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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辜鸿铭在德国、法国游学结束后，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1882年前后，马建忠因事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知消息后，立即到其下榻的海滨旅馆拜访。
40年后，辜这样回忆与马建忠见面的情形：“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1885年，对祖国文化向往已久的辜鸿铭在香港恶补了几年汉学知识后，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所聘，做了他的一个洋文案。至此，他开始真正接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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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
如果把辜鸿铭称作国学大师，恐怕与他同时期的很多人都会反对。尽管他回国后“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揽”，而且有“文科进士”的封号，但是他的国学水平并不为当时的人认可，他的同僚钱恂认为他“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有点口吃的章太炎也说：“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那么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他在办外交时，确实做过很多让中国人大长脸面的事情。辜鸿铭在上海黄浦江治局任上时，局中有外国人借办工程之机，贪污白银16万两，辜鸿铭怒不可遏，要求严厉惩办。这个人很是害怕，趁着夜晚偷偷拿着巨款找辜鸿铭，哀求放他一马，辜却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坚决拒绝，并对此人不依不饶，穷究到底。
另外，《清史稿》还记下了这样一笔：“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以一介书生、一篇文章而在重大外交事件中达成和议，辜鸿铭的功劳不可磨灭。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他不同于对西方几近无知、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的守旧派，如沈曾植等；也不同于一味醉心“欧化”，而对西方历史、社会了解并不深入的人，如胡适等；也不同于一度倾向西学，而后转向中国传统的人，如严复、王国维等人。
他作为一个对西方了如指掌的“洋人”，一生都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上前进，在他自己构建的儒家文明的理想世界里驰骋，在现实中却处处受阻：既未得到他所效力的清政府的重用，也未获取国人同情，甚至被国人视为“疯子”、异族。他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了20年，职务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屈抑在下的感觉时时让他感到不满。1901年他在《尊王篇》中曾表白：“我已为陛下的政府工作了18年，但迄今为止还处在刚开始工作的官职上没有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先生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屡屡说：“在中国，我是不为我的同胞所重视的。由于他们不了解我，因此都错误地轻视我，即使在革命以前，中国也没有重用我。”“他们认为我不但保守，而且反动。”
以理想的儒家文明“救世”与国内代表先进思想的“西化”浪潮相悖，导致辜鸿铭怀才不遇；西式特征的行为思想方式导致他与中国社会沟通存在障碍，使得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海归”人士以悲剧收场，不能不让人叹息。
辜鸿铭轶 事
辜疯子和徐颠子
据胡适《记辜鸿铭》所载，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徐墀、胡适。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ü”和“Crazy Ku”这两个绰号。
名家评价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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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生平
1928年9月，梁启超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此时离他人生最后一站不足4个月。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
梁启超之所以编写《辛稼轩年谱》，或许是因为两人有着相同的人生境遇。在流亡海外十三年之后，梁启超回到故土，试图在政坛上大展拳脚，无奈屡屡受挫。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只是利用他，而拒绝他的改革主张。
梁启超看透了这些政客的嘴脸，决意退出政坛，回到书斋，从此开始用西学之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才有了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实际上，这只是梁启超历次思想转变中的最后一变。在梁启超五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中，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变至少有五次。诚如他自己曾谈到他跟康有为之间的差别时所说的：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改变一生的对话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
中秀才后，梁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不惜血本，送他到广州深造。15岁时，梁进入当时广东省最高学府学海堂学习。这一年，他还是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这三院与学海堂齐名。广州五大书院，梁同时就读四院，精力之旺盛非常人所能比。在梁启超的身上，似乎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学习热情，他求知欲、创新欲极强，学一门爱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总能学有所成。
17岁的时候，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
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
这段时间，他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答应悔改，谨遵师命。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那儿有很深的华侨关系，梁启超便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这层关系，梁启超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把孙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来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自此之后，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但在内心深处，梁启超并未抑制住对革命的信仰。
造中国之一代新民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地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4年。该报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20人的阅读。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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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国学
当梁启超在日本大力倡导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希望转而寄托于革命；而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却从激进的破坏主义变为过去的保守主义。为此，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大辩论，梁启超被革命派驳得理屈词穷。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
梁启超之所以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跟他所倡导的新民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因为，在民智低下，民众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锻炼的国家，共和会成为一纸空文，仍由强权人物实行君主之实，民众则俯首帖耳甘为奴隶。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倒台，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开明专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他回归了书斋，回归了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具体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