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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应更正为：开放是否超越了法律所赋予的极限？目前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法律、规则、道德勇气、公道和正义感，就是因为缺少这些动力，使得社会呈现混乱，但我们不必怪罪“开放”，怪罪“自由”，只要建立起法律秩序，一切都会步上正轨。
怎么看法律（2）
问：一般民众对于戒严令的实施并未感觉有所不便，但仍有少部分人士持反对立场，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大多数民众（包括我在内）不了解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所以也不知道戒严令的实施，到底剥夺了自己什么？
举例而言，在戒严期间，一切犯罪案件均属军法审判（后来才限于叛乱及盗卖军油），并且禁止宪法所赋予人民的###、结社、罢工的自由。然而，最严重的是台湾的戒严令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可谓创下世界纪录，应该卖给金氏（吉尼斯）年鉴。
问：您对于戒严期间所谓“###”有何看法？
柏杨：以政治理念而被囚禁的人，不管扣到头上的是什么罪名，都是###。###和刑事犯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或是为了其所信仰的政治理想；后者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国民党叛乱罪的刑罚，最轻的是七年有期徒刑，最重的是死刑或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被认定加入了叛乱组织且有叛乱的行为，却是唯一死刑。例如，某人五岁时参加过共产党儿童团，今年他八十八岁，说了一句批评蒋家的话，就是唯一死刑。然而最使人震撼的，却是有些人在服刑期满释放后，依然被软禁。软禁比判刑更可怕，判刑总有一个期限，连无期徒刑也有可能减刑、大赦，而软禁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牢狱，因为他没有判刑，所以“减刑”、“大赦”都轮不到他，这是国民党蒋中正、蒋经国父子最大的罪行之一。
问：解严之后，台湾社会上出现许多“街头抗议”事件，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目前的街头抗议虽然容易发生冲突，但我们并不需要忧心忡忡，应用平常的眼光看待，与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示威游行历史相较，台湾的民主政治现在只不过刚刚萌芽，就好像一个刚要学走路的小孩，重心不稳时，总会跌倒，因而对于冲突事件的发生，实不足为奇。等到人民的法治水准达到某个程度，暴力行为就难获得支持。
西方国家的抗议方式，通常是手中高举着牌子，把自己不满的理由适度表示出来，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不是要制造别人的痛苦，如此才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同情。至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对于抗议事件，并非全部接受，他们会先请学者专家来评估衡量整体事件，如果认为要求不合理，政府不会屈服。
问：解严后报禁随之解除，对于执笔者有些什么影响？
柏杨：戒严期间，每个人（包括编辑、记者、作家）心里，都有一个小型警备司令部（我们称之为“小警总”），都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警觉，自我设限于一定的文字范畴。但往往事与愿违，常有意外情况发生，碰上地雷。譬如，捡字工人一不小心便会把“中共”捡成“中央”，类似这种错误，警备总部与特务机关，绝不宽恕，最幸运的结果是被认定“为匪宣传”——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某些人已经够特别小心谨慎的了，但是仍然不可避免锒铛入狱。
解严之后，阴霾仍深植于部分文化人心中，他们惊魂不定、观望疑惧，认为国民党的解禁措施只不过是暂时现象，都不敢轻易地抛开心里的“小警总”；而另一部分人士则因长期的压抑，一旦解开枷锁，就如同脱缰的野马，飞奔骋驰，写出来作品的激烈和高姿势，往往超过正常社会的正常抗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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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法律（3）
问：您对于目前翻案风波之盛行，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赞成翻案，目的是要使真相大白。对于被处死的人虽然不能复活，但活着的人却可以因死者的沉冤得伸而获得再生。人民有知的权利，只有使人民知道冤狱的真相，才有可能防止以后再发生同模式的冤狱。所以对于翻案，任何人都不必担心，除非他是制造冤狱的主凶或帮凶！
问：我们的法律是否制定得不够完善，您有何看法？
柏杨：国民党政府制定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刑事诉讼法”。但是在特务和昏聩卑怯的法官手中，却没有效果！因为特务和昏聩卑怯的法官先生，破坏了它。
中国人喜爱弄权，政治领导人物尤其喜爱弄权，这是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病毒。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蒋中正制定法律，不准在客厅里小便，但他自己却偏偏在屋角撒泡尿，表示他不同凡品。想要革除这种恶习，每个人必须有法治观念，和有道德勇气保卫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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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1）
——走在历史与政治锋口的柏杨
访问者苦苓先生、洪惟勋先生
文载1988年9月台北《汉》杂志
在柏杨的观念中，人民才是主体，国家只是为了增进个人幸福而存在，所以大前年（1984年——编者注）他在美国爱荷华访问时，才会说：“不要祖国强大，只要人民幸福。”
