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小说观。他属于那种艺术性的作家，他把小说当做一种文本的和文字的艺术。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技巧，但不是技术的，而是艺术的和审美的。
一次我到无锡开会，就近去苏州拜访他。他陪我游拙政、网师诸园。一边在园中游赏，一边听他讲苏州的园林。他说，苏州园林的最高妙之处，不是玲珑剔透，极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每条曲径与T’廊都不会走到头。有时你以为走到了头，但那里准有一扇小门或小窗。推开望去，又一番风景。说到此处，他目光一闪说：“就像短篇小说，一层包着一层。”我接着说：“还像吃桃子，吃去桃肉，里边有个核儿，敲开核儿，又一个又白又亮又香的桃仁。”老陆听了很高兴，禁不住说：“大冯，你算懂小说的。”
此时，眼前出现一座水边的厅堂。那里四边怪石相拥，竹树环合，水光花影投射厅内，厅中央陈放着待客的桌椅，还有一口天青色素釉的瓷缸，缸里插着一些长长短短的书轴卷。乃是每有友人来访，本园主人便邀客人在此欣赏书。厅前悬挂一匾，写着“听松读堂”。老陆问我，为什么写“读”不写“看”，能读吗？我说，这大概与中国讲究文学性有关。古人常说的“诗相生”或“诗是无形，是有形诗”。这些诗意与文学性藏在中，不能只用眼看，还要靠读才能理解到其中的意味。老陆说，其实园林也要读。苏州园林真正的奥妙是这里边有诗文，有文学。我听到的能对苏州园林做出如此彻悟的只有二位：一是园林大师陈从周他说苏州园林有书卷气；另一位便是老陆，他一字道出欣赏苏州园林乃至中国园林的要诀：读。
读，就是从文学从诗角度去体会园林内在的意蕴。
记得那天傍晚，老陆在得月楼设宴招待我。入席时我心中暗想，今儿要领略一下这位美食家的真本领究竟在哪里了。席间每一道菜都是精品，色香味俱佳，却看不出美食家有何超人的讲究。饭菜用罢，最后上来一道汤，看上去并非琼玉液，入口却是又清爽又鲜美，直喝得胃肠舒畅，口舌愉悦，顿时把这顿美席提升到一个至高境界。大家连连呼好。老陆微笑着说：“一桌好餐关键是最后的汤。汤不好，把前边的菜味全遮了；汤好，余味无穷。”然后目光又是一闪，好似来了灵感，他瞅着我说，“就像小说的结尾。” 。。
怀念老陆（2）
我笑道：“老陆，你的一切全和小说有关。”
于是我更明白老陆的小说缘何那般精致、透彻、含蓄和隽永。他不但善于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还长于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里找到小说艺术的玄机。
然而生活中的老陆并不精明，甚至有点“迂”。我听到过一个关于他“迂”到极致的笑话。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陆当选中国作副主席。据说苏州当地政府不知他这职务是什么“级别”，应该按什么“规格”对待。电话打到北京，回答很模糊，只说“相当于副省级”。这却惊动了地方，苏州还没有这么大的官儿，很快就分一座两层小楼给他，还配给他一辆小车。老陆第一次在新居接待外宾就出了笑话。那天，他用车亲自把外宾接到家来。但楼门口地界，车子靠边，只能由一边下人。老陆坐在外边，应当先下车。但老陆出于礼貌，让客人先下车，客人在里边出不来，老陆却执意谦让，最后这位国际友人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伸着长腿跨过老陆跳下车。
后来见到老陆，我向他核实这则文坛轶闻的真伪。老陆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笑。不知这摆手，是否定这个瞎诌的玩笑，还是羞于再提那次的傻实在？
说起这摆手，我永远会记着另一件事。那是1991年冬天，我在上海美术馆开展。租了一辆卡车，运满满一车框由天津出发，车子走了一天，凌晨四时途苏州时，司机打盹，一头扎进道边的水沟里，许多框玻璃粉粉碎。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身在苏州的陆文夫却听到消息。据说在他的关照下，用拖车把我的车出沟，并到苏州一家车厂修理，还把镜框的玻璃全部配齐。这便使我三天后在上海的展得以顺利开幕，否则便误了大事。事后我打电话给老陆，几次都没找到他。不久在北京遇到他，当面谢他。他也是伸出那瘦瘦的手摆了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的义气，他的友情，他的真切，都在这摆摆手之间了。这一摆手，把人间的客套全都挥去，只留下一片真心真意。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气质。这气质正像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如南水乡的宁静、平和、清μ与透彻，还有韵味。
作家比其他艺术家更具有生养自己的地域的气质。作家往往是那一块土地的精灵。比如老舍和北京，鲁迅和绍兴，巴尔扎克和巴黎。他们的心时时感受着那块土地的欢乐与痛苦。他们的生命与土地的生命渐渐地融为一体从精神到形象。这便使我们一想起老陆，总会在眼前晃过苏州独有的景象。于是，老陆去世那些天，提笔作，不觉间一连了三四幅水墨的南水乡。妻子看了，说你这几幅南水乡意境很特别，静得出奇，却很灵动，似乎有一种绵绵的情味。我听了一怔，再一想，我明白了，我怀念老陆了。
在雅典的戴先生
