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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济发展或科学发展观的本义究竟是什么？
按照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 （）②的观点，经济发展的一般定义包括：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们来说；根除民众的贫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改变投入与产出的构成，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活动；以生产性就业普及于劳动适龄人口而不是只及于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及相应地使有着广大基础的集团更多地参与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决定，从而增加自己的福利。金德尔伯格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征含有一些崇高的目标，出于对人类可能进步的坚定信念，解除贫困和消灭贫困成为对人类智慧的巨大挑战。此外，经济“增长”和“发展”虽然是同义词，但内涵却明显不同：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更多的产出，还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变革，以及高尚的道德意义。“正如在人类身上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而强调发展则注重于机能上——素质协调的改变，例如，指学习能力（或者说经济上的适应能力）。” （）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5）
纵观西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首先是非经济因素在西方摆脱贫困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19世纪各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其次是组织管理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城市化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了很大作用。从社会意义上看，从贫困走向富裕是物质福利方面的一个进步。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实际工资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充分体现这一进步。死亡从来就是最大的威胁，而由贫困走向富裕，首先就是远离死亡。其主要的指标就是关于寿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摆脱瘟疫也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个变化。贫困通常是与文盲、迷信、无知和孤陋寡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走向富裕不仅意味着住房的改善，还意味着消除文盲和迷信，让个人享有更多的文明、安宁和自由。正如《西方致富之路》一书所言：“贫富社会之别并不仅仅在于哪个社会拥有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在于富裕的社会为其成员创造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因此，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基础就是判断社会进步不能唯“国民生产总值”或GDP的马首是瞻。按照华尔街资深评论家和预言家犹太人彼得·希夫的观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意味着一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完全是谎言，“GDP基本无关经济的健康与发展”。彼得·希夫认为：
GDP虽然一向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只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也未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在内。而且，破坏性活动同生产性活动一样，都被计算在了GDP内。这样一来，横扫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也增加了美国的GDP，尽管它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他如预防犯罪开支、离婚费用、医疗费用和国防开支等也都被记入GDP内。
GDP的另外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它不包括任何非货币*。比如，维系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是不记入GDP的，因为这无须支付薪水，但是照顾老人和孩子，如果不是由家庭成员，而是由保姆来承担，就会记入GDP，因为雇保姆是需要花钱的。同样的道理，志愿者的活动也不会记入GDP，因为这并没有涉及开支。
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会增加GDP。
收入分配被完全忽略。如果一个家庭拥有整个国家的收入，而其他人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家庭的收入会增加GDP。
和制造污染一样，清理污染也会增加GDP。埃克森的“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故就增加了美国的GDP，因为这是花钱雇人清理的。
同理，借贷消费也会增加GDP，即便这些外债是由我们的后代来偿还的。
此外，GDP数据还经常会被统计人员篡改。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活期支票账户增加GDP等。正如先前我们所谈及的生产力神话一样，如果一个企业花费100亿美元购置了一批电脑，而这些电脑与先前购置的电脑相比，性能提高了5倍，那么政府在记入GDP时，100亿就成了500亿。在某些人眼中，这或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计算方法；但在彼得·希夫看来，这是明目张胆的操纵。
尽管GDP存在种种缺陷，但它还是被用做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美国庞大债务之所以被认为是正当的，就是因为它和GDP之间的比例与先前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殊不知，真正创造财富的那一部分（如制造业、矿业等）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不断萎缩。在美国的GDP中，有超过70％来自消费，而这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崩溃，因为支撑消费的是庞大的外债，而不是国内的生产。
