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经济小说阅读-第8节-其他-998读书网

第四章　后现代经济——组织（3）
《摩登时代》反映的机械组织，在历史上对应的是福特式组织。“福特主义标志性的开创年代肯定应当是1914年，当时亨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以作为操作自动化汽车装配线的工人们的酬劳，该装配线是他于一年前在密歇根的迪尔伯恩建立的。”①
　　哈维反复提到福特主义具有“刻板”这种与机械性相联系的特征。他把福特主义整个地归结到刻板上，与此相对的是“灵活积累”：“‘灵活积累’，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①
　　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用福特主义和“灵活积累”—相当于我们说的机械化和生命化—来描述现代性组织与后现代组织的主要区别。戴维？哈维援引哈拉尔的分类，在“组织”这一项上，将旧资本主义（工业范例）归纳概括为“机械结构”，将新资本主义（后工业范例）归纳概括为“市场网络”。②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组织上的机械结构与有机结构。③
　　一般来说，组织面对的变化越少、越简单，组织结构越要求趋向机械化。在稳定环境下，组织往往规模庞大，架构复杂，采用机械式组织架构；特点是组织内部正式制度、权力层级较为明显，管理比较集中。而面对的变化越多、越复杂，组织结构越要求趋向有机化。在复杂多变环境下，组织需要减少层级，加强协调，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保持灵活，以提高应变能力。
　　为了将问题从管理学归结到经济学上，我们必须超越管理学对机械性与有机性组织区别的经验性归纳④，直奔主题，接触这个问题的基础理论实质。
　　机械性组织与有机性组织，从经济性上来说，是组织对于规模经济性与品种经济性（范围经济性）的响应。
　　戴维？哈维注意到机械刻板的现代性组织与规模经济具有内在联系，指出福特主义是大规模制造的产物。他援引斯温多夫的分类，指出这两种对立模式在生产上的特征：前者是“同质商品的大量生产”和“一致性和标准化”，后者是“小批量生产”和“各种产品类型的灵活和小批量生产”。⑤显然，与托夫勒关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转变的说法一样，他们都提出了一个超出现代性组织理论局限的新维度—品种，来作为刻画生命性的独立维度。⑥
　　机械是对应于规模而言的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的组织论是机械组织论。主流经济学组织论的局限在于，它仅仅是对规模经济的解释，仅仅以规模经济性为前提假设。这决定了与说明规模经济性相反的维度，如品种维度、流程维度、创新维度、灵活性维度等，在组织理论的视野中消失了，或者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出经济学本体之外。而“在一个快速变化着的趣味、需求和灵活生产体制的世界中（与相对稳定的标准化的福特主义世界相反）”，机械组织理论脱离了“重要的竞争优势”。②
　　戴维？哈维明确指出：“在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之下所追求的规模经济，已经遭遇了日益增加的小批量廉价制造各种商品的生产力的抗衡，区域经济已经压倒了规模经济。”③这里的“区域经济”实际是产业集群这种范围经济的特指。戴维？哈维沿用斯温格多夫的说法，将规模经济与品种经济（范围经济）表述为“福特主义的生产（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和“适时生产（以地域经济为基础）”。他引用“第三意大利”这类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空间群集和聚集”来说明这种“地域经济”，强调了品种经济特有的灵活、协调、创新等特别之处。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后现代经济——组织（4）
从做大做强到做活
　　企业信息化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企业信息化带来的最高价值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做活。做活，就是变的本身不变，就是组织永远随需应变，就是系统与环境同步变化。
　　做活，是广大企业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平常说，做百年老店是做活，指的是企业的生命力强。做大做强后仍可能做死，IBM和通用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们大和强，而是因为它们拥有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仅2~3年，企业信息化对中国企业不是补在胳膊、腿上，而是补在命根上。
　　做活，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要求。流程再造只是手段，通过数字神经，恢复系统活力才是目的。企业信息化所追求的价值，所要达到的效益，只不过是“系统活力”的分散化的表述：通过缔造学习型组织实现可持续创新，通过流程再造对环境挑战进行迅速有效的反应，通过信息和知识含量的提高使企业像人一样充满灵性和智慧，通过数字神经系统的建造展现敏捷的身手，通过虚拟企业实现社会有机体的灵性化。企业信息化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就是提高企业生命力。
　　著名的企业治理问题专家、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就企业经营观而言，前一阶段我们的主导方向是‘做大’，现阶段普遍强调的是‘做强’，而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步入倡导‘做活’的企业经营成长的新阶段。从组织活性上看，‘做大’主要是把企业当成‘机械组织’，‘做强’主要是把企业当成‘一般系统’，而‘做活’则主要是把企业当成有机的‘生命体’。这种新的‘生命体’观着眼于企业整体的持续发展，着眼于企业的生命力。”
