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逃走了，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陈嘉谟、刘遇春延至10月10日开城投降。我们也听到了蒋校长率军向江西进攻，三打南昌遇挫的情况。最使我们震惊的是，校长为了整饬军纪、实行革命连坐法，不得不明令枪毙擅自放弃奉新城的第一师团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孙元良。还发了告黄埔同学书。我们留在后方的同学，当时竟认为蒋校长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真是孔明挥泪斩马谡的重演。事后才知道蒋校长一面下令通告全军枪毙孙元良；一面却给路费让孙元良化装逃跑。以后还送他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还听到一师的同学说，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确有叫孙元良遇优势之敌进攻，相机撤退的命令。后见责任重大，又不敢承担责任，就把责任一概推给孙元良。当时全师黄埔生不服，曾联名写报告给蒋校长为孙元良辩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最后的捷报当然是11月6日北伐军攻克南昌。
升学和迁校武昌
就在北伐军捷报频传声中，我们升学回到了黄埔岛，这是1926年10月桂花飘香时节。我原报考工兵科，考试结果，把我编入了第五学生队，政治科。第五期学生共编成六个学生队（即大队），第一、第二学生队的为步兵科驻本校，第三学生队为炮科驻沙角，第四学生队为工科驻××，第五学生队为政治科，第六学生队为经理科，同驻蝴蝶岗。政治大队分十三、十四、十五三个队。十三、十四队学生入校较早，8月份就升学了。我因考试成绩尚好，把我编入了十四队。政治大队大队长为沈铸东，十四队队长为张鸿儒。我们在蝴蝶岗学习了一个月，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们工、炮、政治三个大队也奉命迁往武昌。
我们由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翻越骑田岭，经石峰、良田，到达郴州。途中步行3日，纪律非常严。大队长、队长都走在队伍前头，学生没有一个人乱拿人民物品。我们也颇有自觉性，休息时在民房屋檐下坐片刻就走，没有人肯进入民房。我们一翻过骑田岭的分水岭（关口），顿觉寒意袭人，眼睫毛上都结成了一颗颗小水珠。我们当时年轻，虽然走得脚肿腿酸，但一见青翠的群山，腰系薄雾的美景，竟忘了疲倦，争相评论这个山峰美好，那个峡谷幽深。一路有说有笑，不觉到达了宿营地。吃饭后，把脚一洗，倒在稻草上一觉睡去，真比什么都香甜。
到郴州后，我们改乘小木船顺耒水而入湘江北上，每船坐一班人。几百只船，放舟中流，蔽江而下，经耒阳、衡阳、湘潭、直抵长沙。耒水和湘江，江水碧绿，岸上翠竹丛生，绝佳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这简直是游山玩水，哪是旅次行军？
从长沙到武昌，我们改乘火车。人稠车小，挤得连解小便都无法动弹，只好用漱口盅接尿由窗口倒出去。我见一块铁板，还没有人占据，于是上去铺上军毯，准备入睡，哪知道越睡越冷，终夜不能成眠，只得站到武昌，真上当不浅。
到武昌后，政治大队驻城内两湖书院的左侧独院内，工、炮大队驻平湖门外。我们政治大队不几天就换了大队长，据说沈铸东到汉口后，朋友请他吃饭，有*陪酒，被某见习官闯见，报告他有失革命军人尊严，所以被撤职，大队长职务由十四队队长张鸿儒升任。所遗十四队队长由许继慎继任，十三队队长也改为徐向前。徐和许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党员。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伙同张静江，企图把军事政治中心、移到南昌，而推翻迁都武汉的原决定。这就形成了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这时已对黄埔实施了改组，下令取消校长制，改以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校务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他们是汪精卫、蒋中正、谭延辏А⑽庥裾隆⑿烨⒌搜荽铩⒐嗣嫌唷＝逃は扔傻搜荽锛妫笥裳П磐懦ふ胖沃械魅巍３谖迤诠ぁ⑴凇⒄稳龃蠖油猓乖谖浜赫惺樟说诹谛律Ｒ院蠼槭思忧慷曰破业目刂疲礁霾奖蠖佑苫破业鞯侥暇痪砜屏礁龆釉蛄艋破摇Ｒ虼嘶破揖５谖迤诰鸵环治Ｄ汉献骱螅竦扯ǘ寄暇迤诓奖屏礁龃蠖泳捅凰党晌破揖１拘＃⒓绦惺盏诹谘某浦醒肼骄傺！Ｎ迤诠ぁ⑴凇⒄稳鲅拥难匦碌羌牵潘慊破彝В洳闹醒刖抡窝７闯莆浜悍中！Ｎ酥な滴业募且涿挥写恚馗缴系笔钡谋弦抵な橐徽乓宰魑镏ぁ�
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宁汉未合流前武汉国民政府招收的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有一个女生队，二百来人。专门培训女军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二是我们第五期学生还有人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这也是黄埔校史光荣的一页。
我们学习期间的黄埔军校，是为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造就初级干部的。因革命形势的发展快，干部需要量大，时间又短，所以我们学到的军事技术和其他军事知识，是很不够的。而我所在的政治科更是这样。好在大家接受革命理论，愿为主义而牺牲，稍学一点军事知识，就有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基础。兼之当时连年作战，有不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所以黄埔军校还是造就出了不少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
政治科是为了造就军队政工干部的，我们当时由陈群教《三*义》，廖划平教《本党政策》（国民党），萧楚女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教《青年运动》、《社会进化史》，甘乃光教《农*动》，陈启修教《政治经济学》，沈雁冰教《文艺××》。沈雁冰时常穿中国式长袍，外套西装大衣，长短很不调和，他讲课很风趣，给我印象极深。黄埔政治教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李达编著的《*》及《独秀文存》一类的书。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更是我们的主要读物。通过教官们的讲解和课外阅读，使我们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是导致国家衰弱，社会*，民不聊生的根源。要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投身于革命洪流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三*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地振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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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花剧社的一幕
