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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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君主的柏杨
士大夫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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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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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才是真正的经济动物
中华文化的反省与重建
中华民族是不是受了诅咒？
两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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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何处去？
走过死荫幽谷
见书就读的人
从历史看未来
中华文化缺少了些什么？
“老庄稼汉”呼唤“尊严”
建新跑道·换新骑士
。。
历史的镜子（1）
访问者李宁女士
文载1984年3月6日台北《政治家》杂志第四期
问：从推广历史古籍方面看，你译《资治通鉴》，的确功不可没，但你一直很挑剔中国文化的，译《资治通鉴》是否有你独特的理由？
柏杨：我的目的不是复兴中华文化，而只是把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古书翻译成现代语文。我认为中华文化中有很多是不值得复兴的，像残酷的刑罚、诛杀九族、口供主义、宦官制度、小老婆制度、君尊臣卑、不把人当人的观念，都是邪恶的东西，不但不值得复兴，而且还应该彻底消灭。
我翻译《资治通鉴》，只是希望现代人能了解古代中华文化是什么，因为在大家高唱复兴中华文化的时候，很多人都误以为中华文化全都优美，无懈可击。当然，中华文化有它的优美之处，但并不是全都优美。我希望现代人在了解传统文化之后，进一步地分辨什么是优美的，什么是不优美的。凡是不优美的，都该抛弃废除。换句话说，我盼望大家对中华文化不要顺着人家的嘴巴说，而应该透过自己的思考，直接认定。
问：在你翻译的《资治通鉴》中，《柏杨曰》是很叫座的单元，但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以学术观点来看，评论是违反历史法则的，因为我们不应用今日的尺度评断古人。
柏杨：所谓历史法则，照那些人的结论，就是说一个人生存在某个时代里，他就突破不了那个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活在二十世纪，就无法有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项历史法则是正确的，但我们要了解，如果人的智能不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历史怎么会有发展和进步？每个时代都要有圣贤大哲在思想上突破那个时代，历史的脚步才能向前走。所以，时代不是不能突破的，历史法则也不是那么肯定与机械。我们只能说，绝大多数人都被他所生存的时空控制，但英雄人物不在此限。
对于司马光，当然不能以现代人的民主、人权观念，要求当时他也要有这种思想或行为，我个人也从来没有责备他在这方面没有建树。但司马光不是平常人，他是个少见的伟大历史学者，我们有权盼望他对他的时代有所突破。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问世以前，法国也从未有过这种思潮，但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突破了那个时代，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个人能如此？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前，这世界也没有《资本论》，在美国的总统制诞生以前，这世界也没有总统制，可证明许多新思想都是突破历史法则的。
我觉得司马光不能突破时代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但我们多么盼望司马光有这样的一个层面。
问：也有人认为，你对帝王直接称名道姓，而不加上称号，常使人无法立时会意，譬如一讲汉武帝，人尽皆知，但你讲刘彻，很多人不知刘彻是谁。
柏杨：中国帝王的称号很乱，有些称号甚至有二三十字的，而且时常不一致，有时明明不是帝王，但他却有帝王的称号，像曹操被称为魏武帝；有些明明当过帝王，但没有帝王的称号，像海昏侯、东昏侯。因此，我们无法从称号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
历史的镜子（2）
照理，加诸在帝王头上的称号，本身应该含有褒贬的意义在内。但我们发现有很多不是这样，譬如我们常看到一些荒淫无道的昏君，却有一个很神圣的称号，这实在是对中国人智能的一种侮辱。
虽然我们讲到刘彻时，很多人不知道刘彻是谁，但一讲王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王莽这名字大家常用，刘彻这名字不常用。人类的历史是如此漫长，我们只不过五千年，将来还有一亿个五千年，十亿个五千年，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回头，还要等到何时？尊号象征君尊臣卑，除此之外，别无意义。帝王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现代人讲起人权观念都头头是道，为什么还要对帝王的称号这样计较呢？
我们提到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各位打开《资治通鉴》，会发现司马光对在位的帝王不但不称其名，也不称其尊号，只称“上”，这样满章满篇都是“上”，请问几千年下来，谁又知道“上”是谁？
因此，我不愿意用皇帝的称号，只是把他们的继承顺序排列下来，譬如谁是第一任君王，谁是第二任君王，这样大家很快就会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好比说汉元帝和汉武帝，到底谁在前谁在后，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你一说第十一任君王、第十二任君王，大家就一目了然。
写出帝王的任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他们的身份不因现实政治市场被抹杀、被扭曲，历史真相才更明显。像汉王朝第三任皇帝刘弘、第四任皇帝刘荣，连《史记》都一笔勾销，第九任皇帝刘贺也从根拔除。任数不允许发生这种卑鄙的怪事。
