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成为蒋氏须臾不可缺少的“文胆”。
从独立的报人到君主的宠臣,引导陈布雷由此及彼蜕变的乃是“弘道”的宿愿。既然在中国“道”的弘扬只能寄情于“势”,那么无论陈布雷个人如何推却,最终乃逃脱不了从政的宿命。
从“道”乎?从“势”乎?
一个知识分子,当他入政之后,面临的是一个从“道”还是从“势”的两难困境。
这一困境发源于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的微妙关系:从道统这方面来说,知识分子负有指导君主明“道”、行“道”的使命,他们的关系是师徒;从政统那方面来说,君主享有指挥整个官僚行政机器的至上权力,他们的关系又是君臣。师徒关系与君臣关系,这是两种差异颇深的社会规范,知识分子在前者发挥的是价值功能,理当“道”尊于“势”,以“道”驭“势”;在后者发挥的是工具功能,自然“势”尊于“道”,“道”服从“势”。显然,这两种角色规范在性质上相去甚远,“道”与“势”的关系也截然相反。但作为从政者来说,偏偏须一身兼二任焉,这就难于回避从“道”还是从“势”的严峻抉择。
在这一问题上,儒法两家理论上的回答是不同的。儒家认定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孟子反复强调臣事君必须以道义为基础,不能以顺为上,一味顺从只是“妾妇之道”。他认为,为臣者须有不向权势低头的浩然正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与此相反,法家主张的是“势”高于“道”,甚至“势”本身就是“道”。韩非认为,为臣的唯一使命就是贯彻君主颁布的法令,不得越雷池一步:“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这等于说,违法固须惩罚,法之外立功亦应惩罚,因为表现为法的君主个人意志是绝对至上的。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指导,中国从政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分为两种类型:儒家型理想主义者与法家型技术官吏。像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皆属于前者,他们凭藉着“道”的信念,力图变革现实中的不合理成分,与昏庸的君主权势做着悲壮的抗争。而法家型技术官吏从个人品质来说从正直到卑劣的都有,但有一共通点,即都满足于充当贯彻君主意志的人格化工具,在庞大的行政官僚系统中发挥系统所赋予自己那部分的既定功能,而对系统本身的改革却毫无兴趣。
及至近代的国民党文武大员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两类从政的知识分子。张治中与张群是一对色彩反差相当鲜明的例案。他们两人同是蒋介石十分倚重的亲臣,但为臣之道却大相径庭。张治中是一个儒家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富于改革精神,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常常在蒋介石的面前直言上谏,是国民党上层官吏中“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如1948年张治中经再三考虑,不惜冒丢乌纱帽以至丢头颅的风险,向蒋上呈了长达数万言的《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而张群,尽管从资格来说还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老友,但一俟确定君臣名分,张群便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矮了三分。他老于世故,不思有进,以揣摩蒋的心理、保住禄位为能事。每每见蒋,即备甲乙二案相机行事。他公开透露过自己的为官之道:“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就做什么菜。”还颇有自知之明地承认:“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那么,本文的主人公陈布雷究竟属于哪一类呢?应该说,陈布雷既非儒家型理想主义者,亦非法家型技术官吏,他似乎介于二者之间。陈布雷有自己的救国之道,虽然长期当蒋的幕僚,为蒋起草文告,参与筹划国策大计,但他从未像张群那般政客一样,只是一味顺从,以迎合“领袖”为职责。他毕竟还能够相机进言,委婉地在蒋面前表露自己的看法,提出若干忠告。但他又极注意君臣位分,为臣者,为忠君计理应对君“知无不言”,但也须适可而止,不可一意任性逞能。陈布雷生来胆怯怕事,他不敢像张治中那样义无反顾地死谏,他谨慎从事,常常在不宜说话的时候保持缄默,压抑自我。犹如他的同僚所评价的:陈布雷“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他将自己‘缩小’,俾领袖可无限‘扩大’,位分遵守得非常严格,确是一个标准的好幕僚”。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人生挣扎(4)
然而唯其如此,陈布雷比一般人(包括张治中与张群)要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他外表上虽然酷似一个只知埋头苦干的技术官吏,但其内心仍不失为一个颇有主见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朋友程沧波写道:
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以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
这段话固有溢美之词,却也透出了几分真情。确乎,在陈布雷终日蹙紧的眉头中幽含着内心无限苦衷。他明明有自己的为国之忧,但这忧却不能向“领袖”直言倾吐;他明明有自己的思想,却不能不思维着别人的思想;他的笔不再听从自己的头脑使唤,而是任别人随意摆布。他暗暗感叹说:
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