正当武汉政府准备对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武汉市内出现了反蒋标语和漫画时，蒋校长居然于1927年1月，在一片反蒋声浪中来到了武汉，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到“血花剧社”开会。
“血花剧社”是根据“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而命名的，地址在汉口原大世界旧址。这天，几百名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聚集在这里，敬听蒋校长训话。当时，蒋校长全身戎装，缓缓走向讲桌，举目扫视，静立片刻，随即把脚一顿，大声说：“我究竟是逃跑吗？还是自杀呢？”陡然之间全场听众惊讶不已。他停顿片刻继续说：“万万想不到，我在前方率领将士浴血奋战，而后方发生种种谣言中伤我。我是校长，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很伤心。作为老师、校长对待学生跟父母爱护子女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有个老兄，他年轻时不成才，我母亲把我们两兄弟喊在一起，干脆分了家，声称分了家后再不管我哥哥了，但是却常常喊我偷偷地去看我哥哥嫂嫂，看他们有没有饭吃。以后，我留学日本回来后，老婆告诉我说：‘你留学走后，母亲一端起饭碗就念你，时常流泪’。可见当父母的人，不管儿子成不成才都是一样爱护的。可惜，一些学生丝毫不尊敬爱护自己师长，真使我感到痛心疾首。”蒋介石悲痛的声调，随之激昂起来说：“同学们须知，今天正是革命成败关头，你们要相信我，坚定不移地誓为中山先生三*义之实现而奋斗。”
听了蒋校长一番“苦口婆心”，慷慨激昂的讲演，一部分学生为校长“沉痛”的心情所“感动”，偷偷逃往南京追随蒋校长去了。左派学生识破了蒋介石妄图用封建感情笼络学生，网罗党羽的阴谋，仍留在武汉。
1927年宁汉冲突加剧，武汉反蒋，南京*，双方频繁地发表讲演和文章，公开论战。宋庆龄来校讲《三大政策》，何香凝讲《廖党代表精神不死》，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逃往南京的周佛海则发表《逃出了赤都的武汉》，攻击诽谤武汉国民政府。宁汉矛盾激化，3月23日，武汉政府在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坚决反蒋下，明令罢免蒋氏。蒋氏就更加疯狂*，在上海发动了*的“四一二”事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接着广州、长沙等地也发生事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都在事变中惨遭残害，黄埔学生被捕者也不计其数。回想当年，宁汉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论点，不外是汉方抨击蒋介石*，破坏“总理三大政策”；任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客黄孚、王正廷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共产党，反对进步势力，而宁方攻击武汉赤化过火，共产党篡夺党权，并且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搞什么妇女**，男女同浴等等，以蛊惑人心。不难看出，汉方所争的是政治大事，革命前途的大事，而宁方政治上无理，只好利用封建意识施展其造谣中伤之能事。他们所制造的许多危言耸听的谣言，都是对当时各地在共产党和左派领导下，所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农*动的诬蔑。当时嫌农*动过火的人，无非是思想落后，或者自己就是封建地主，死抱着阶级偏见不肯放手。至于国民党右派说什么如果联合共产党，国民党就要*，这就要看你这个党代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则国民党要亡。如果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共产党也要亡。当时，蒋介石先生搞*，耍阴谋，国民党内部本已酝酿倒蒋，北伐军除第一军外，几乎都反对他（我在武汉亲见第六军军长程潜坐在反蒋大会的主席台上）。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蒋介石能一下夺取了党、政、军大权，使中国开倒车数十年呢？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主张不合国情，不得民心；也不是蒋总司令有什么杰出的天才。而是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代表新思想的革命力量和代表旧势力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集团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过于悬殊，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历史唯物地看问题是“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先生这个*英雄，是历史逆流所造成的，“其谁曰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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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汉分裂声中提前毕业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群众中公开，整个城市在形势剧变中仍保持着暂时的宁静。这时，*党员、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吴玉章、办公室主任李合林，把我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委员会办公室，要我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
吴玉章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南京的消息吗？”他见我们茫然的眼神，继续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