“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古今多少豪杰，似乎都逃不出这种伊藤博文式的“性与政治”欲望中。在诗人苦苓的循循善“诱”下，柏杨一路滔滔不绝地说出他对“性与政治”的看法，时而愤慨，时而幽默，在谈到中国传统酱缸中反人道、反理性的部分时，那种痛心急切的语调，不禁令人联想到访问者苦苓那本脍炙人口的诗集名称——《每一句不满都是爱》。正因为有“爱”，才会有那么多“不满”啊。柏杨，这株文坛的常青树，正是中国书生的一种典范。
问：中国古代为了满足皇帝一个人的性欲，往往要挑选成千上万的女人进宫，从政治的眼光来看，这到底有何意义？
柏杨：中国的宫廷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一个构造，和西方的宫廷完全不一样。像凡尔赛宫，宫内各“殿”不过是一个没有门的套房而已，皇帝皇后两个人住在其中一个套房，皇帝的情妇有时住在其他套房。因此，要像中国一样，养那么多女人，根本不可能。
中国的宫廷养那么多女人，大概从周王朝开始，周王朝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受儒家系统崇拜，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那时候女人太多，男人有义务分担“消化”女人的责任……
问：按人口比例来说，男女应该是差不多，是不是因为对皇帝的一种崇拜，认为“龙种”是优秀的，需要大量地繁衍，所以要选那么多女人进宫？
柏杨：帝王要那么多女人，不见得是为了推广优秀品种，但是，他确实需要很多儿子来扩张并巩固他的政权。像战国时代的齐国的国王田因齐，他祖先是从陈国流亡到那里的一个王子，形单影只，就是拼命地生，又能生多少儿子？所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一口气娶了好几十个小老婆，不设门禁，任何男人都可以进去跟她们上床。（众笑）两代下来之后，姓田的已多到数百数千家，无论兵源和政治势力，都足够推翻一个政府，事实上，果然推翻了一个政府。
问：这么说来，“性”是他们扩张政治势力的一种方法了？
柏杨：也可以这么讲，古代政治和农业一样，需要大量的劳力。我从前曾介绍过这故事，国民党特务和军法官认为我侮辱古圣先贤，不过这件事是史书上记载的，是司马迁说的，不是我发明的，（笑）这大概就是“性与政治”的关系吧，姓田的朋友必须有这么多劳力才行嘛。何况在一个专制独裁的社会里面，“打虎全仗亲兄弟，上阵还要父子兵”，专制魔头往往觉得，除了自己的儿子外，其他人的儿子都不可靠，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相信。
问：西方社会也有这种政治权力的传承，也希望传给自己的儿子孙子，为什么在西方社会没有这种“繁衍子孙，扩大家族势力”的方法？是不是外国人不够聪明，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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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2）
柏杨：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主张一夫一妻制，不允许多妻。有人认为外国人常常离婚，岂不是跟多妻一样？问题是恰恰不一样！常离婚和多妻不能相提并论，像孟轲认为五十步和百步一样，所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其实五十步当然可以笑百步，两者之间相差太远了。下跪磕头和坐在那里点头，意义绝对不同。离婚再多次，他每次也只能有一个妻子，这跟多妻绝对不同。而中国历代王朝，像唐王朝皇帝李隆基，仅宫女就四万人，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史书上写的。（众笑）老天爷！宫女四万，如果排成军队的分列式，让皇帝登上阅兵台检阅，恐怕还没看到一半就把他给累死了，你能说这跟常常离婚一样？
问：这太过分了，四万个宫女都来自民间，从此一辈子恐怕都得待在宫中，不能回家，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机会让皇上宠幸，所以她们不但被剥夺了做为一个女人的权利，不能拥有真正的丈夫，真正的孩子，也不能享受一切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了这种制度，就要剥夺四万个女人的幸福，而且为了伺候这些女孩子，必须要有太监……因此历朝历代可能要牺牲好几万男女的幸福，只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欲望。像这种情形，中国几千年来，出现过那么多所谓的“圣贤”“大师”，到底有没有人站在人道的立场加以怀疑批评。
柏杨：当然也有人批评，所以有些朝代有放宫女出宫的“德政”，一次放几百个，可是放了之后，她们的命运却不见得比在宫里好，事实上，她们几乎全部落入权贵之家，仍做婢女。
不过，从来没有一个“大儒”，敢主张皇帝应该采用一夫一妻制，顶多建议最好少一点。像清王朝，玄烨大帝不过十几个妃子，不像其他朝代的皇帝，有几百个妻子，这只要看她们小老婆群的编制表就知道了。至于宦官制度，也从没有“大儒”敢反对，顶多说不该把“权”交给他们而已。许多皇帝都很信任宦官，因为对一群处处迎合你心意的人，你不信任他信任谁？中国特有的宫廷制度除了伤害那么多女人，那么多宦官之外，也伤害到皇帝、皇族，和全国人民，因为宫女和宦官把皇帝宠坏了，使他变得不识民间疾苦。像黄巢，他原本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可是一当皇帝，就变得面目全非。
宫女和宦官，同时也是非常可怕的动物，只几天的工夫就可以把一个人的英雄骨头，全给消磨……那种温柔乡，使人感到权威，并且迅速自我膨胀，任何英雄好汉，都抵挡不住。
问：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刚开国的皇帝比较好，然后愈来愈差，大概是门当户对而又近亲通婚的原因，所以才造成品种不良。比如俄国的皇室有蒙古症，英国的皇室有血友病等等。此外，皇帝从小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晋惠帝才会说出“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这种笑话。不过，如果中国人真的是把这种妻妾制度和宦官制度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武则天才养了两个男人，为什么底下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