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身体很虚弱。按那时候女人的穿着，一般人看不出她像个要生孩子的人。一些好心人把她带到了自己家。
“‘我得去找我丈夫。’我妈跟他们说。
“‘您明天再走吧。’那些好心人劝她。
“他们找来了大夫，那个大夫看完以后告诉大家：
“‘这位太太没病，她只是要生孩子了。’
“所有人都吓坏了，于是，这些原来还那么热情的人就把我妈轰到了大街上。有人把她送进了医院，我就在那儿出生了。只要是在医院，你一生下来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施洗。他们把我母亲的教名取给了我。她叫加布里埃尔·波诺尔。我是从我的洗礼证上看到的，很长时间以后了。我亲爱的，其实一个人从来用不着什么洗礼证，但是，在战争年代，因为大家都怕得要死，所以觉得什么证件都得拿在手里才踏实。所以我就有了这么一份文件。
“我爸管我叫小可可，他最不喜欢别人叫我加比。后来，‘小’去掉了，就剩了‘可可’。我总是叫我自己可可。当然啦，在正式文件上签名的时候我不会签可可的，那会闹笑话。
“要是有人告诉我，说战前有人叫我可可·香奈儿，那准会让我笑掉大牙。可可·香奈儿小姐是那个后来雇了4 000名女工的设计师，她还得到了英国首富的爱情。现在我成了可可·香奈儿。可可！尽管这不是我的名字。只有我的朋友可以叫我可可。经常有人在街上拦住我：您就是可可·香奈儿吗？签名的时候我一般都签可可·香奈儿。上周，在去洛桑①的火车上，全车厢的人都来排队找我签名。公司里的人当然都管我叫小姐。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在香奈儿公司大家还叫我可可。
“我6岁那年我妈就死了（众所周知，她实际上有两个妈）。于是，我的姨妈们就都赶了过来。家里死了人，她们总得来看个究竟。其实，姨妈们为了把我弄走一直在讨价还价，只是我当时不明白。说是姨妈，实际上她们不是我妈的亲姐妹，只是我妈的姑表亲。她们心肠不坏，就是对我没什么好脸色。她们一直为在悲伤和善良涌上心头时一时冲动地答应照顾我而后悔。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她们。”
可可从未提起她两个姨妈的名字，但她们在她的记忆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我们已经知道，可可的祖母、就是在可可母亲去世后从可可父亲手里接下他三个女儿的维吉妮·香奈儿，是替修女们洗烫衣服的。她因此很可能把可可送进了奥巴济纳①孤儿院。要想找出可可的真实身世，只需把寻访对象从她的姨妈换成孤儿院的修女就行了。
“我6岁就被遗弃了，被扔进了一种陌生的生活，扔给了一群不爱我的人。他们答应抚养我，但是没答应爱我。这种日子很难熬，在偏远的外省尤其如此。别人告诉我，我在我姨妈家整天哭个不停，因为她们管我叫加布里埃尔。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有一天，我走进她们房间时，故意用脚把门给踢上了。
“‘加布里埃尔，’一个姨妈对我说，‘你出去，再进来时要很有礼貌地关门，不能踢门。’
“我出去了，再进来时我无论如何做不到好好关门。我开始号啕大哭。
可可的童年时光（3）
“‘你干吗哭得这么起劲，加布里埃尔？’一个姨妈问我。‘我们也没说你什么呀。’
“‘我哭不是因为你们说我，姨妈，我哭是因为你们叫我加布里埃尔。家里都叫我可可。’
“我听到别人提到我母亲时总说她是‘可怜的让娜’。说她嫁了个爱她的男人（言下之意：所以她应该是幸福的）。她身体不好。她们家人没一个活过40岁，全都死于肺病，只有我逃过了这一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父亲是通过我母亲的哥哥认识她的，那时他俩在一起服兵役，说起妹妹的时候，当哥哥的告诉父亲：‘她很迷人，你以后就知道了。’
“服役期满后，他把我父亲带回了自己的家乡。我父亲是个性情开朗的人，他见了我母亲，娶了她。当然，他后来也把她耗得灯枯油尽了。这一切都是我在门外偷听到的。父亲对母亲的伤害真有那么严重吗？他们告诉我：
“‘要是您父亲没有干那么多的蠢事，那这些东西本来还能归您所有，那边那些也是。’
“他们指着一处破旧的农场，还有同样破旧的一些杂物，让我从心里感到厌恶，我心想：我真庆幸这一切不再属于我。
“到我姨妈家来的客人通常都会问：
“‘这小姑娘的父亲呢？去哪儿了？没管自己的女儿？’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一死了之。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听到别人说我母亲是‘可怜的让娜’。还有就是说我是孤儿。我不是孤儿！我爸不是还活着呢吗？
“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耻辱。我明白他们不太喜欢我，只是可怜我才收留我。
“我父亲那时候还很年轻。他是干吗的？您知道，我记性不好。谁都有父亲，谁都爱自己的父亲，都觉得他好。可我父亲就不那么好，就是这样；我后来才知道他怎么不好。首先，他骗了我。骗的可是他的女儿我呀！他到姨妈家来看我，我那时在姨妈家已经待了一年。姨妈们上赶着招呼我父亲，因为他是个充满魅力的男人，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开始给我讲很多故事，我告诉他：
“‘别听她们的，我可惨了，我向你发誓，我过得特别惨，我要跟你走。’
“他开始逗我开心：
“‘等着吧，咱们以后会有一个家，咱们自己的家。’
“他又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都是当父亲的对当女儿的说的那种话，其实他心里清楚，他就要远走高飞去美国了，也知道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我后来确实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后来又来过信。还寄过一点儿钱。多少钱？你以为有多少？我一无所知。再后来就没人提起他了。