这类历史毒瘤，要割就应马上割，不要再拖泥带水，只要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不立刻这么做？刚开始也许不习惯，几年下来就不觉得了。虽然提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一提曹丕，很多人知道，提魏文帝，却鲜有人知。
人的生命有限，生活节奏又如此之快，我们能甩掉多少无聊的负担，就应立时甩掉。在转型期间也许有些不便，但渡过转型期之后，一切就好了。
问：为什么你不考虑在译文中附上原文？这样可以让读者对照着看，比较有真实感。
柏杨：对原文有兴趣的，他们可以另外购买原文对照，如要对照翻译是否错误，只要几个专家来做就可以，不必每个人都参与。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译文代替原文，如果认为翻译没有错误，那以后我们根本就不要原文了。这就像我知道怎么开车就行，至于整个汽车的构造和原理，我不必懂，那是汽车专家的事。我想你这个想法，可能受了市面上作为教师补充教材的“原文对照”的影响，我们不是供人参考，而是代替原著。
问：你似乎也不考虑在译文附上各家批注，为什么？
柏杨：古文的批注多得不胜其数，张三、李四、王五都有，问题是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引用很多批注，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对的。另一种情况是他引用很多批注，却没有一个正确。古人在引用错误的批注后，往往自己会去解释为什么某人的批注不对。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专家做的事。
我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对的批注，不必再去解释那些不对的，因为那是考据，而我们却只要结论。如果所有的批注都不对，那我就自己来做，但我不必把那些我认为不对的又搬出来讲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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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子（3）
古人批注往往该注的不注，譬如古代的洌龉汕惨桓鍪钩嫉街泄矗赫阉胖鸬健跋囟取薄４庸湃说呐⒅校趺纯匆部床怀觥跋囟取本烤乖谑裁吹胤健５佣浴跋囟取闭獾胤降南找枋龊凸叵滴恢茫胰衔跋囟取庇υ诳ヂ厣娇冢馐歉菸易约旱牡乩沓Ｊ杜卸系模绻腥酥室桑一队致邸�
再如董贤见汉哀帝刘欣，刘欣赐给董贤一样东西，叫“珠濡玉匣”。我研究了很多批注，都没说清楚“珠濡玉匣”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我认为那就是“金镂衣”。当我确定是金镂衣后，我就不必引用那么累赘的一大堆作废的批注了。
当然，有些批注我不敢确定是不是正确时，我就会注明某某人是什么看法。
问：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你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不知你是否也这么觉得？
柏杨：我就像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一样，该开枪时开枪，该肉搏时肉搏，至于是什么战略，我根本不懂。
我认为大家应该问的是我的推理是否严谨，结论是否正确，而不是先拿一个框框来套，因为这对了解一件事情，毫无帮助。
许多人问我走的是什么派？什么主义？把我都搞迷糊了。岳飞曾说过：“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天下事不全是用框框才能解释的。大家只要问我的推理过程与结论是否合理就够了，不必管我用什么方法，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问：在翻译《资治通鉴》时，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
柏杨：古文好难懂。原来我以为翻译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反正都是中国字嘛！对《资治通鉴》，从前我曾经看过很多遍，自信非常容易，结果发现难死人！
每年大年初一，我按例去台北县土城牢房给难友拜年，今年（1984）也不例外，到土城看李荆荪先生时，我问李先生，古人学问怎的那么大？我们现在都看不懂，他们当时是怎么看懂的？
李先生回答我：“你要知道，他们也不懂！文言文的妙处就是你不必懂，读的人不必懂，写的人也不必懂。”这话给我很大的启示，白话文像化合物，文言文却是混合物，它可以白铁和玻璃硬夹缠在一起，写的人自己不懂，看的人当然更不懂，不懂为什么硬那么写呢？那是古人的习惯，习惯把一些文字硬夹在一起，来炫耀学问庞大。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当古人用这个角度看不懂时，他就用那个角度看。譬如古人对“无”这个字讲不通时，他最后就解释成“有”。
所以，文言不但文路混乱，而且前后颠倒。古人写文言文时，常是前一句后一句跳来跳去，你如果一句一句照次序翻译，那就前言不照后语，完全不通。除了混乱外，文言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简练”，常常四五个字就包含了七八十个字的意思。
古文的难懂，还有一个原因是，古人好引经据典，东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西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而他所引的那些话，却往往跟他所叙述的事，完全无关，他这样引来引去，也许是一时的兴致，也许是为了展示他的渊博，也许只是为了整篇文字的气氛。
还有一种情况是举证错误，譬如古人举某个例子来印证自己的叙述，但往往他举的那个例子就错了，这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曲解历史事实的例子很多。所以翻译起来，除了不懂很生气外，又发现明明不是这么回事，他还硬讲是这么回事，那就更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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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子（4）
问：你以杂文成名，现在却潜心于历史研究，对一个长年从事杂文写作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转变或意义？
柏杨：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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