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毒品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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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毒品500年- 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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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医生索要特别的药品,并且设法让医生给他们想要的剂量,在这方面,杨的病人很典型。不仅自行用药很普遍,那些轻信的、过劳的人继续用药物技术寻求人类的完美性。帕拉塞尔苏斯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吹嘘说,有一种万能药,可以无限地延长寿命。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声称,他将没药和人血混合,发现了长生不老的秘密。伴随着新颖的自我感,欧洲人从17世纪末开始试图调整他们的性格,或者试图延年益寿,仿佛他们是可以通过调整和加油而改善的机器。这是人类状况病态化循环性倾向的一部分。亚伯拉罕?考利(1618—1667)1656年宣称“生命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18世纪,有无数庸医兜售据说可以改变人性的灵丹妙药。虽然他们有时显示出现代毒枭贩卖的无情,但他们是理性时代相当于20世纪末的新一代宗师和草药医师。例如,所谓的谢瓦利埃?德昂就是贩卖其鼓吹的长生不老药而发了财。药中含有一些对上当者身体有害的药物。所谓的卡里奥斯特罗伯爵声称他有200岁,就是因为喝了他的补药“长生膏”。这些卑鄙的欺诈促使医生们喜欢用他们的个人经验,而不是采用新的药物学思想。炼丹术士的研究同样刺激了庸医。例如,由于尿的金黄色和可以生成对称的磷酸氢铵钠晶体,令炼丹术士长期着迷。1669年,一个汉堡炼丹术士几个月加热发酵的尿,首次提炼出磷。半个世纪后,1719年,在大脑组织中发现磷给欧洲的庸医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磷与生殖器和大脑的联系,使药剂师和江湖郎中把它作为一种春药和补剂,有时用量大到有毒。
  由于此时几乎所有的药只是缓解症状和止痛,所以有理由期望增加剂量而不受处罚。阿尔斯通期望通过“常规使用”,欧洲人可以对鸦片产生较高的耐受性。杨同样乐观:“如果长期习惯性服用鸦片可以消除它的麻醉作用,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药。”然而18世纪末,没有任何评价体系评价,药物对人性格的影响。对于鸦片是一种兴奋剂、抑制剂还是致幻剂,确实还没有一致的看法。直到1843年,一个著名的英国毒物学家建议“谨慎和正确指导的麻醉剂”,通过提供健康的睡眠恢复身体,可以正确地视为一种兴奋剂”。但是,18世纪专家们的争论比外行人的实践经验对鸦片名声的影响要小。鸦片使用得更加广泛,有教养的人普遍对它更不相信。18 世纪80 年代; 流行诗人安娜?斯沃德(1742—1809) 创作了她的《鸦片诗》(Sonnet To The Poppy),当时鸦片制剂被视为脆弱人的陷阱:
  草丛中站立着一位痴爱女郎,
  笑着,一脸惊骇;
  她那艳丽的丝带,
  沾满污渍,随风飘荡;
  错乱的幻觉,
  欺骗着她那受煎熬的思想;
  带来虚假的安宁,
  抚慰痛苦与忧伤;
  哦,那纤细、艳丽、忧郁的野草,
  你那液汁带来忘却的、美妙的梦想。
  尽管有琼斯和布朗分子的热情,然而用鸦片的人出名并非因他们博学多才。罗伯特?戈歇尔爵士(1692—1742),伦敦市长大人,在议会下院发表请愿演讲,霍勒斯?沃波尔(1717—1797) 评论说,他的演讲“很乏味; 你会认为他吃了鸦片”。然而,其他演说者使用鸦片获得了成功。伟大的刑事辩护律师托马斯?厄斯金(1750—1823) 通常在为出庭做特别准备时,服“鸦片丸”。鸦片镇定他的神经,使他能够达到作为辩护人的最佳状态,而不会因为紧张说话结巴。他也许认为鸦片丸是一种兴奋剂,但是服用鸦片丸既没有给他的职业也没有给他个人带来伤害,因为1806年他被任命为最高法律办###官,并受封爵位。然而,鸦片丸或许导致了厄斯金臭名昭著的自我陶醉。拜伦给他下的结论仍然有效:可想象到的最有才华的人;行动敏捷、充满活力、生气勃勃。他讲得如此之好,以致我从不感到厌烦,即使他尽情地谈论自己;而所有他亲爱的朋友们对他谈自己表现出极大的疲乏。”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6)
鸦片使用者生与死的故事各种各样。鸦片可以毁掉年轻人的前途和魅力。一位极其富有的女继承人(才与一个有权势的侯爵的儿子结婚),1772年在她22岁的时候死去。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霍勒斯?沃波尔写道:我为可怜的博尚夫人的状况感到难过。”“鸦片是一个极其虚假的东西”,塞缪尔?约翰逊视鸦片为有用的佣人,同样也是危险的主人:他曾经用“大量的超过我意愿”的鸦片抑制“非常麻烦的咳嗽”。鸦片制剂用于缓解旅行病。简?奥斯丁的母亲,一位牧师的妻子,她受舟车劳顿之困,一个药师为她缓解了症状,他建议她睡觉的时候服12滴鸦片酊。在密闭的马车里旅行,令人乏味,小孩子们烦躁不安,于是便给他们吃鸦片酊。贝斯堡伯爵(1758—1844 )在为到那不勒斯的旅行准备时,在药箱里放入了鸦片酊,以安定随行的6岁儿子。鸦片对这孩子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他长期在议会任职,后被封为莫雷男爵。
