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支持，田野成果便会良莠不分，年代不明，价值不辨，并全部混杂一起。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精英文化历来一直有鉴别和著录，分门别类，井然有序，而民间文化至今仍是落英满地。我们普查的最终目的是使这“中华文化的一半”民间文化像精英文化那样整理出来。如果没有理论和学术为后盾，最终一定是杂乱无章，事与愿违。
为此，民间文化理论的当代需要，是实效性、应用性和工具性的。不管我们心中的理论大餐如何精美，现在最需要的是收割庄稼的á刀。其实这些最现实的工具理论比如分类法，也是学术建设的基础与根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连这样的理论也无法提供，能说我们有着很高超的理论能力吗？
于是，今天我们将诸位学者请来进行研讨。诸位都是民间文化和民间美术研究的大家，在分类方面各有卓见。我们并不指望一次研讨会就能用理论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解决。因此，展开各自的见解，交换观点，归纳思路，启动思辨是这次研讨的目的。我相信，一种规范的、标准的、通用的分类*由此渐渐诞生。
正在进行的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及其田野调查，向我们的理论研究发出呼唤，提出挑战，也激发着理论的活力。应该说，今天是民间文化事业获得发展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而理论发展的最佳途径则是深入田野实践，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从田野中所获得的不仅是作文章的由头，而是融入它脉搏跳动着的生命。让我们在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的互动中，促使普查与研究的双丰收，推动民间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
开幕式前，说开幕式
开幕式愈来愈成为奥运会的重头戏。本开幕式没这么重要，如今却成了奥运大餐的招牌菜。以致有一种说法：开幕式成功了，奥运会就成功了一半。
其因，它是主办国头一次“华彩亮相”。这次亮相既要彰显出主办国的文化形象和文化魅力，也展示主办国的济实力、文化创造力和高科技的能力。
奥运会的开幕式除去各国代表团依序入场，主要由三大要素组成。一、一场独具主办国魅力的文艺演出；二、一首迷人的奥运会主题歌；三、独出心裁的点燃圣火的仪式。下边分别细说：
一、奥运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不同于一般大型文艺晚会。它四年一次，由主办国主办。除去规模巨大，最重要的是主办国面对全球的自我表现。任何主办国都明白，自己最具魅力的资源是其独具的文化。但如何才能把自己文化的精髓和气质提炼出来，这很难。在这方面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很成功，它们把古希腊文明优美又典雅地体现出来。同时还通过沙滩上一对恋人的追逐和把纸船放到海上的孩子等一系列诗一样的情景，表现了他们的人性追求和梦想。这一来，主办奥运会的希腊人在世界上大得分。他们到手的金牌有多少没人记得，但他们的文化灵魂都叫人触摸到了。
希腊人告诉我们，彰显自己的文化，不只是把各种文化符号铺天盖地，不只是营造文化氛围，而是凸显自己为之自豪的文化精神。
当然，希腊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和高科技的配合与运用。艺术的想象力和独创性是开幕式成功的重要元素。
二、一首好歌能够叫人记住一部电影、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往往一部电影看过，故事情节都忘了，但电影中那支动人的歌曲还牢记心中。这就是歌的魅力。
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歌就得是这样的歌。主题歌好，就会成为这一届奥运会的“魂儿”，在奥运会上贯穿始终，最终留在人们心里。汉城（首尔）奥运会不就是以那首《手手》，叫人有滋有味地记住了汉城？
三、点火仪式的创意是开幕式的大看点。好的点火仪式要出人意料，新奇绝妙，富于寓意。一提到巴塞罗那奥运会，马上就会想到那支被射手射向漆黑的夜空的带火的箭。这种古代战争中攻城的武器，如今化为点亮人类文明圣火的器具。这一创意令人钦佩。它激发人美好的情思。
自从有了上述的点火仪式、主题歌和文艺演出，各个主办国都憋足了劲儿，下大力气，苦思绝招，想要超凡绝俗地给世界一个出其不意、一种耳目一新的美与神奇，也给奥运会增添加倍的光彩和欢乐。
为此，对开幕式的保密工作是筹备奥运会中饶有趣味的一件大事。保密愈严，开幕式就愈具神秘感与悬念。但它终究要在开幕的一刻大白于天下。
我们将向世界奉献怎样一个充满中国文化气质又具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开幕式。今晚，鸟巢将做出回答。
王蒙老了吗？
这些天王蒙被作家会冠之以名誉头衔，有人便在网上问：王蒙老了吗？还有人跟着发出“怀念王蒙”的感叹，以为王蒙要从文坛退休下岗了。
前几年，王蒙还扬扬得意于自己的“满头青丝”，近半年叫人见了一怔，飘在他头顶上的头发缘何也像深秋的荻花一样灰白了？我忽然想起数年前与王蒙一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拜谒肖伯纳故居时，看到肖公书房内一切如旧，连曲别针也在桌上，不在的惟有肖伯纳本人。王蒙对我说：“看来生命还是最脆弱的。”想到这件事，心里真有点感慨。王蒙真的老了？