纪念戴爱莲
这两天太忙，各种没头绪的事扰在一起。可即便忙得不可开交时，也会觉得一个不舒服的东西堵在心头，稍有空闲便明白：是戴先生永别我们而去了。于是种种片段的往事就纷纷跑到眼前。
戴先生是大家对戴爱莲的尊称。戴先生对中国当代舞蹈的贡献世人皆知，因此二十年前初识她时，深深折下腰来，向她恭敬地鞠一个躬。戴先生的个子不高，见我这六尺大汉行此大礼，不禁哈哈大笑。其实个子再高的人，心中对她也一定是“仰视”的。
平日很少能见到戴先生，偶尔在会议上才能碰到她，料一次竟有十天的时间与她独处。那是1996年，我赴希腊参加IOV（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举办的“民间文化展望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我被裹在许多金发碧眼和鬈发黑肤中间，正巴望着出现一位同胞，有人竟在背后用中文叫我：“冯骥才，是你吗？”我扭身一看，一位略矮而轻盈的老太太，通身黑衣，满头银发，肩上很随意地披一条暗红的披肩，高雅又自然。我马上认出是戴先生。让我认出她来的，不只是她清新的容貌和总那样弯弯的笑眼，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家的气质。我不禁说：“戴先生，您真的很美。”
她显得很高兴。她说她是IOV的执委，从伦敦过来参加会。她也希望碰到一个中国人，没想到这个人会是我。
我与她之间一直有一种亲切感。这可能由于她与我母亲同岁。再一个因很特别，便是她的汉语远不如英语来得容易。她的发音像一个学汉语的老外，而且汉语的词汇量非常有限。然而，语言能力愈有限，表达起来就愈直率。我喜欢和她这样用不多的语汇像两个小孩子那样说话，直率又开心。是不是因此使我感觉与她在一起很亲切？
她喜欢抽烟，顺手给我一支。我已戒烟很久，为了让她高兴，接过来便抽。我曾是抽烟的老手，姿势老到，使她完全看不出我戒烟的历史。烟可以助兴，笑声便在烟里跳动。在雅典那个漫长的会议中，她时不时从座位上站起来，在离开会场时朝我歪一下头，我神会其意，起身出来，与她坐在走廊的沙发上一人一支烟，胜似活神仙。
此后在戴先生从艺八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致辞时提起这事，并对她开玩笑说：“戴先生差点把我的烟瘾重新勾起来。”
戴先生听了竟然张大眼，吃惊地说：“我犯罪了，真的犯罪了。”她说得愈认真，我们笑得愈厉害。
在雅典，我可真正领略到了这位大师的舞蹈天才。那天，主人邀请我们去市郊一家歌舞厅玩。雅典这种歌舞厅没有灯红酒绿的商业色彩，全然是本地一种地道的传统生活。大厅中央用粗木头搭造一个巨型高台，粗犷又始。上边有乐器、歌手，中间是舞池。下边摆满桌椅，坐满了人，多半是本地人，也有一些来感受雅典风情的游客。一些穿着土布坎肩的漂亮的服务员手托食品，不断地送上此地偏爱的烤肉、甜果、啤酒。这里吸烟自由，所以戴先生和我一直口吐云烟。在我们刚坐下时，台上只唱歌，歌手们唱得都很动情。这些通俗歌曲，混合了希腊人的民歌，听起来味道很独特很新鲜。
此时，我发现戴先生已陷入在歌曲的感受里，她显得很痴迷。渐渐歌儿唱得愈来愈起劲，所选择的曲目也愈来愈热烈。台下的人受到感染，一男一女手手带头跑上舞池，在音乐的节奏里跳起希腊人的民间舞。这时的戴先生轻轻地晃肩摆腰，有一点手舞足蹈了。随后，一对对年轻人登上舞池，而且愈来愈多，很快就排成队，形成人圈，绕着舞池跳起来。他们的舞步很特别，尤其是行进中有节奏地停顿一下，奇妙、轻快又优美。戴先生对我说：“这是四步半。”大厅里人声鼎沸，她的声音像喊。然后她问我：“我们上去跳吗？”她的眼睛烁烁闪光，很兴奋。我是舞盲，如果我当众跳舞干脆就是献丑。我对她摇着头笑道：“我怕踩着您的脚。”
戴先生也笑了，但她的艺术激情已不能克制，居然自己走上去。她一进入那支“队伍”，立即踏上那种节拍，好像这美妙的节拍早就在她的双腿上。待到舞入高潮，她的腿抬得很高，情绪随之飞扬。别忘了，她那年八十岁！大概她的舞感动了台下一位希腊的男青年，这小伙子跳上去给戴先生伴舞。很多人为戴先生鼓掌，掌声随同舞曲的节拍，为这位心儿年轻的东方的艺术家鼓劲。与我们同来的IOV的秘书长法格尔手指戴先生对我说：
“她是最棒的。”
她那次也把一个笑话留给了我。
一天，戴先生要我陪她去挑选一件纪念品。在一家纪念品商店里，戴先生手指着一套小小的陶瓷盘问我：“好看吗？”
我看了一怔。浓黑的底釉，赤红色古老的图案，面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们，然而全是*的男性*。她不在乎这些*吗？是不是她在西方久了，观念上深受西方影响，对*毫不介意？但我还是反问她一句：
“您喜欢吗？”
她高兴地说：“我喜欢。”
我说：“好，那就买吧。”
她掏钱买下了。
想回国后的一天，她忽来电话问我：“我买的是什么糟糕的东西！我眼睛不好，没戴眼镜，所以请你做军师，你怎么叫我买这样的东西，太难看了，我要把这些糟糕东西都给你。”
我笑道：“难道我失职了吗？记得我问您是不是喜欢，您可是说喜欢的。如果您不想要就送给我吧。”
她叫起来：“快别说我喜欢，这么糟糕的东西我怎么能说喜欢，羞死我了，真的羞死我了。”
她天真得像一个女孩子那样。八十岁的老人也能有这样的童心？
不久，我收到这套瓷盘，还有一个信封，里边装着她半个世纪前在西南地区收集到的六首少数民族的舞曲。她说这些舞曲已失传，交给我保存。她还说，她赞成我所做的抢救民间文化的事情。我明白，这位从中华大地上整理出《狮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