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得到发挥的机会？三、他具备的“器用”可以在什么地方施展开来？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问题在于，先须了解自己的才是什么，而且这种才可以用在何处。所以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比找到一个别人羡慕的工作更为重要。
海若回答河伯的一系列提问，其中也谈到了“道有什么可贵的呢”这个问题。这等于直指核心，要庄子掀开道家的底牌了。这无异于在问：既然万物没有贵贱之分，人间的作为也没有客观的标准，那么我们一般人学不学道家，或者懂不懂“道”，又有什么差别呢？
答案是：“了解道的人，必须通达条理；通达条理的人，必定明白权宜；明白权宜的人，不会因为外物而伤害自己。保存至高天赋的人，火不能烧伤他，水不能淹没他，严寒酷暑不能损伤他，飞禽走兽不能侵害他。这不是说他敢于接近这些东西，而是说他能够明察安危，善处祸福，谨慎进退，因此什么也不能伤害他。”
结论是：“自然存于内心，人为表现在外，天赋就要立于自然之中。了解人的行动是本于自然而处于天赋之中，就可以在进退时屈伸自如，回归根本而体悟源头了。”
因此，从“太仓稊米”的比喻，到“物无贵贱”的观点，并不是要我们消极无为或者放弃职责，而是希望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不要心存偏见，执着于特定的观念，妄加分辨大小与贵贱，因而为自己也为别人带来困扰与痛苦。
《秋水》是《庄子》全书非常重要的一篇，其中河伯向海若请教的问题，可谓层层深入，直探道家的根本立场。此篇结尾则是庄子与惠施有关“鱼快乐吗”的著名辩论，我们将在后面仔细讨论这一问题。
1。画师风格
庄子在《田子方》篇中说：“百里奚不把爵位俸禄放在心上，所以养牛而牛肥，让秦穆公忘记他地位卑贱，把国政交给他。舜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所以孝行可以感动世人。”
有关百里奚与舜的事迹，可以作不同理解，但是庄子都用“不入于心”来说明，突显他们做事专注，心无旁骛，然后可以感动别人。接着庄子引入主题：
宋元君打算画些图样，所有的画师都赶来了，行礼作揖之后站在一旁；调理笔墨，半数的人站到门外去了。
有一位画师稍晚才到，悠闲地走进来，行礼作揖之后也不站立恭候，就直接进画室去了。宋元君派人去察看，见他解开衣襟，袒露上身，盘腿端坐着。宋元君说：“行了，这才是真正的画师。”
宋元君在庄子笔下出现多次，大概因为庄子是宋国人的缘故吧。召来全国的画师，但选谁比较合适呢？宋元君考虑的不是技巧或经验，而是真性情。画家如果少了一份真性情，他的作品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这位画家正是因其不同流俗的真性情而得以雀屏中选。
《世说新语》中有一段相应的佳话：
郗（xī）鉴与王导都是朝廷大官，门当户对。郗鉴有女初长成，想在王家挑选一位女婿，就派专使送一封信到王府，说明来意。王导对使者说：“您到东厢房去，任意挑选吧！”
这位使者回来禀告郗鉴说：“王家几位公子都是可取的人才，他们听说太傅派人来选女婿，个个表现得庄重沉稳。只有一位公子露着肚子躺在东厢房的床上，好像没有听说这件事一样。”打听那人是谁，原来是王羲之。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他了。
郗鉴挑选女婿，首先考虑的也是真性情。如果善于逢迎，老于世故，将来夫妻相处恐怕不易和乐。他没有料到的是，王羲之后来成为伟大的书法家。如果少了这份真性情，或许也不易成就伟大的艺术品了。就王羲之来说，也许他正好读过《庄子》这一段寓言，抱着“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想法，他的表现同那位画师如出一辙。两相辉映，着实有趣。
说到“真率”，《世说新语》所记载的魏晋士人事迹中，大概要首推王述了。
简文帝谈起王述的为人，说：“才能并不突出，对名利也不淡薄，但是以他的一点直率，就抵得上别人很多很多了。”
王述曾在王导府中担任幕僚。聚会讨论时，经常是王导一发言，众人就争相赞美，王述的反应如何呢？他说：“丞相不是尧、舜，怎么可能每件事说的都对呢？”王丞相对他不但不责怪，反而十分赞赏。
后来王述升任尚书令，一接到任命就去上班。儿子劝他说：“谦让是美德，您应该推辞一番。”但他毫不考虑装腔作势的官场文化。
谢安称赞王述说：“这个人揭开一层表皮，显露出来的全是纯真。”
纯真的人容易得到大家的肯定，这是因为大家心中对于真性情都有一份原始的向往。但是处于人间，又不可能直来直往，好像完全不必考虑合宜的礼仪规范似的。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人的质朴与文饰要搭配得宜，才能成为君子。
问题在于，当质朴与文饰难以并存时，又该如何取舍？庄子当然是偏重质朴胜于文饰了。文饰常需考虑场合、对象，质朴则是出乎内心的真诚。文饰常在调节之中，质朴则不改真性情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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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求真诚
孔子教学时，《诗经》是主要教材。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许多学者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无邪”，实在不符孔子之意。因为《诗经》不谈思想，而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贵在真情。
孔子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谈到的“兴、观、群、怨”皆与思想无关，而是专就真情引发的读者情感而言。人在社会上与人相处，久了之后忘记何为真情，而只问利害。孔子鼓励学生阅读《诗经》，意在提醒他们自求真诚，否则难以感通人我关系，连行善也可能流于形式，如此自然远离了儒家的理想。
