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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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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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儿子阎锡圻,肄业北京朝阳大学,1935年与续如楫在太原海子边组织“文山读书会”,解放前由上海移居台湾,病逝台北。
  三儿子阎锡■、四儿子阎锡垲,均在解放前送至上海,然后转居台湾,死于台北。
  大女儿慧梅,婚后早亡。二女儿慧贞,嫁定襄蒋村胡作祯(日本留学生)为妻,抗战爆发后曾任山西女子职业工厂和军装厂厂长。三女儿慧静,嫁定襄县青石村薄以众为妻,曾与薄以众一同留学法国,死于国外。四女儿慧芳,为薄续弦。薄以众留学回国后,任天津造币厂监督,慧芳随夫长住天津,解放后死于天津。五女儿慧卿,乳名五鲜,即为人们所熟悉的为阎锡山料理生活的“五姑娘”。
  阎慧卿生于1910年,比阎锡山小27岁。阎任山西都督后,她才在河边村育英女子学校念了三五年小学,后在太原入教会创办的加拉女子学校学习。她文化程度不高,基本上是个家庭妇女。
  阎慧卿先是嫁给河边村曲佩环。曲为日本留学生,曾在回国后任榆次晋华纺织厂经理,可惜寿命不长,英年早逝。曲死后,“五姑娘”又嫁给崞县北社村的梁■武。梁■武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清末民初山西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清末翰林)的孙子。回国后主办文化抗战协会,后任阎锡山在敌区太原设立的“办事处”主任。
  阎慧卿,善于察言观色,对阎锡山百般献媚,经常服侍于阎锡山左右,讲些风土人情,世间笑话,为阎锡山排愁解闷,并对阎锡山的生活起居,安排得周到入微,所以深得阎锡山的喜爱。
  抗战开始后,阎锡山给了她很多名义职务,诸如战时儿童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山西女子助产学校校长、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大”代表等。但她一般不过问这些工作,并很少与人往来。也就是说,她虽身处高层,但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活跃人物,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抗战胜利阎锡山回到太原后,阎慧卿继续照看阎锡山的生活。直到1949年太原解放时,与梁化之服毒后一并焚尸。
  阎锡山的姑母叫阎改变,嫁本村刘本魁为妻,生二子:隆贵、隆全。兄弟二人均营商为生,隆贵全家现居台湾。
   。。

二、家戚 外戚
阎锡山的生母曲月清,天性聪慧,是河边村小堡曲成义的女儿。曲家世代经商,家庭相当富裕。曲月清17岁与阎书堂结婚后,小家庭自然过得也很好。喜得贵子后,整天更是欢天喜地。但到1888年3月7日,即阎锡山仅5岁时,薄命的曲月清即得病去世。以后阎锡山一直寄养在外祖母家。所以曲家对少年阎锡山的成长影响很大。
  阎锡山的舅父叫曲昌清,生二子:长子吉贤,青年病逝;次子客静,字清斋,乳名吉惠。
  据说,曲月清临死时,拉着她二侄子曲清斋的手,泣不成声地再三嘱咐说:“吉惠子,姑姑就万喜子一个儿子,今后就靠你拉扯他长大成人了。”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在曲家,由于舅父忙于商务,除外祖母疼爱阎锡山外,对他照顾最好的就数曲清斋了。曲清斋比阎锡山大几岁,与阎一同生活,一同上学,既对他关心爱护,又对他严加管束,两人情同手足。阎锡山对曲清斋也十分尊敬,亲昵地“二哥”、“二哥”的叫个不停。后来,阎锡山当了一省之长,仍然“二哥”不离口,每次回家,都要亲自到曲家探望,共叙国事家常。
  曲清斋为人正直,对人是非分明,办事通情达理。轻学而不问政治,所以他的子女们从事实业者居多,治学、从政者甚少。日本侵占山西后,河边村也沦入敌手,曲清斋为顾偌大家业,没有逃避,仍留河边家中。后日军几次派人请他到晋西劝说阎锡山投降,均予拒绝。抗战胜利阎锡山抢收太原后,曲清斋搬住太原,不久,病死坝陵桥寓所。
  曲清斋共生五子。长子宪平,日本留学归国后留在阎锡山身边,吃住都在阎府,主管阎锡山的私人印鉴。凡属阎锡山的重要批件或手谕,都必须经曲宪平加盖印章才能生效。次子宪治、三子宪南、四子宪纯,都由阎锡山供给送往日本留学。
  抗战胜利后,宪治任西北实业公司协理,宪南任营业处长,宪纯任太原川圣医专副校长。弟兄四人都得到阎锡山的照顾,宪平、宪治都移居台湾。只有五子宪宫,未赶上阎锡山的保护伞,未享受荣华富贵,解放后到乌鲁木齐一工厂当了工人。
  阎锡山的继母陈秀卿,出生在定襄县陈家营村,一生没有生育。其父陈养中排行第三,人称“三先生”,是一位性情温和、待人忠厚的秀才,在本村办一私塾,以教书为生。他有一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陈镛,早夭。大女嫁给定襄县师家湾村一位姓梁的;二女嫁给定襄县芳兰村一位姓刘的;三女即陈秀卿;四女嫁给河边村阎长卿;五女嫁给五台县大建安村一位姓徐的。
  在陈家内亲外戚中,和阎锡山过从较密的要数大女儿所嫁的梁氏一家了。梁生一子叫世爵,与阎锡山为姨表兄弟,16岁便和阎锡山一同到五台城阎书堂开设的钱铺当小伙计。以后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时,梁世爵曾任绥靖公署处长,管总务。他的大儿子梁化之,思想活跃,学业有成,山西大学毕业后,任阎锡山秘书,1936年任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抗战开始后任公牺总会总干事、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代主任,抗战胜利后,更成为阎锡山政治上的最宠。
  

