、模模糊糊、处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相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体系里，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独特的逻辑、规则、压力和动机，应该有它自己的名称：“全球化”。全球化不只是经济上的一种时尚，也不是一种流行趋势，它是一种国际体系——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后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化体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它。如果它对犯罪行为能起到一种限制作用，也一定能限制外交界里的老生常谈。鉴于此，“冷战后世界”就应该宣布结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国际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