庄子用许多故事来说明如何做到真诚。在《田子方》篇中，孙叔敖担任楚国宰相，三上三下都怡然自得，这是因为他明白了下述道理：
“我认为令尹的职位来时不可推辞，去时不可阻止；我认为得与失都由不得我，所以就没有忧愁的脸色了。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再说，不知道可贵的是在令尹呢？还是在我呢？如果是在令尹，就与我无关；如果是在我，就与令尹无关。我正踌躇得意，环顾四周，哪有空闲去管别人所谓的贵与贱呢！”
像这种明白道理之后的真诚表现，才是庄子所要肯定的。作为宰相的孙叔敖如此，另有一位屠羊说也是如此，而后者的故事更为生动有趣。这是《让王》篇中的故事：
楚昭王弃国逃亡时，有一个名叫说的屠羊人跟随昭王出走。昭王回国复位后，要奖赏跟随他的人，找到了屠羊说。
屠羊说说：“大王丧失国土，我失去屠羊的工作；大王回国复位，我也回来继续屠羊。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昭王说：“勉强他接受。”
屠羊说说：“大王失去国土，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不敢受惩罚；大王回国复位，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不敢接受奖赏。”昭王说：“叫他来见我。”
屠羊说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受重赏、立大功的人，才能谒见大王，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吴军攻入郢都时，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大王。现在大王要破坏法令规定来接见我，这不是我愿意传闻于天下的事。”昭王对司马子綦（qí）说：“屠羊说身份卑贱而陈述的道理很高明，你替我请他来担任三公的职位。”
屠羊说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比屠羊的收入丰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蒙上随便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我屠羊的铺子就好了。”他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楚王的封赏。
屠羊说先后四次说的话，每句都掷地有声，每段都值得击节赞赏。我们读起来觉得既佩服又畅快，这种真性情表现得真可谓是淋漓尽致。大概如果用八个字来形容屠羊说，那就是“安分知足，自得其乐”。庄子的处世智慧在这则寓言中一览无遗。
屠羊说的每一段话都在剖析人间的道理，这表示庄子对人间的既定规范所持的态度并非否定或嘲讽，而是尊重、接受与超越。没有这些规范，社会如何发展？一个人再怎么有智慧或珍惜自己的真性情，也没有必要没有权利去蔑视既成的一切。但是，他也不会认定这些规范可以决定个人生命的全部内容，所以他要以从容态度“出乎其外”。
当一个人自求真诚时，必须明白分寸：什么是自己可以得到及应该拥有的？什么是可以选择而不必坚持的？换言之，真诚除了自知之明以外，还须了解这样的分寸。
3。了解自己
我在年轻时，认识两位前辈，一人精明而一人老实。
在大家一起聚餐时，精明者设法让在座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时运不济。譬如，我穿一套新买的西装，他会问我花了多少钱。我如实报出价格，他会立即打个对折，说我上当受骗了。这时我看他也穿着一套新西装，自然请教他花了多少钱。他的回答会进一步让我觉得自己愚不可及，多花了许多冤枉钱。换言之，他会让我心情沮丧。后来我才知道，心理学上说，有一种人习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上。如果大家都平安无事，他就没有机会证明他自己的幸福了。
至于老实者，则憨厚有如孩童。大家聚餐时最好别说笑话，因为他听到笑话时，除非自己想通了为何好笑，否则不会跟着别人一起哄堂大笑。这种老实木讷的性格比较少见。有一次，有人说了笑话，只有他一人面无表情，因为还没明白为何好笑。到了半夜，讲笑话的人接到他的电话，因为他终于想通了，在电话中笑了好一会儿才肯挂断。
谈到交朋友，你会选择谁呢？是精明者还是老实者？我相信许多人会同我一样，宁可与老实的人为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家真诚相待，不是比较轻松自在吗？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在《四种爱》一书中说：“在真正的友情之中，每个人代表的都只是他自己，别无其他。”“两个朋友犹如两个在第三地碰面的王子，原来的身份地位都已变得不重要了。”“恋人以无遮的身体相向，朋友以无遮的人格相向。”
既然如此，我们交友时不是只有一个考虑，就是真诚吗？要求别人真诚老实，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在要求自己真诚时，首先要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
《世说新语》有一则轶事，谈到戴逯与戴逵兄弟俩如何各适其性。弟弟选择了在东山隐居，哥哥则想为民除害，建立功业。谢安问做哥哥的说：“你们兄弟二人的志向与事业，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
戴逯回答说：“我是受不了那种忧愁，家弟则是改不了那种乐趣。”
这样的回答可谓妙趣横生，因为原文“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恰源自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戴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