“我了解我父亲。他走的时候还不到30岁。他又开始了新生活，组建了新家庭。他干吗还要管他的两个女儿？他知道她们过得挺好，有人管她们。他不在乎。他后来又有了孩子。其实他做得对。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干。我不觉得一个人30岁前该对这些破事儿负什么责任。”
两个女儿？不是还有个老三吗？还有俩儿子呢？香奈儿小姐“撒谎”撒得也太出格了点儿，我怀疑她是故意的。她到底想骗谁？我问她父亲是干什么的，她从来都不说。
“我父亲可喜欢我了，我妹妹他就不喜欢，不管怎么样都对她很凶（当我问她，她的姨妈是否也接纳过她妹妹时，她充耳不闻）。她就是倒霉的化身。我母亲为生她大病一场，从此再也不能怀孩子了。我就代表着喜悦。生下我以后家里的条件就越来越好，只是到后来才变得糟糕了。我父亲和一个情妇生了个男孩，和我岁数差不多。我从来都没见过他，对他一无所知。这些事儿谁都不爱听，我自己也不爱说。您知道了这些破事儿又能怎么样？
可可的童年时光（4）
“我母亲可不是农民。他们说我是个穿木鞋的小农民。可光脚穿着这玩意儿是没法走路的。居然还说我是穿着木鞋来的巴黎！木鞋我是穿过。到了冬天，每家门前都有这玩意儿：我们把木鞋脱在门外，只穿便鞋进屋。我们那儿的冬天冷得吓人。压根儿就没人想要出去滑雪！都想待在屋里暖和着。
“人人兜里都装满了栗子。炉子上坐着小锅，小锅里煮着土豆，那是喂猪的。大锅里永远装满栗子。大人不让我出门，可只要有人开门，我就会趁机溜出去，当然，一出去就得穿上木鞋，要不然回来就得弄得到处是水。我们那儿的人冬天都不出门。大家都是整棵整棵地把树弄回来放在炉子里烧。我特别喜欢冬天，可以待在厨房里，随便玩儿。在乡下，厨房就是一家人的命，什么都能拿到火边烤。
“我以前住在南方。我爸他们家，在尼姆①，他们都是南方人。”
在可可的记忆中，彭岱尔咖啡馆留下的印象似乎已经荡然无存。那她长大后就没人跟她提起这一段吗？
“在尼姆，你得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我们家靠卖酒为生。有时候能赚点钱。后来就陷入穷困了。”
她在编，她在讲故事。香奈儿家族从来就没卖过酒。但她同时也给了我打开一个小秘密的钥匙：
“我们家和皮埃尔·勒韦迪他们家是同一年破产的。”
勒韦迪…一个被人遗忘、被人忽视的诗人，可可强调说…在她的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给她讲述过自己的青年时代。她记得勒韦迪讲过的每一句话，经常拿来引用，并与自己的身世混为一谈：
“我家以前做酒生意都是现买现卖。那时候还没有阿尔及利亚出产的酒，主要都是南方的酒。要是把两个铜板现买的酒卖出三个铜板，那就算赚了；可要是三个铜板买的酒只卖了一个铜板，那就赔了。那一年，酒多得只能往沟里倒，那可真是可怕的低潮。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听大人们说起过很多破产的事儿。那时我祖母总是嘀咕说，咱们家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这儿没人不认识咱们。
“我姨妈家的房子特别好，在当时值很多钱。特别整洁，只是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不过要说我现在为什么喜欢有条理、喜欢舒适、喜欢整齐划一、喜欢衣柜里好闻的衣服味、喜欢打磨得很平滑的木板，那还得归功于我的姨妈们。住在她们家的那些日子培养了我的这种品性，这是法国人才有的品性。这些可不是我从小说里学来的。”
说了半天，这些姨妈到底什么样呀？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们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形容过，只说是大鼻子、白头发，穿得一点儿也不讲究。这难不倒我，我可以像亲眼见过一样描述出她们的模样，衣服或黑或灰，头发直直的，梳着发髻，两手枯干，目光冷峻，平坦的胸前交叉围着一块黑头巾，脖子上系条黑带子。要问她们是干什么的？反正不是农民，我知道她们有财产，有农场，有土地。
“桌子上永远那么干净利落。佃户们一般都能拿实物按时缴上租子。他们的租子包括鸡蛋、家禽、猪油、成袋的面粉和土豆、火腿，还有成串的香肠。他们在案板上把整猪劈成两扇，这一切都让我对食物没了胃口，可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当我在英国过着那种旁人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体验着那种满不在乎的奢靡铺张时，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这都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切都应有尽有的良好家境中。那时候，这样的家庭可了不得。在姨妈家干活的姑娘们眼瞅着就变了模样，因为她们能吃饱肚子了，而且肉管够。
“家里有佣人，总是收拾得像模像样。尽管冬天房间里很冷，但因为家里应有尽有，所以也不用发愁。每年的固定时候，特别是在春天，我们都要把成摞的衣服、成叠的被子和毛巾找出来，把那些不平整的重新熨一遍。”
可可边说边做出烫衣女工的动作，用指尖在碗里蘸几滴水，洒在衣服上。她还记得她们如何把蓝色球状物扔到洗衣液里用来洗净衣物。
“现在的被子全都是一股子漂白粉味儿。丽兹酒店的被子天天都换，我每天晚上都睡在漂白粉里。我在外省的那些日子就算是很奢华了。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