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副总编担心这些细节给整个报道带来负面效应，下不了决心签发这篇稿件，要我来定夺。
我认为他这个关把得是对的。尽管记者写的这些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其不是事实，但是，新闻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还肩负着传播正确价值观的义务。记者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取舍，体现他的价值判断，并向受众无声地传播着这种价值观。
如果把这些新闻事实都不加取舍地写进稿件，那些为山里孩子们奉献爱心的人们就会特别寒心：既然爱心捐赠都被当成了“沉重的额外负担”，那还要奉献什么爱心呀，真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这样一来，稿件传播的就是“奉献爱心没有价值，不值得提倡”的价值观。
实际上，记者真正想表达的价值观并非“爱心不值得提倡”，而是“让爱心惠及更多的山区孩子”，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稿件选取的这几处新闻事实，却无助于记者对这种积极价值观的表达。
值班副总编主张将上述内容全部删除。我想了想，新闻事实毕竟是新闻事实，作为记者当然应该尊重事实。但尊重事实没有错，对事实的表达也应该讲求艺术。我说：“这样吧，稿件留给我，我来打磨一下。”
我动手修改这篇稿件。我采取的表述方法是：完全客观地描述事实，而摒弃所有主观色彩的语言，记者也不对客观事实作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比如，只讲很多包裹寄到了县教育局，县教育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转运，这是客观描述事实；而引用县教育局一些职工的抱怨，就掺进了主观的价值判断，是需要摒弃的。
我想，在客观的新闻事实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时候，新闻记者只要能做到尊重事实、客观描述事实，至少不去传播消极的价值观，也就算尽到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吧。
我们的报道为什么总像是在“强词夺理”？——浅谈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差距（1）
2007年8月10日 星期五
涉藏外宣研讨会在西藏林芝召开。
做记者这么多年，每年也都要参加一些业务研讨方面的会议，能够从会议中、从领导和同事的交流中领悟到一点东西，哪怕只是一个观点、一句话能够引发自己的思考，也是很大的收获。
主持人开宗明义地指出，西方老外们对西藏极为关注，但我们想说的，却并不是西方受众最迫切想了解的，这种“自说自话”的对外报道方式使得我们的对外传播效果不理想，我们宣传的东西很难为西方受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必须改进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
主持人的话引起我的思考：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水平怎么样，直接关系国际舆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国际社会接受西方记者的涉藏报道比接受我们的报道要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西方记者在新闻理念、报道艺术等各方面的确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都是搞新闻工作的，西方记者写的东西即使在我们看来有不少是被歪曲了的事实，但人家写出来就是有人信，而我们自以为很正确的报道却鲜有人理睬，这种现象实在发人深省。
埋怨西方人“固执”“不友好”是没有用的，只能从我们自身的对外报道中去寻找差距。我们要真正同西方媒体进行舆论竞争，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努力缩短我们与西方记者的差距，着力提高我们自己对外报道的国际表达水平。
我们和西方记者的差距究竟体现在哪些最主要的方面呢？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把差距一点一点地找出来，然后围绕这些差距一点一点地去改进，总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向西方记者的报道水平靠拢的。
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北京来的黄燕女士首先为我们作“海外媒体关注的西藏热点问题”的情况介绍。她在演讲中的一段话，让我体会到我们与西方记者在新闻理念上的一个差距。
黄女士举了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却让我深受启发：西方人写信，习惯于先写收信人姓名，然后再写门牌号码、街道，最后才写城市名；而我们中国人写信，一定是先写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街道某个门牌号码，最后才写收信人姓名，跟西方人的习惯正好完全相反。
这说明什么问题？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是以小见大，由近及远；而我们中国人说话写文章，都习惯先戴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举出事例来说明。
我体会黄女士说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固然有开门见山、立场鲜明的好处，但多少会让人觉得你这“立场”是强加给别人的，虽然也不乏事实依据，但列举的事实都是为了去证明你事先已经预设的结论。在西方人看来，怎么都像是在“强词夺理”；而西方人说话写文章先从小事讲起，层层递进，一件事引出十件事，一个方面引出多个方面，最后的结论是自然而然得出的，受众当然觉得要比我们说的“可信”。
我们的报道为什么总像是在“强词夺理”？——浅谈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差距（2）
