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在逃离咸阳时，还派出一支爆破队，去炸毁咸阳纺织厂。我先头部队一个连赶到，敌人仓皇逃命，炸厂阴谋未能得逞。
19日下午，6军各部队按照区分的任务到达渭河北岸。渭河是西安西北部天然屏障，咸阳大桥是通向西安的重要通道。敌人在咸阳失守之后，即把兵力集中到渭河东南面构筑了大批防御工事，配备了炮兵，企图拼命阻击我军过河。毫无疑问，固守渭河是他们生死攸关的大事；抢渡渭河则是我军解放西安的关键一环。渭河是敌必守，我必渡。虽然敌人破坏了船只，炸毁了大桥，但这是我军早就预料到的。为此，早在出发前，罗元发就要求各部队做好了徒涉抢渡渭河的准备。
为了确保抢渡一举成功，入夜以后，罗元发、徐立清带领各师的主要干部来到渭河堤上，乘夜暗察看了准备偷渡地段的河水深度、河道地形和敌人部署、敌阵地火力配备情况，听取了各师的抢渡计划，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20日子时17师49团在咸阳以南，16师47团在咸阳以北偷渡过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50团全歼据守桥头的敌人，掩护全军渡河以后，兵分两路：17师主力沿三桥镇向市区攻击前进，16师从鱼化寨方向攻击前进，相机夺取敌人机场，然后向西安市区进发。
一切布置停当，全军只待子时。
20日子时，徒涉偷渡即将开始，掩护渡河的炮兵，在夜幕笼罩下，悄悄进入阵地。突然，敌人阵地上飞起几颗照明弹，把河水照得通明，我军渡河部队立即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紧接着，敌人的火炮猛烈地向我军渡河部队射来，炮弹在河水中炸开，飞起一股股水柱。
罗元发心情有些沉重，正要查问各部队情况，17师程悦长师长打来电话报告说：“49团刚刚进到河心，就被敌人发现了，处境十分危险。”
罗元发当即命令：“偷渡不成立即改为强渡，各师集中一切火力，掩护渡河部队，一定要保证强渡成功。”
霎时，我炮兵开火了，一排排炮弹腾空而起，飞向对岸，隆隆的炮声发出天崩地裂的响声，敌人阵地上冒起了滚滚浓烟。
战士们互相鼓舞着，搀扶着，边还击边向南岸冲去，终于胜利渡过渭河，攻占了敌人阵地。与此同时，16师47团也在大桥北侧强渡成功，占领了预定目标沙梁林附近地区。
20日3点整，17师50团向桥头敌人发起攻击。这时抢渡过河的47团、49团已进到守桥敌人两侧。49团4连连长魏书庆带着30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最先登上南岸，插入敌阵纵深，配合主力歼灭了敌48师一个营。
黎明时分，各部队向守敌发起总攻，全歼河防守敌暂2旅第6团，胜利完成了抢渡渭河的任务。
渡过渭河，各部队争先恐后，追击残敌。49团经禹王堡、好汉庙，首先逼进了西安西关，46团穿过铁路直插南门。48团在46团配合下占领了敌飞机场，机场上的几架旧飞机、地勤人员和警戒人员，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即全部被俘。
部队正要出发，西安地下党的代表王超北等赶到机场，迎接我军。两条战线的战友相见，分外高兴。王超北请部队的同志向军领导转达了一个紧急情况：胡宗南逃跑前已拟订了一个破坏计划，今天敌人派了一个工兵排，要炸毁发电厂和一些重要工厂。
罗元发、徐立清等正在指挥部队进攻，得到这一情况后，即命令46团派一个营跑步赶到电厂，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电厂安全；同时通知各部队注意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如遇到敌人破坏活动，应坚决予以打击，彻底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
17师50团渡过渭河后，迅速攻下三桥镇，发现铁路上停着一列火车。一位姓王的老司机听说解放军要进军西安，自告奋勇为我军开车。刘光汉团长即命1营和3营上车，将枪炮架在车厢顶上。
火车长鸣一声驶出了车站，风驰电掣般向西安开去。车到火烧壁遇到从渭河南岸溃退的一股残敌，老王师傅紧急刹车，战士们迅速跳下火车，冲杀过去，很快歼灭了这股敌人。火车继续向前飞奔，直达西安车站。
这时，车站上有几百名敌军官兵，正在抢运物资，战士们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很快占领了车站。接着又夺下北门，部队沿着大街冲到市中心鼓楼，正好和从西门攻入的49团会合。
49团一路猛打猛冲，很快攻到西门，守在城楼的敌西安自卫总队看到解放军到了，急忙报告副总队长闵继骞。闵继骞不但不命令抵抗，反而下令自卫队停止抵抗，维持好秩序，听候改编。原来，他是我地下党安插进敌人营垒里的，这使得我先头部队得以迅速进入市区。
接着，46团也从南门攻入市区。该团2营奉命保护电厂，营长王维殿带领全营战士跑步赶到电厂，在工人护厂队的配合下，全歼敌人工兵排，缴获了大量黄色炸药，挫败了敌人的炸厂阴谋。
驻守在西安的国民党军队，在我军从四面八方攻入城后，有的被歼灭，有的缴械投降，有的投诚听编，有的仓皇逃命；国民党嫡系17军一部被歼，余部逃入秦岭山区。这个军的军长、警备司令杨德亮听说解放军到了西关，知道大事不好，如同丧家之犬，急忙夺路逃往南山。而20日的《西京日报》却还登着他“死守西安与共军周旋到底”的文章呢！
6军参谋长陈海涵由于在打蒲城时腿部负了伤，上级让他带教导团、炮兵团和警卫营随后经富平、三原、咸阻进西安。路过咸阳时，顺便检查一下16师接替咸阳防务后的部署情况。
当他正行进在蒲城至富平的途中，有一辆吉普车从后边驰来，车子在陈海涵身边突然停住，陈海涵转头一看，原来是彭总。彭总坐在车上，探出身来向陈海涵打招呼：“陈海涵同志，前边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陈海涵一看是彭总，立即翻身下马，高兴地走过去向彭总敬礼，说：“打得好，势如破竹。胡宗南哭着鼻子逃走了，我们的部队早已进西安城啦。”
彭总听了十分高兴，下车来到陈海涵跟前，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又问道：“你为么子走路一拐一拐的，负了伤吗？”
陈海涵向他讲了负伤的经过，彭总拉住他的手说：“为么子不早讲，快上车！”
陈海涵感激地说：“彭总，我能走。你重任在身，我怎么好同行。”
彭总拉住陈海涵的手，笑着说：“鬼家伙，名堂还不少哩，你身上没得公务？快上车。”