也许是再也不能自由地思想,痛快地直抒己见,陈布雷虽然为蒋介石写了二十二年文章,却不复感到是一件乐事,相反的,却抱怨“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同上。。他说过,自己的文章,全是呕心沥血之作。最使他难堪的是西安事变后那一次,蒋介石命他为自己编造一篇《西安半月记》。他坐在写字桌前,半天写不出一个字,内心隐隐发见了自己为人捉刀的可怜状,不由羞恼并起,拿着狼毫在墨盒里乱戳,一连戳坏了几支,仍不解心头烦躁。他在日记里无限惆怅地写道: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岂能甘于此哉!
在“道”与“势”的激烈冲突之中,陈布雷的内心被撕裂了。那撕裂的苦痛煎熬着他,令他终日不得笑颜。这苦痛必须在心理层中得到消解,否则那折磨着他的神经衰弱症将更趋严重。他是如何消解这些苦痛的呢?
得深思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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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代豪杰傅大炮(1)
他相信精英的道德感召力,相信曾国藩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认为“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他真的那么自信?真的以为一二个人的道德勇气可以改变风俗、整治吏风?当然,这也是一种豪杰气,一种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精神。
谈到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鲁迅、储安平、陈寅恪等。他们似乎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就是与政治保持隔离的智慧。有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既坚决地拥护政府、站在政府一边,又守护其独立立场,不失其批判意识呢?想来想去,在现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像非傅斯年莫属。
傅斯年是史学大家,也是最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当然是讲自由的,但这一自由,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是法治下的自由。而自由的法治秩序,又不能依靠理性的设计或革命的暴力所能实现,只能靠社会的自然演化,在有序的变革中逐渐达成。因此,自由主义往往不愿与政府作对,只要政府不是迂腐到了愚不可训,自由主义者倒是常常好为“帝王师”,走上层路线,自上而下地推行改良。
傅斯年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从大革命时代起,因为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的缘故,与国民党就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他的老师胡适由于与国民党过不去,在上海提倡人权,受到政府的打压,傅斯年倒是一门心思扑在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他知道,在中国,要搞学术,首先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而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由于他重要的社会地位,傅斯年到20世纪40年代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和立法委员,与最高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常人看来,也属于政治上腾达一类了。
不过,傅斯年的拥护政府,绝非没有底线,如阿谀之徒一般。他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道尊于势”的原则。本来,傅斯年在社会上并不出名,正是国民参政会的大舞台,令他成为令人敬佩的公众人物。所谓参政会,说起来也是一个“说了也白说”的质询机构,但既然被请了来,自然不会以唱唱“我们是光荣的参政党”为乐事,各路人马演起戏来,却是真枪实弹,有声有色。傅斯年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他最痛恨的对象除了反科学之辈,就是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腐败。常常带头发炮,打得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因此有了“傅大炮”的美称。
罗家伦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里面说:“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傅斯年的天性嫉恶如仇,看到天下不平之事就要管,就要骂。一般名人到了他这个身份,就颇爱惜羽毛,胡适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着性子,坦然地说:“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抗战结束,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接收北大,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别人觉得有点过分,他却固执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的不宽恕。每次提到罗振玉,必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不过,这些还是区区小事,“傅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这两位掌管了国库钥匙的党国要人,在先后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不仅纵容手下人贪污,自己也大捞好处。因为有最高领袖做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