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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有缺憾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辛之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国家，但这些福利国家的程度各异。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对退休收入建立了相当慷慨的公共保障，与其他富国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福利国家就远不如其他国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医疗保险从未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医疗保险，许多工人有残废保险，相当数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业与退休津贴，不过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如从社会福利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几乎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有相同的规模。但在美国，福利开支大多来自于私人雇主，而不是国家。
私人雇主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时提供保险是吸引雇员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有工资管制，公司无法以提高工资来争夺稀缺的劳动力。另外，福利形式的报酬有不用交所得税的优点，所以对于领取者而言，以医疗福利形式发给雇员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价值更大。但在战后，福利成为工会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解释鲁特为何位列百人之中时，《时代》写道：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41节：保守主义运动（8）
鲁特坚持不懈地争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就赢得了在今天的雇员看来理所应当的东西。年复一年，工人获得了全面的医疗计划、学费返还计划、人寿保险、利润分成、解雇费、预付费法律服务计划、近亲属亡故休假、履行陪审义务补助，如此等等，同时其休假、节日与休息时间也有所改善。
汽车公司等雇员众多的公司，并未因这些要求而不堪重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海外企业的大举竞争，因而公司可以将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每家汽车制造商、每家钢铁公司都明白，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谈判相同的劳资合同条款。
但在百货公司等中型企业的所有者看来，工会的要求就不是这么易于接受了。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必应对国际竞争，但它面临着或许未建工会的其他企业的竞争，包括极小的企业、夫妻零售店等，这些企业因为太小而不会成为工会的目标。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工会得陇望蜀的要求感到愤怒，甚至视之为威胁。
戈德华特的家族在凤凰城拥有一家百货公司。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风暴来临之前：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破灭》（Before the Storm：Barry Goldwater ａｎｄ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中所说的，戈德华特是位〃商贩王子〃……他所属的阶层最倾向于抵制工会运动越来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是〃马尼恩（Manion）派〃运动的中流砥柱，该派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力量之一……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莱伦斯·马尼恩（Clarence Manion）以直邮的方式声讨他认定盘踞在政府中的〃国际主义者、全球一统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马尼恩派〃的先驱。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该州宪法有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即禁止订立要求一个公司的工人必须是工会成员的合同。由此可见，〃新政〃时代的劳工胜利之所以未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牢靠地树立起工会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缔结工会的做法在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已稳固地扎下根基，但在后来人称〃阳光地带〃的地区，工会远没有那么普遍、强大。在50年代，南方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的概率只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当国家的工业基地与人口向南、向西迁移时，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阳光地带〃既存权力结构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把劳工运动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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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保守主义运动（9）
最开始是戈德华特尖锐的反工会主张令他举国闻名。在参议院调查据称的工会腐败案件时，他发表了所谓鲁特是莫大威胁的言论。但调查者用尽全力也未能发现鲁特有一丁点的不当行为：他很廉洁自律，就连在为工会事务出差时，衣物干洗的费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败，应该去看看吉米·霍法（Jimmy Hoffa）领导的〃卡车司机工会〃……那也是为数极少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工会之一。尽管如此，戈德华特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仍巩固了他地位，使他更被视为共和党中崛起的右翼的领导人。
反工会主义使保守主义运动在商界获得了第一块稳固阵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仇恨工会的企业主对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这一支持是有回报的。正如我将在第八章阐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的右转强化了商界的势力，使之可以对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运动，而这给工资不均状况与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建立一个知识阶层
在保守主义运动取得群众基础并在商界扎下牢固根基的同时，它也在赢得一个可谓〃党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当然，以巴克利与《国家评论》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在任何公共政策讨论中都不停地通过各种研究与文章敲锣打鼓，表面上似乎是严肃治学，其实却是始终不渝地拥护右派立场。直到〃新保守派〃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时，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才真正成形，而这两派人士都不断地从一个强大的基础制度架构中得到职位。
新保守主义的源头大体可追溯到两个群体：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为首、与《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前者主导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击，后者则奋起反叛〃伟大社会〃。
在二者中，保守主义经济学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先。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正如由亚当·斯密发现并经许多代经济学家阐发的，市场往往有办法令私利服务于公益。在〃某种无形之手〃的引导下，单纯追求自身收益的个体会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时，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力而正确的发现。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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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保守主义运动（10）
但另一方面，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势不可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一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含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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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保守主义运动（11）
非政府组织〃美国式公民〃（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1996年的一篇报道《收买一场运动》（Buying a Movement）讲述了迪内希·德索萨（Dinesh D〃Souza）的经历。此君因其1991年的畅销书《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而声名大噪，该书攻击校园里提升弱势族群地位、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措施。本书的品性暂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萨的职业生涯与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处。
现代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先驱都是自然的或后天转型的保守派学者。拿其中最出众的一位米尔顿·弗里得曼来说，就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消费者行为、货币因素、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不论在政界的说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与尊重。不论持有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相似，克里斯托所说的构成《公共利益》〃内核〃的〃十几位学者与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其赖以立业的研究大体无关政治，只是在后来才投身保守派阵营。
但德索萨的职业生涯却大不一样。他先是编辑一本保守派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