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中国人真的是把这种妻妾制度和宦官制度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武则天才养了两个男人，为什么底下的大臣就一天到晚鬼叫鬼叫的，说什么“秽乱春宫”，这是不是一种男性本位主义的表现？
柏杨：当然是。武？在未掌权之前，受过很多屈辱，不过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她是在坐稳皇帝宝座之后才开始找男人的，而且她一直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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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3）
问：中国传统上好像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那就是在“政治”上愈有权力的人，在“性”方面也愈有权力，似乎一个人的妻妾数量可以与他的地位成正比，而且大家也见怪不怪，从没有人去怀疑它公不公平，人不人道。
柏杨：权力和性能力不但不成正比，恐怕恰恰相反，权力斗争是需要脑力的，体力没有太大用处。不过有权和有钱的人一样，他们有犯罪的特权——妻妾如云，妻妾如云之后，性能力自然衰退。
问：在今天的社会里，好像还是有这种情形，比如说政治人物可以有比较混乱的性关系、性对象，而他们本身也不怎么避讳，一般百姓也不把它看得很严重。比如蒋介石有四个老婆，蒋经国为人所知的，公开承认的就有两个，蒋家的那些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往往把政治领袖加以“神话”，一再强调他们的人格多伟大，可是当这些婚外情曝光之后，并没有对他们的形象造成太大伤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柏杨：就我个人的看法，任何人（包括政治领袖）的私生活，外人没有干预的权力，因为个人的私德对社会的影响小，公德对社会的影响大，权威人物的一个错误决策，或一次错误判断，那对整个国家社会的伤害就太大了。私德并不是不重要，好比有两个候选人，他们的条件一样好，这时候私德的考虑很可能就成为选民抉择的重要因素，这样做，会迫使政治人物克制自己的私生活。
问：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身为一个有表率作用的政治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影响太大，因此操守相当重要，假如我们的社会可以容许任何人有这种混乱的性关系，那当然没有话说，大家不必对政治人物特别苛求。但事实不然，今天一个小民有了外遇，任何人都不会原谅他，这分明是双重标准嘛，这情形如果换成达官贵人，根本就没有人敢乱讲一句闲话。
柏杨：不过，我的印象似乎跟你讲的情形不一样。小民有了外遇，固然受人谴责；大官有了外遇，他所受的打击更重，至少反对党就不放过他。
问：儒家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认为如果“修身、齐家”不好，“治国、平天下”也就会有问题，你认为呢？
柏杨：这种说法简直是狗屎，“修身、齐家”跟“治国、平天下”之间，隔着万重关山，用齐家的方法来治国，犹如用划独木舟的方法去驾驶航空母舰一样，不知道古圣人是怎么样想的！而且，这种畸形观念会造成可怕的“大家长制”。我们常听说“某人是某单位的大家长”、“某人是我们的大家长”，就是这种“修身、齐家”延伸出来“治国”的“君父思想”病毒。
问：不论是在“齐家”或是“治国”方面，都是人人抢着当爸爸，（众笑）所以最近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要求换校长，###不肯换的原因就是：“不能因为孩子闹一闹，就把爸爸给换掉啊！”他们把校长跟学生的关系弄成是“父子”关系，这恐怕也是父权心态作祟吧？
柏杨：传统文化中的“君父思想”，只有酱缸蛆才抱住不放，早就该淘汰了，想不到###说话的那个官，还停留在酱缸蛆阶段，十分有趣。一个社会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硬件的进步（像飞机汽车）往往很快，至于软件（像官僚制度）就不容易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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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4）
问：以台湾和欧美比较，在性的方面欧美比较开放，例如他们没有妨碍家庭罪，在性方面动不动就同居也无所谓，这在台湾就不行了。然而在西方，政治人物如果闹绯闻，或者跑去看脱衣舞都会丢官。而在我们这边，省议会议长弄个情妇，市长找个女人却通通没事……为什么在这方面反而变成欧美比较保守而我们比较开放呢？
柏杨：欧美的通奸罪很重，并不是随意就可以和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同居。
问：长久以来，由于传统中的“父权”心态，不能把其他人看成平等的个体，因此造成整个社会的失调，到目前还无法养成对别人的尊重（当然了，对权势人物的尊重除外）。比如现在的中学生，老师说怎样就怎样，这一点恐怕是我们社会落后的结果。
柏杨：其实父权观念如果仅指效忠与服从，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错，如果下级不服从长官，每一个人都反抗老板的命令，这社会就变得非常混乱，成了暴民政治。但主要的是看命令的内容合不合理，我们的民主观念以及平等观念，需要积极的培养。
我特别强调“平等”，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平等”观念的民族。不过，我相信这种情形会逐渐改变。
问：台湾的女权高涨之后，出现了很多女性民意代表和国会议员，这是很难得的。但我们的女性国会议员，常常是因为丈夫被关起来她才“变”成国会议员，并不是因为她们的能力。你认为夫妻在传统的主从关系下，我们现在社会的情形如何？
柏杨：假设允许我做大胆的预测的话，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二十一世纪恐怕仍是男人为主、女人为从。女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专制时代只有君父，政治受难者的妻子当选民意代表是一种政治反抗，与女权无关。