一个社会从贫困发展到了富裕，却没有使人民对这个社会感到满意，这当然是可能的。事实上，自我满足的人民能否由贫穷发展到富裕，首先就是大可怀疑的。一般来说，身体健壮而心理上不安的百姓甚至可能比由于饥饿而麻木的百姓更难对付。然而，即使是大多数人和国民真的富裕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也还是要渐进而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更多地鼓励制度创新和科学文明，更少利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充分地体现*自由和公平的精神，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否则，这个国家只能是经济上的“暴发户”，很难成为世界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评价新经济学时写道：
据说，骡子既无法为祖先自豪，又不能寄希望于后代。至于新经济学，至少可以说，它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但是，新经济学有前途吗？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的子女们会不会围坐在炉火边，好比说手里拿着计算尺，讲述巨兽在大地上游荡的那种年月里的传奇故事，直到原始的野蛮人把他们从城堡里赶出来？
这究竟是对当下时代的反讽还是预测？假如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跑到美国或犹太人古老的城堡，会不会被当做一位原始的野蛮人而被撵出来，这是我内心中长久以来的巨大担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1）
1997年9月24日，星期三，杰克·特里诺乘坐红眼航班到达波士顿。他来自加州，在那里经营小规模的货币管理生意。波士顿阳光明媚，但气温只有五十多华氏度，阵阵西北风使人更感觉阴冷。特里诺当天早上的目的地是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的年会会场，会议在花园广场饭店举行，与波士顿公园仅一街之隔。他远道赶来，是为了在午餐会上发表一个演讲，主题是有关他的老朋友费希尔·布莱克的。布莱克已于两年前去世，享年57岁，他当时刚刚接受了协会的最高荣誉：被评为年度最佳金融工程师。
特里诺并不知道，在周一这次会议的开幕晚宴上担任特邀发言人的，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任职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在波士顿郊外的剑桥河畔。在发言中，萨缪尔森展望了当年10月即将公布的诺贝尔可能的归属，提出了他心目中的“理论金融学的名人堂”。他说，早就应该认识到费希尔·布莱克、米隆·肖尔斯，特别是他自己的学生罗伯特·默顿的工作成果的意义了。他计划用这样的话来总结：如果要为现代金融工程理论的创立找到的一个标志点的话，我一定会投票说，那就是默顿为连续扩散巴切列尔概率偏微分方程构造出边界值解的时候。这个解的证明出自默顿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随机期权定价理论》。同年，布莱克和肖尔斯发表了《期权和公司债务定价方法》。这两篇论文都包含了期权定价公式，而今天所有金融业的从业者都把它称为“布莱克…肖尔斯”模型。
然而，萨缪尔森的演讲刚进行到一半，听众席中就有人打断了他。当时他正通过翻页图依次介绍现代金融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路易斯·巴切列尔是第一位，这位法国数学家起初并不出名，却为默顿后来的研究开创了思路。萨缪尔森还谈到了其他杰出学者的不同研究途径，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他一直讲到1964年，并在图上写下“约翰·林特纳和威廉·夏普：独立的发现者”这样的标题。他所谓的发现其实是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由于这个模型，夏普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奖。萨缪尔森要讲的下一组人物将是布莱克、肖尔斯和默顿，但此时听众席中发出了一个声音，“特里诺呢？你忘记特里诺了！”
说话的人是弗兰克·莫迪里亚尼，和萨缪尔森一样在MIT工作并且也获得过诺贝尔奖。在打断主讲人的演讲时，他竟然是从萨缪尔森原来的椅子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因为在这位老兄进入会场时，萨缪尔森的演讲已经开始，他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空椅子便是主讲人刚刚坐过的。莫迪里亚尼的听力不好，同时也忘了带助听器，因此他有可能误解了萨缪尔森的发言。然而，萨缪尔森写在挂图上的字可是没有错的，况且莫迪里亚尼有充足的理由对那段时期保持敏感。他知道，特里诺独立提出过自己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且是在夏普和林特纳之前，因为特里诺曾经拿这个成果给他看过。那时，莫迪里亚尼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当时他以为，那样的成果太简单了。如今回想起来，特里诺是对的，莫迪里亚尼对自己当时没有积极鼓励特里诺一直深感内疚。
突然间，本是晚餐后的轻松节目变得有趣起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都远远超过了退休的年纪，却表现的像小伙子一样。讲台上，萨缪尔森一如既往地衣冠楚楚，鲜亮的蓝色夹克里打着蝴蝶领结。而在台下，莫迪里亚尼则穿着他钟爱的象牙色丝织外套（让他的弟弟从意大利批发过来面料，找裁缝专门定制的），显得乱糟糟的。这两个人都在MIT工作了将近40年，既是朋友又是同事，大家对各自的脾性都了如指掌。莫迪里亚尼的独特之处是，他经常在研讨会上“喧宾夺主”。因此，访问学者们总会得到这样的忠告：“千万别给弗兰克说话的机会，否则你就永远别想再发言。”所以，萨缪尔森寸步不让，拒绝自己的朋友往“金融学名人堂”的名单上再添加别的名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2）
当然，不管怎么说，特里诺都很难配得上列入理论金融学的荣誉殿堂，因为他是个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萨缪尔森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曾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说，确立了他的原则——“从长期来看，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值得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同行的喝彩”。这样的原则自然把特里诺排除在竞争者的队列之外了。无疑，萨缪尔森应该听到过这样的小道消息，约翰·林特纳是从特里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