陈海涵没有办法，只好上了他的吉普车。上车之后，彭总还非叫陈海涵躺在后边，并且叫医生给陈海涵打了一支止痛针。其实那阵陈海涵已经忘记疼痛了，只顾兴奋地问彭总：“彭总，你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有什么新精神，向我们透露透露。”
彭总对陈海涵讲：“现在我们就要进城了，毛主席要我们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被糖衣炮弹击中。”
陈海涵这时还不知道“糖衣炮弹”是什么东西。就说：“糖衣炮弹是啥武器，还有那么厉害？”
彭总听后，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只笑得前仰后合。
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笑着解释说：“糖衣炮弹是指金钱美女，国民党反动派惯用美人计拉我们下水。毛主席说：‘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就是用糖衣裹着的炮弹！”
“呵，”陈海涵说：“这不要紧，我就亲手杀过女汉奸、女特务。”
彭总笑着说：“以后可不能随便杀了，要学会和资产阶级作斗争。”
接着，大家又把话题转到了打仗上来。彭总又在进行着大谋划：“西安失守，胡宗南要往四川跑。对此，蒋介石很恼火，急令胡马联合，反扑西安。这样一来，客观上对我们倒是有利，我们定要把胡宗南牵住，把他消灭在西北，决不能让他跑到四川去。现在太原解放了，19兵团很快就能过来，大仗还在后头呢。”
20日，我军完全控制了西安市。为了便于联系，6军军部设在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止园。
止园位于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中段北侧，原名仁王院。1933年，杨虎城将军在此建成府第，取《晋书·张华传》“紫气东来”一词，以纪念他东胜回师，命名“紫”园。1936年，杨虎城将军不满国民党政府反共内战政策，又取《左传·宣公十二年》“止戈为武”一词，改名“止园”。该园占地6亩，主楼建筑为拱顶，飞檐、碧瓦、朱柱。这里西安事变时是杨虎城的指挥部。
刚刚安置好，西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唐磊、杨荫东、王超北和西安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继骞分别赶来接头。
唐磊是工委负责人。王超北本名沈仲谋，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北，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府的合法身份，为我军收集情报并在胡宗南组织西安民众自卫总队时，设法安插了一批我地下工作者，控制了自卫总队的指挥权。闵继骞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西安办事处主任，早就和我党保持联系，也得到胡宗南的信任，后来担任了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当我大军向西安挺进，西安即将解放，敌警备司令杨德亮逃跑之后，自卫队就由他指挥，这为我军进入市区、接管敌党政机关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5月20日晚上，罗元发、徐立清通过无线电向野司报告了我军攻克西安情况。彭总获悉我军解放西安非常高兴，来电对全军指战员予以祝贺、嘉勉。不久，6军和野司接通了电话，野司首长要求6军认真执行城市政策，尽快恢复和稳定人民生活；组建城防司令部，由罗元发兼任西安市警备司令，负责维持城市治安；同时密切注意逃入南山敌人的动向。
接完电话，罗元发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在止园开会，首先制订了尽快恢复城市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的具体措施。并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入城式，以鼓舞全体军民的士气。
22日上午，春风浩荡，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我军入城式开始了。
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高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欢庆西安的解放，古城西安，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沉浸在自由幸福中。
部队进城之后，一时找不到房子，大多数连队宁可露宿街头，也不擅自进入民房。50团2营抢渡渭河后，不少战士赤脚追击敌人，脚掌磨出了血。当他们攻进火车站时，正好车站上堆着几堆鞋子，可是战士们宁可赤脚战斗，没有一个人去拿鞋穿。部队进入董钊的司令部后，里面到处都是衣物、食品、用品，虽然部队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了，却没有一个人随便去取。
这一切给西安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有位名叫匡厚的大学教授感慨万端地说：“我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行动，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两位中医大夫，一位叫沈超伯，一位叫吕寿昌，称誉我军为“仁义之师”。为了支援我军解放大西北，他俩自动馈赠了1，000多袋药品。还有许多学生、教师、市民主动送来慰问信、慰问品，深刻地表达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戴之情。
是的，被解放了的人民，正是从这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中，认识了我们的军队，和我们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