  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是一位仁慈的政治家,反对奴隶贸易。他1788年患上了痛苦的肠痛病和消化功能衰竭症。他的朋友担心他是否能活下来。一个医生费了很大的劲,劝说他服用小剂量的鸦片之后,他竟然恢复了。但是,在以后的45年里,鸦片成了他不可缺少的东西。他担心如果他戒了鸦片,他的肠病会复发;但是,胃痛也许给他的鸦片瘾提供了借口。一次,当被问到为什么他的手指那么黑的时候,威尔伯福斯解释说,那是在发表长篇演讲前吸鸦片造成的。他说:全亏了鸦片我才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共演讲者。”他太理智,工作太投入,以至不能不屈服于增大剂量的欲望。尽管他从未被他的烟瘾所制服,但是他对此却无半点真话。他说:哪怕只喝一杯酒,我也能感到它的作用。可是凭感觉,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服了鸦片。”这很难让人信服。
  人们从未因威尔伯福斯的鸦片瘾而诽谤他。然而,罗伯特?克利夫却因此遭到那些不满他工作成绩的人的诋毁。罗伯特?克利夫后被封为普莱希勋爵,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冷酷奠定了东印度公司的势力。1752年,克利夫患上了严重的腹部疼痛痉挛症,伴有急性胆汁病。他患有胆结石病,又遭慢性疟疾的恶化。这些腹部疾病折磨了他一生,结果经常导致神经衰弱。他服用鸦片以止胆结石病痛。他求助于鸦片摆脱压抑,但似乎不像真正的瘾君子那样不断增加剂量。1774年,他死于疾病恶性复发。为消除便秘服了泻药之后,引发了剧烈的疼痛,在一阵痛苦的挣扎之后,他把一把小刀插入了自己的喉咙。流言顿时四起,说他死于鸦片。直到1968年,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还错误地说他死于过量鸦片,由于抑郁的缘故,有意或无意服用的,抑郁既是“毒瘾”的成因,也是结果。鸦片也为另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所暗暗珍惜。1758年,他的军队在战斗中被奥地利人击败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1712—1786)对一个顾问吐露说:“我非常憎恨这个行当,这个我与生俱来的行当。但是,当它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我随身带有结束这种游戏的手段。”他说着,解开他的长袍,露出一个椭圆形金色小盒子,用一根丝带挂在胸前。他说小盒子里面的18颗鸦片丸“足以把我带到那永不复生的黑暗境界”。
  这些对18世纪毒品使用的描述,都涉及到富有阶级。也许,鸦片和穷人间最突出的一面是,毒品在界定欧洲的犯罪和不良行为方面仍然未被牵扯其中。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医师和政治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2)为此提供了证据。他在伦敦定居,创作了《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他意识到,维持城市秩序取决于强化社会定义,并非要宗教领袖控制人类的“欲望”,抑制人类“最珍贵的愿望”,而是由机智的政治家的熟练的管理”。政治家的技巧在于为人们贴标签,然后根据他们的标签来恭维或处罚他们。“勤劳善良的人,尽心尽责地供养家庭、抚育孩子,纳税,方方面面都是社会的有用之人”,属于“恭维产生骄傲的政治产物”。为了维护社会等级制度,有必要构造亚种,或者用20世纪末的话说,叫下层阶级。曼德维尔写道,政治人士需要给一些社会群体打上以下烙印:卑鄙、下流,总是寻找一时的快乐,完全不能克己,从不考虑他人的利益,除了私利之外没有更高的目标;例如那些沉溺于奢侈享乐之中的人。”然而,在曼德维尔的那个时代,用鸦片者并没有被归到政治人士的“人渣”之列。在曼德维尔看来,鸦片酊像杜松子酒一样,不属于社会邪恶,尽管他对毒品持矛盾态度。在《论忧郁症和歇斯底里症的发作》(Treatise of the Hypochondri-ack and Hysterick Passions,1711)一文中,曼德维尔指出,人们并未完全了解毒品的效用,病人的用药反应各种各样;并且它非常诱人,许多医生宁愿低估随之而来的危险。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7)
如果在欧洲鸦片亚文化是无形的甚至是不存在的,那么18世纪来自中东的旅行者的故事,一成不变地讲述着鸦片亚文化。这些故事不断在文化上影响着欧洲人对鸦片的认识。关于文化优越性的假设,并非是武断的。法国哲学家夏尔?路易?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没有肤浅地展示欧洲优越性。他虚构的两个游览巴黎和威尼斯的出身名门的波斯人的信札1721年在荷兰首发。在这些波斯人的信件里,孟德斯鸠虚构的来自中东的游人之一把酒与鸦片做比较。那波斯人认为,酒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可怕的礼物”。“如果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们君主们的生活和名声抹黑,那就是他们的饮酒过度,而饮酒过度是他们不公正和残暴的致命源泉。”鸦片似乎更可取。孟德斯鸠称赞“东方人”不懈地”寻求“解决烦恼的办法,就像寻找那些治疗最危险疾病的方法一样”。绝对禁酒产生反作用:人的大脑自身是个矛盾体:放荡和放肆的,我们猛烈地反抗规则;而法律,旨在使我们更公正,却常常只是使我们更有罪。”
  在黎凡特公司成立以后的10年,旅行者传说四处传播,使读者们熟悉了用鸦片消遣的现象。但是,18世纪的英国人对奥特曼帝国的报道,与17世纪初的旅行者相比,明显地不容忍自杀性使用鸦片。詹姆斯?波特爵士(死于1786),做了15年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认为土耳其人有一种天生的堕落,这种堕落在20世纪末被行话称为上瘾性格。尽管禁酒,饮酒的恶习在土耳其人中生了根,而且悄然地从低层蔓延到了高层: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许多其他情况,禁止可以刺激胃口,激发欲望”。波特注意到,从宗教顾忌或怕发现的角度,那些行为不端的人“经常把酒换成鸦片,鸦片同样致醉,或许有更大的恶果,无论对身体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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