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五经的氛围中。战后，西学在国内陡然兴盛，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学新学、救国家的风气使许多人在传统科举考试的道路之外多了一个选择——留学。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即达5万人以上。
王国维顺着社会潮流学习新学，但也像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有一种人生目标被颠覆和理想实现途径被阻断之感。就是在这种苦闷的情绪中，王国维接触到了悲观主义哲学。可是随着他对西学思想的深入了解，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情，认为西学的根本精神在于“竞争”和“贪”，中国人本以中庸为贵，但由于对西方的盲目学习而导致“纪纲扫地，争夺相扔，财政穷蹩，国几不国”。可以看出，传统的“三纲六纪”执行得好坏，是王国维评判朝政的标准，他对于西学救国的主张是持批判态度的。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既然没有死成，王国维在心理上便觉得名节有亏，遗书中说“只欠一死”，应当是指此次自杀行动，而“欠”字则代表名节有污，必当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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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哲到经史的痛苦历程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
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逐渐，王国维对于哲学有了厌倦之情。
接下来填词成功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乐趣，遂转向文学研究，是为学术方向的第二次转变。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闷，在文学、哲学之间徘徊不定，不能决定专攻方向。
1909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进京，在清朝的体制内谋到了一份职。这个阶段的他心态相对安定，开始转向戏曲研究，这可算作是第三次转向。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后，王国维的治学发生了第四次重大转变。
这时的王国维正处在家国无望，漂泊异乡，前景渺茫的时期，内心的苦闷是显然的。
罗振玉在这个时候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他坚定地告诉王国维：“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
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慷慨陈词，如闻雷击，觉得自己从多年的茫昧中醒了过来。以前觉得济世无门，才灰心于西洋哲学、文学、戏曲研究。现在罗振玉指出了一条道路，让王国维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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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轶事
不跟王先生同桌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名家评价
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李大钊
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清水安三博士（日本汉学家）
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
寂寂而终，两女为尼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新文化阵营的讥嘲，辜鸿铭两次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题目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言辞激烈，讥笑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粗庸鄙陋的“留学生英语”谈论所谓“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的反击显然势单力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对他一阵“炮轰”之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这可看作辜鸿铭在中国风云一生的落幕时刻。
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旧派”人物日薄西山，还留着清朝辫子的辜鸿铭更是成了一个“完全过时”的可笑人物，倍遭时论的讽刺与奚落。
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孤零零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张作霖大帅顾问，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张作霖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匪气十足地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这使辜马上联想起42年前刚入张之洞幕府之时张之洞留给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随张之洞20余年，虽然不敢说“以国士相待”，但“始终礼遇不少衰”。面对张作霖的劈头一问，辜拂袖而去。
不久，好友梁敦彦去世。辜鸿铭开始沉浸在诗人弥尔顿失明后的诗作里。其时，辜精神上异常苦痛，“日惟祈求速死”。
1928年3月，辜鸿铭染了感冒，头昏目眩，咳嗽连连，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然后是高烧，头脑里是一片混乱，梦中一会儿是英国，一会儿又是槟榔屿故地，一会儿是张之洞府中……后来痰中出现血丝，中西医诊断均为肺炎。4月底，已经无法进食。30日，感觉大限来临，两个女儿床前饮泣，心中实在不放心两个还没出嫁的孩子。下午3时40分，辜鸿铭几乎无声地说了句“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便闭上了眼睛。
辜鸿铭死后，女儿珍东、娜娃到苏州落发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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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马来亚的“香蕉人”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他10岁时跟随义父布朗先生去苏格兰之前，已经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3年，主要学习英语。在欧洲11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他27岁之前，中国话都说不好。1885年正式归国后，才开始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到张之洞幕府做了“洋文书”后，汉文基础仍是很差，曾遍请那些和他同事的翰林、进士教他汉文，由于不懂师道之礼，遭到拒绝，无奈只好自己买了本日本人写的《官话指南》，作为汉文读本，但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最后还是张之洞看不过去，指导他系统阅读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后来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
由于自小生活在西方，辜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现在对于那些生在海外，长着中国人面孔，但受中文教育不多、思维西式的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香蕉人”，黄皮其外，白瓤其内。可以说，辜就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香蕉人”。
辜鸿铭刚回国时不习惯中国礼俗，仍以西人的坦率习惯行事，我行我素，俾睨一切，对自己看不起的人，不管是谁，照骂不误。他的同事和上级都评价他“为人荒谬绝伦”。
偶遇马建忠，变回中国人
辜鸿铭自称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老人”。他的苏格兰义父布朗先生是一个对西方物质主义感到厌倦，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的人。辜鸿铭14岁开始接受布朗先生“私塾教育”，学习英语和德语，从小背诵了莎士比亚的37个剧本和歌德的《浮士德》。他对于作品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黑暗印象深刻，特别是歌德的作品，辜后来写文章时引用得非常多。歌德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所倡导的“克己复礼”思想与儒家文化惺惺相惜。
21岁时，辜鸿铭取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卡莱尔是辜在爱丁堡大学时的导师，由于布朗先生和卡莱尔是旧交，所以刚到爱丁堡时，辜有几个月每晚都到卡莱尔家聆听他们论学。卡莱尔在当时的英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英国后期浪漫主义最为杰出的文学和社会文化批评家。
浪漫主义先主要特征一是批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文明；二是强调道德和正义，反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辜在日后的著作里，随处可见他对其浪漫主义老师言论的引用，这是他思想的发源地。
1880年，辜鸿铭在德国、法国游学结束后，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1882年前后，马建忠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