随手翻翻我进藏途中从飞机上带下来的那份《成都商报》，这种“导语戴帽子，然后才说事”的新闻叙事方式还真是不少，如一则《乱享公交优先权司机遭处罚》的消息，从标题看应该是故事性很强的新闻，但其导语就是先戴上一顶帽子：“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的通行效率，交管部门在城区道路专门设置了公交优先道，并制定了严格的通行规定，然而，这些公交优先车道目前却经常被一些图方便的社会车辆占据。”在“帽子”之后，记者才开始讲“昨日下午”十余位侵占公交优先道的违法司机被交警现场处罚、教育。
《南方都市报》算是国内比较新锐的媒体了，因为一位同门师弟在那里做副总编，所以一直比较关注这张报纸。今天的《南都》上，我也看到有这种“先结论，后叙事”式的新闻，如一则讲看病将不再排队的消息，就是先给出一个“长期以来，排队挂号、排队取药和排队缴费一直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的焦点”的结论，然后再讲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为解决看病排队问题推出的措施；一篇题为《如何面对“捂盘”？曝光广州开发商“捂盘”六大招数》的深度报道，文章一上来也是先扔给读者一个硬邦邦的结论：“在上涨迅速的楼价面前，广州市场上的囤货惜售现象也愈演愈烈。记者近段时间以来通过观察了解到，与早期取得预售证之后迟迟不公开销售不同的是，部分开发商的捂盘招数已经升级换代。”
应该说，在国内读者看来，这种表达方式并无不妥，因为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但如果对西方人去说，他们就会认为你武断、主观了：你还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凭什么就先要我接受你的主观判断啊？！
黄女士认为，受“大处着眼”思维定式的束缚，我们对外报道的选材往往出现“大而不当”和“大而空”的问题，如“青藏铁路开通一年西藏迎来旅游业空前繁荣”这样的题目，我们觉得是可以讲给老外听的不争事实，但西方人是不情愿一上来就接受这样空洞的结论的。西方记者的笔下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标题，他只会很婉转地讲一个旅游者西藏之旅的经历和观感，让读者自己得出青藏铁路给旅游带来了便利的结论，而不需要记者去把这样一个结论强加给读者。
我赶紧看了一眼自己带到会上来准备汇报的云南藏区报道选题计划，果真有几个是这样的“大而空”的题目，如“云南藏区农牧民从生物资源开发中受益”。我想，如果是西方记者来做这个题，一定会选择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来说，而绝不会在标题中就给出这样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结论。
我略加思索，将这个题目悄悄改成了《被一株兰草一朵山菌改变的云南藏民》。“兰草”指兰花产业，“山菌”指松茸产业，这样就比笼统地讲“云南藏区农牧民从生物资源开发中受益”要具体、形象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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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闻是垃圾新闻？（1）
2007年8月6日 星期一
昨天傍晚才从红河赶回昆明，上午参加了社里的一个电视电话会，下午武警云南森林总队来了人，接我去给他们的宣传干部做个讲座。
负责跟森警部队联系的记者秦晴陪我过去，这个讲座也是她替我应承下来的。刚下乡回来，累得要瘫，何况还安排了晚上要飞香格里拉去作报道选题调研。但是秦晴说：“不行啊，我都答应人家了，总队把各州市支队的新闻宣传干部也全召集上来了。你不去，我就太没面子啦。”
谁叫我曾经放出话：记者都要把各自分口的单位跑得跟自家人似的，需要我出面帮助“密切关系”的，一定义不容辞。为了秦大记者的面子，我只得委屈下自己疲惫的身子。
总队希望我讲讲新闻消息的写作，我想写作这玩意儿是要靠多写才磨炼得出来的，两三个小时怎么就能讲得好写作。《什么样的新闻是垃圾新闻》这个题目是我临时想到的。
想到讲这个题目，完全是有感而发。“假新闻”是这段时间里全国新闻界议论最多的话题，其实除了“假新闻”，我们的媒体上还充斥着数不清的虽说不上假、但并无多少价值的新闻，我们权且称之为“垃圾新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垃圾新闻”实在是浪费读者的时间、污染他们的眼睛。我衷心希望在座的宣传干部——当然也希望所有的编辑记者——不要成为新闻垃圾的制造者。
那么，什么样的新闻可以称为“垃圾新闻”呢？除了虚假新闻是当然的新闻垃圾，我还列举了以下21类。因为都是临时想到一条就说一条，也就顾不得孰轻孰重，去排列个先后次序了：
1。极端个别的事拿来发新闻。如，一高中生中暑昏倒，也居然出现在报端。法制报道中更是充斥着这一类对公众来说毫无意义的个案。有些跑法制口的记者，每天听一两个庭审，什么案子都写篇稿，就算完成了每天的发稿任务。
2。大家都在做、而你写的还不如别人做得好的事拿来发新闻。全军都在搞训练，而你所在部队的日常训练工作并无特别新颖、独到之处，就不要写新闻。
3。并不新鲜的做法拿来发新闻。写新闻的人自以为写得很新鲜，不妨到网上用关键词搜索一下，你写的这些别的地方早就在这样做啦！
4。只有一个设想、还没有做的事拿来发新闻。有的宣传干部，单位领导一有个什么想法就迫不及待写稿吹捧。这种事等做了且有了效果再报道也不迟。当然，报道公众关心的预告性新闻另当别论。
5。鸡毛蒜皮的事拿来发新闻。一个战士病了，另一个战士送他去医院；两个战士吵架斗嘴，班长出面制止了……如果这些事也当成新闻来报，报纸再扩100个版也不够。但看看现在的报纸上，这类鸡毛蒜皮的事还真不少。比如，八一前夕，连队搞个演讲比赛也上了报纸。
什么样的新闻是垃圾新闻？（2）
6。纯属日常工作、毫无新闻性可言的事拿来发新闻。不能把大众媒体当成哪个单位的“黑板报”。比如，一个森警支队对森林防火安全进行例行检查，这是支队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值得报新闻。但是现在报纸上这类纯工作性的稿子偏偏还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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