　　把李维安的意见归纳得更明确一些，我认为，做大、做强，是工业化标准；做活，才是信息化标准。
　　把企业视为机械系统还是生命系统，是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的分野。
　　工业技术革命，使我们把企业当做无机的机械系统看待，习惯于线性地理解企业的投入产出因果联系，而不习惯用网络化的方式理解企业。
　　信息技术革命和生命技术革命的实质，都在于把世界当做有机系统看待。这是与工业技术革命最大的不同。如果把信息化也理解为机械化，就会站到传统生产力的立场上去。
　　当然，机械系统和有机系统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正如工业化和信息化，也是相互促进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长期习惯于从工业化的立场观点看问题，由此带来了实践上的偏差，导致盲目投入，因此我们在这里才特别强调先进生产力的观点。
　　信息化带给企业的最大效益
　　企业信息化确实可以用来加强工业化，使企业更大更强，但这只是把信息技术当做一般工业技术来使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最本质的特征，一般来说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信息技术本身除了具有工具的特征之外，之所以能推动历史前进，主要在于它特殊的方面，即反映历史目的、历史方向的方面。具体说，就是它与一般工业技术对企业使的劲相反，最擅长推动企业向有机化这个方向发展。
　　区别“活”的系统与“非活”的系统，是抓住信息化效益特殊性的关键。一般来说，“活”的系统，相对于“死”的系统，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四章　后现代经济——组织（5）
—系统有自己内在产生的目的，根据自己的内在目的决定生存发展。
　　—系统对内具有复杂系统低成本自组织、自协调的特征。
　　—系统对外具有灵活反应能力，并且具有交流负熵的对话能力，能够自适应。
　　信息化对于企业来说，不同于工业化种种手段达到的特殊效果，主要集中在“做活”上。因此，除了要让信息技术帮助传统的“死”系统使“蛮力”外，更要发挥它帮助企业做活的特长。
　　对企业来说，“做活”意味着：
　　—从竞争的“强”到合作的“强”。不管企业是产权明晰，还是产权不明晰（例如在虚拟企业的生态链合作中），都明确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如何调整核心竞争力与外包的关系，都具有积极行动的动力。企业在工业化条件下，通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明晰产权，从内在动力机制上达到竞争能力的自强；在信息化条件下，主要解决的是跨组织边界的合作能力这种“强”，包括社会资本（关系、信任）的加强、利益相关度的加强、合作机会的把握等，虚拟产权给了企业这种合作之强的动力机制。
　　—从官僚化之“大”到扁平化之“大”。企业在做大、做复杂的情况下，通过数字神经系统的建设，实现组织的扁平化、柔性化，保持类似有机体那样的低成本有机协调的能力。
　　—从后劲不足到活力持续。企业更灵敏地对外界信息作出反应，并能有效采取应对措施，保持不断创新的能力。
　　企业数字化生存的标志是什么？只有当它拆掉围墙成为无边界企业时，才真正生存在数字化中。
　　一方面，企业自身的业务被外人包走，借助外部服务；另一方面，企业服务又介入了他人的“内部”事务。“外部”和“内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企业越大，管理越复杂，成本和时间在层层不必要的环节中流失。
　　现代媒体理论之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1967年就指出，“构成我们时代的媒体或程序的电子技术，正在重新塑造和构建社会互相依赖关系的模式，以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麦克卢汉的预言穿过时间隧道，　30年后开始兑现。如今，网络对于公司已不仅代表着虚拟办公这些简单的技术概念，它正对公司本身的存在提出挑战。
　　中国电网企业在实践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概念，叫信息化企业。信息化企业不是指企业信息化。信息化在这里变成企业本身的一种性质，如同我们在说基业常青的企业、虚拟企业，或生命型企业。
　　企业正在进入新的牛仔时代，它进入的每一个新领域都可能是别人潜在的领地，而别人的领地也是它潜在的新边疆。
　　中国作为二元（农业—工业）甚至三元（农业—工业—信息）社会，其社会组织也会呈现二元甚至三元的特征，会出现海星型的“蜘蛛”，或蜘蛛型的“海星”。举个例子，“网站群”正在中国时兴起来，它就是典型的海星型的“蜘蛛”，或蜘蛛型的“海星”。从网站群的整体看，它是“海星”，但构成网站群的一个一个网站中，许多却是“蜘蛛”，矛盾但却相安无事。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当然，从发展方向看，“海星”越来越代表未来。
　　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虽然让人们看得眼花缭乱，身在其中也常常不识庐山真面目，但只要在迷失的时候，拿出指南针想一想，海星代表的是生命，我们是在往生命化的方向走，就不会迷路。即使从现实出发，我们暂时还要伸出蜘蛛的腿，以便脚踏实地，道理还是一样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后现代经济——组织（6）
后现代组织所指
　　在价值论和交换论中，我们并不区分组织与个人，我们把活动的主体确定为像一个人那样行动。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存在协调成本的，我们不能将组织视为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不存在分工协调问题，而这些在组织中都存在。在这里，我们把人视为人的集合，把这一集合中作为节点的个�

《后现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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