问：你觉得现在台湾夫妇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柏杨：我们是一个没有文明的社会，一些暴发户有了钱以后，不知道该怎么花，只好拼命玩女人。一个社会必须长期富有之后，才有文明，文明不是要有就有的，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给他五千吨黄金，他也不晓得该怎样对待异性！但我们可以肯定：女权的地位，一定会提高，谁也挡不住。而在提高过程中，女性固然辛苦，男性同样也很辛苦。不过有一点，那就是把肉体只献给一个人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将来，只有少数心灵圣洁的男女，才会重视贞操。
问：“性”和“政治”在某些方面很类似，比如说“性”这种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讲，政治也是这样，明明很多人在做，嘴巴上偏偏就是不说。此外，“性”重视象征性，“政治”也是，常用许多间接的方式来表露，却不能直接表露。再者，“性”和“政治”都会造成“无力感”，上床太多会无力，政治搞多了也会无力，这点也很类似。
柏杨：我认为不见得类似，性是迷人的，政治也是迷人的，没有一个人不对性有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政治有兴趣。性固然可以和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其他东西同样也可以和政治扯上关系，因为政治毕竟太广泛了，从整个文明发展来说，政治带动的东西太多了，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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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5）
问：有一种说法是性的欲望愈强，对很多事物也会有较强的企图心，极力地想去争取权势、名利等等，你的看法呢？
柏杨：我的印象似乎相反，性欲软弱往往使权力欲加强，像是老年人年纪愈大，性的能力愈低，但夺取权力和金钱的欲望，可能比年轻时更激烈，所以孔丘警告人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对政治而言，性不是唯一的主宰力量。
问：台湾由于色情泛滥，几乎任何行业都可以和色情扯上关系，如理发厅、三温暖，甚至卖槟榔的，都可以和色情挂钩，有人认为当政者有意透过这个管道（当然也包括吃喝玩乐），让大家尽量把精神消耗在这上面，以降低人们对社会上的不满或是对政治的欲望。你认为呢？
柏杨：这种看法似乎是对当政者估计太高，或太泛政治化，当政者没有这种眼光，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要把“性”看得这么严重——而应该对“梅毒”、“艾滋病”、“堕胎”看得严重，否则很容易造成社会悲剧。这只是“爱不爱”的问题，没有必要把它政治化，也不要把性定位，认为它可以拴住男人，或可以拴住女人。性开放对社会有稳定作用，当然性开放有它的规则——当事人要了解他在做什么，以及它的后果，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的性开放不是性开放，只是传统的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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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变幻莫测的中国（1）
访问者中山恒彦先生·翻译者张玲玲小姐
文载1988年9月25日台北《中时晚报》
过去，作家柏杨在台湾因言论色彩遭牢狱之灾。然而，今年他的两本书《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却堂堂登上日本的畅销书排行榜。日本人显然对柏杨好奇，更对中国人心理的深层结构好奇。
问：您书中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是“酱缸文化”，首先请问您为何以此命名？
柏杨：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生命体，有积极前进期、停止不进期和衰竭后退期。
这是一个民族所面临的各种时期，有些民族进入衰竭期后，没有复兴的力量，于是该民族就会灭亡，例如古代的巴比伦、埃及。而有些民族到了这个阶段，却会自我反省，然后变得比以前更有活力。
中国是一个和古埃及同样古老的国家，中国的文化虽然还没有灭亡，但是也没有复兴，所以我说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太古老，而且已经沉淀了，这便是我所谓的“酱缸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人现在正沉沦在有如无底沼泽般又深又臭的“酱”里面，像蛆虫般挣扎、受苦。
问：不过我以为，中国人不管是生活在哪一个国家，也不管社会体制如何改变，都不会影响到他的“中国人性”，这难道不表示中国文化的强势吗？
柏杨：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在某一方面说，正表示中国人甘于屈辱。
问：为什么中国人的文化会衰竭呢？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不是医生，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我已活过大半年纪，也有过各种经验，今仅就个人经验来谈一谈。
一个文化的衰竭，和人体的衰老一样，每个文化有每个文化的原因。中国文化衰竭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儒家思想，它使中国人的思想僵化。另一个原因是长年的贫穷和连绵不断的战乱。你想，人如果长期挨饿，头脑也会因为营养不良而衰坏，渐渐变成白痴吧。
问：您所著的《丑陋的中国人》在日本成为畅销书，而且在华语圈中也受到热烈喜爱。您认为它为什么会成为畅销书呢？
柏杨：我认为中国人已经走到了转变期。像我被捕入狱时，我八岁的女儿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一个民族在经历大战乱之后，是不是也会突然之间成熟起来？
是不是由于历经各种战乱、各种灾难后，我们开始检讨是不是武器不管用了？还是教育失败？……但是，很多想法都不足以拯救中华民族。
中国人已开始在想，大家是不是都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