三、家教 早失母爱
阎锡山作为“庆春堂”的独苗,一生下来便被全家人视为“宠儿”,但不幸的是母亲命短,过早失去了母爱。
  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有母亲的孩子与没母亲的孩子成长心路是大相径庭的。母亲不仅是孩子身体健康成长的保护伞,而且是孩子心灵健康发展的温床。有母亲的孩子,在社会活动和家庭中均有一种安全感,遇到任何事、有任何要求,均可向母亲吐露,因而随时可以得到母亲的正确引导。没有母亲的孩子,他的依靠是有选择的,他依据童心判断亲疏,他若不相信你真心为他服务,也就根本不愿接受你的批评,受你的约束。所以对于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教育,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稍有偏差,或方法不当,都能引出不良的后果。
  阎母去世后,父亲又娶来了继母陈秀卿。外祖母王氏见阎父常年经商在外,一年四季很少回家,继母陈氏又是一个刚过门的媳妇,年仅十八,一来担心继母不会抚养孩子,二来怕继母将来虐待自己的外孙,就主动与女婿阎书堂商量,把阎锡山接到自己家里,和自家孙子们一块生活。起初,阎书堂怕族人议论,没有同意,以后理智地考虑,还是答应了。
  阎锡山住到外祖母家,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原来在家时,没了母亲,触物生情,不时感到孤独。到了曲家后,远近表兄弟们很多,都在一起玩,孤独感少了许多,没过半月,就不想回阎家了。逢年过节,阎书堂从五台城经商回来,接他回家住上三五天,他也耐不住性子,急着要回外祖母家。爷爷阎青云觉得孙子放到外婆家,心中很过意不去,于是经常提些饼子、水果去看他。继母陈秀卿,也很贤惠,按时给他缝衣做鞋,有时也带他到陈家营娘家走一走。
  在曲家,阎锡山主要靠外祖母教养。外祖母很钟爱自己的外孙,冷热饥饱,样样都得费心。另外,二表兄曲清斋虽只比他大几岁,但十分懂事,特别会关心人。冬天怕冷,常常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阎锡山身上;夏天防暑,又常常带阎锡山下河凫水、上山乘凉。平常给他讲故事、说笑话,逗他欢喜,遇事时也能管教和约束他。俩人同吃同住同玩,自然情同手足。
  

三、家教 启蒙教育
丧失慈母后,阎锡山性格发生了许多变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桀骜不驯,有时随和,有时急暴。他不玩则已,一玩总想玩个痛痛快快。经常自作主张干一些一般孩提时代不敢干的事。如上树抓喜鹊巢中的蛋,多高的树也要上去;扔鞋子比高低,多次将鞋扔进烟囱里;元宵节比武会,为取乐观众,竟然把靴子甩飞到观者头上。
  1889年春,阎锡山刚过6岁。外祖父为了避免外孙惹是生非,对之尽早管教,将阎锡山送入村中小堡私塾。启蒙教师曲近温。起初,阎锡山对老师并不很恭顺,但学习却很得法。作为最初启蒙,在私塾他先从千字文、三字经读起,后又诵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其他古文等。那时读书是死读书,并未完全理解真意,即要求背诵。阎锡山不像别的同学那样死用功,而是边理解边记忆,所以先生“先一日所教者,翌晨多能背诵”。 曲近温将阎锡山的学习情况反映到祖父阎青云耳中,阎青云为了加强培养,责阎锡山三五日归家一次,由继母陈秀卿检点学业,并亲加抚育。陈秀卿一秉公公旨意,认真对阎施教。这样,既加强了对阎锡山的管教,又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阎锡山对陈秀卿也由陌生到了解,渐渐产生了好感。
  1892年春,阎锡山8岁时,正式由曲家回到阎家。改入祖父阎青云所设立的大堡义塾。此后,每二三日去外祖母家一次。塾师曲本明,秀才出身,对学生要求很严。阎锡山在此主要学习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易知录等,并兼习八股文。阎锡山早起晚睡,学习很努力,很刻苦,学业进步很快。曲本明非常喜欢阎,于是汇报阎青云,说:“此子记忆力强,悟性特好,虽不多言,时有奇问。亦不多与诸儿童相嬉。” 阎青云为有这样的孙子很自豪,和邻里谈及阎锡山时总是扬长护短,认为早失母爱的孩子能有如此学业就不错了。
  但是,阎锡山的年少性烈毛病并没彻底改变。过度的赞扬声反而助长了他的虚荣心。11岁那年,他与一个名叫曲满堂的玩耍弄翻了脸,曲满堂骂了他一些难听话,说“不那样你妈还不早死呢。”这对阎锡山形成了很大刺激,他突然拿出一把小镖刀,冷不防将曲满堂刺伤。 这件事发生后,阎青云一面向曲家赔礼道歉,一面意识到教育孙子的任务还很繁重,于是加强了对阎锡山的管教。
  以后,阎青云对阎锡山朝夕督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明了人情事理,掌握处人处事的诀窍。这种颇具现实意义的教育,逐步改变着阎锡山的秉性,对以后阎锡山深藏不露、老谋深算性格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大堡义塾的后期,阎锡山也曾学写八股文。八股文是经义论文中的变体,起于明宪宗成化以后,一篇文章之中,呆定地分作“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八股,每股和全篇都固定字数,不能不够,也不能超过。阎锡山的性情自然不愿被这种人为的铁网所羁,因而对此非常反感。直到老年以后,在他的《早年*》中尚有如下感叹: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尽人脑力的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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