可是过两天在书店里，却见王蒙几本新书摆在那里：《尴尬*》、《苏联祭》和《自传》，让我心动，让我强烈地感到他现在的写作不还是轰鸣一般的如在盛夏？特别是《苏联祭》中对那些影响了我国半个世纪的种种文艺观念是非曲直的思辨，其犀利和清晰仍然让人感到他头脑之透彻。读《尴尬*》，他的幽默机智和快乐的天性亦依然故我。这也使我联想到他的同时代人。比如李国文的随笔、从维熙的散文、邵燕祥的杂文，哪一支笔有枯竭之感，不是反而更加挺劲，更加自如？他们何老之有？
其实作家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艺术生命。生理和肉身的生命是物质的，一定会老化，反正王蒙、维熙不能拔河踢毽前滚了。但艺术的生命却不是这样，因为艺术生命是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创造的，不一定和肉身的消长同步。只要手中的笔还是激情的、发烫的、鲜活的；只要对社会人生心怀兴趣与责任，作家的生命依旧如日中天。
当然，作家艺术家的年纪大了，未必还会像年轻时那样工作，未必还能秉烛夜耕、日书万言，未必还去拼大部头的长篇。青年时代心怀浪漫去吟诵《女神》的郭若，晚年便沉入种种历史的追究中。鲁迅也是一样。他后期很少再写小说，主要的写作方式改为杂文。可能因为文字的思想比形象的思想更能直插现实的症结。作家分为两种：一种作家一生都在写小说，从年轻写到暮年，比如老舍、奥亨利、契ú夫和莫泊桑。他们属于艺术性的作家，更应称做小说家。还有一种作家小说之外也写随笔、杂文、社会文化批评，直接介入和参与时代的理性思考。这是一种思想性作家。其中杰出者更接近“文学家”的称谓。比如鲁迅、雨果、托尔斯泰等等。这后一种作家，常常在写作前期以形象创作为主，后期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当他们一旦从写小说的形象思维进入社会文化批评的理性思维，就很难再回去。余华不是写了几年艺术随笔之后，发觉返回小说很困难吗？不过他还年轻，想象充沛，到底还是回到《兄弟》中了。
年轻时，未来多，未来是空白的，是一个博大的空间，易于小说和诗歌创作时想象的挥洒。年岁大，历的现实多了，精神活动渐渐转为理性。除去少数作家如泰戈尔把诗歌一直写到耄耋之年，大多作家的晚年还是偏重于理性。比如巴金、钱钟书、孙犁等等全是这样。理性的果实往往成熟于作家写作生涯的后期，它却十分重要。再比如巴金，如果没有他晚年的《随想录》，我们对“作家的良心”的感受与认知就会凭借有限，是《随想录》终结性地成就了伟大的巴金。
因此说看一个作家，不仅要看他盛年力作，还要关注他晚年的思想与文字看他全部的心灵历程。只要这个作家是用心灵写作，心灵才是他的文学真正的一贯的隐性的主题和主人公。
故而，我很关注年长于我的作家们不断写出来的新的文字，因为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他们在思考什么，有什么突破性的人生发现与人生认识。当然，也可能超然世外，以笔墨自娱；也可能思想止步，笔尖只在地徘徊。写作是寂寞的，作家们个个踽踽独行。他们总是要在稿纸上走到个人的极致，倾力完成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但只有在他们全部作品完成之时才真正完成了自己。这时，他人生与艺术的得失，以及成就与局限，品格与过错，勇气与无奈，金子与垃圾，全都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了。对于作家来说，没有一行字是没用的，都是他的见证。
当作家最终放下了笔，他的艺术生命终结了吗？还是没有。因为此时它已把这生命转移到作品上。作品自己开始了能否长久存世的全新的历程。作家的个性、气质、所思所想、喜？哀乐、七情六欲，依然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有声有色地表现着，并使我们活脱脱地感受到。从真正文学的意义上说，作家是不会老的。还是让我们关心作家们源源不断地来自心灵的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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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写小说了？”
去年忽然写了两个短篇《抬头老婆低头汉》和《胡子》，就不断有记者问：“你为什么又写小说？是不是要重返文坛了？”近十多年来，在东奔西跑忙于文化保护时，常常被指责般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写小说？是不是郎才尽了？”
不写小说的道理很简单。作家所关切是时代的命运与人的心灵。当发现当代人心灵的空洞与文明传承的断裂密切相关，偏偏历史文化的载体遭到地毯式地破坏，而用小说的方式只能隔靴搔痒时，我则选择了思想理论上的文化批评和直接的身体力行的文化保护。鲁迅先生的后期不也是放下小说创作，而拿起更具短兵相接意义的杂文？
现在为什么又写小说呢？其实只是一个偶然，去年年初《上海文学》的主编赵丽宏与我聊天时说：“你当年发在我们刊物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影响多大呀，能再给我们写这么一篇吗？”我笑道：“我就给那篇小说写个姐妹篇吧！”他很高兴，又含着疑惑与不信。他说：“你有姐妹篇的想法？”我说：“有呵。也是一对夫妻，也是在世人眼里反常的一对，最终也是悲剧。我早就想写这篇小说。题目叫《抬头老婆低头汉》。”丽宏凭着他文学的敏感就能猜到这对不一般的夫妻的故事也准不一般。这么一来，就算定了。丽宏还是担心我不给他写。我说：“我心里一直搁着许多小说，长长短短，各种片断，各色人物。我没写只不过没机会写罢了。”
可是那篇《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在《上海文学》刊出是1982年吧！至今已有24年。哪有姐妹相差24岁的？整整隔了一个时代。其实当时这抬头老婆和低头汉的形象就已从脑袋里冒出来过。大概由于我是的出身，对可视的形象分外敏感，常常是先有形象和面，后有个性和冲突。可如果那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