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只好在“旺鸡蛋”的摊子旁铺开作业本。天天这样。
许多常来常往的人已经认出我了。他们常常特意地到我的摊子上来，我家的“旺鸡蛋”也不见得特别的好吃，他们就爱来。后来，竟然有小孩子的妈妈们，带了孩子来看我，看我做作业。我不好意思做了，可是，作业总要做。
我又跟妈妈闹过一次不愉快。
那天天没有完全黑，一个阿姨带着她的孩子过来，那孩子好可爱，三四岁，姐姐、姐姐地喊个不停，要跟我玩。阿姨是从“好又多”边上的肯德基出来的。她给我带了一只鸡块、两只鸡腿，还有一份中杯的可乐。真香。虽然在这门口卖了半年的“旺鸡蛋”，还是第一次吃“肯德基”。
鸡腿我没吃，我带回家，我知道妈妈也没吃过。
妈妈问我哪来的。我说阿姨给的。妈妈不相信。妈妈以为是我终于嘴馋了，自己去买了。我也解释不了。妈妈唠叨地讲着，也不知道她在讲什么。我爬上我吊在半空中的床，装睡。
鸡腿妈妈没有吃，她给爸爸留着。爸爸还没回家。晚上12点了。
后来，“非典”来了，“旺鸡蛋”不卖了。
2003年，我上初二。学费要700多元。不能总让学校免。爸爸从商场要回押金。他替商场送货，押了900元给商场。现在要回来，给我缴学费了，他在商场送货的工作也没有了。
我去上学。爸爸在家，做卖早点的生意。我们卖馒头、面条、豆浆、包子。早上4点钟要起来。爸爸磨豆浆，妈妈包包子，我煎包子。我只能干到6点半，一到时间，我背了书包就走。学校7点多要点名。我要去点名，我是班长。也有时候，路堵，我会迟到，不过，从来不会超过5分钟。迟到了，我就在黑板上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谁迟到，谁的名字都要写在黑板上的。
噢，忘了跟你说，上初中以来，我们一共考过7次，7次，我都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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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坐牢（1）
“抢银行是一场闹剧，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还从来没尝过吃苦的滋味，人都说坐牢苦，或许只有这种苦，才能改变现在，这比死还难受的空洞。”
受过良好的教育、衣食无忧、心肠不坏、身体不错，然而，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厌倦、无聊，“没劲！”是他们的口头禅。这样的年轻人当然只是部分，不过，这渐渐扩大的一部分已足以构成一个“症候群”，我们姑且称之为“精神缺钙症”。可惜家长、老师常常没去发现，一旦发现，可能会惊呼：“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还想要什么呢？”不太想引用那句老话：“物质的世界在膨胀，精神的洪荒在扩张”，因为物质的满足不应该直接导致精神的匮乏。然而，事实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沉重的话题：“孩子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又该给他们什么？”理想、信念，这些在最艰苦的年代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之奋斗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该缺席或者仅仅成为标签。面对浩瀚的宇宙，每个人都要找到精神上的太阳。
这是社会的呼唤，也是年轻人生活充实、快乐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的故事不是一场荒谬的闹剧，而是一出沉重的正剧。
南京王府大街车水马龙。看守所在路旁一条小巷之中，小巷寂静，甚至冷清。
看守所的大铁门紧锁着。王涛关在这里。
5月20日。王涛关在这里已经一个多月。
我在提审室等王涛。
“报告。”
王涛走进来。王涛走进提审室角落里一圈铁栅栏之中。王涛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坐下来，调整好坐姿，看看开着的铁栅栏的门，看着，忽然伸出手，“当”的一声，自己把自己关好。
铁栅栏前是一张办公桌，办公桌的后面是两张连在一起的椅子，我坐着。王涛看着我。
手表的秒针“嘀哒”“嘀哒”地响着。
已经好几年了，王涛到哪儿都有陌生感，外面的世界于他像是隔了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这玻璃是王涛自己设置的，他厌烦了一切，所以这外面的一切，对他像是不存在了。包括他曾经热爱的网络、香烟和恋人，包括快乐与痛苦。
在这里，这个安静的看守所，王涛的感觉在一点点恢复，首先恢复的感觉是痛苦，久违的痛苦让王涛甚至有了几分快意。这痛苦，是他要的。有痛苦，麻木才会一点点退去。所以他想大喊：“这是我要的。”可是——他当然不能喊。这无比丰富的内心就这样在王涛年轻的面孔上上演着，让这个看上去总那么没滋没味的年轻人有了几分活泛气。然而，这几份活泛气真的能让王涛活过来吗？
“我怕马上就放了我出去。”
他担心。这荒谬的担心就真实地出现在王涛的身上。如果知道他这几年来的经历——谈不上经历，如果知道他这几年来的活着的那些日子，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理解他身上的这种荒谬。新的，不一样的日子刚开了个头，千万不能戛然而止，否则等着他的，将是被抛回原先的轨迹：吃饭、睡觉、网络游戏加网聊，当然，22岁的他还有一项不可不做的功课：恋爱。每一天都热闹，每一天都空洞，几年像是一天，这日子又毕竟是一天天过出来的，王涛觉得忍无可忍了，他告诉自己，到必须行动的时刻了。
行动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计划却是来源于大脑中刹那间的“灵光”闪现。于是，2004年4月9日中午12点，王涛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开演了，剧情让王涛成了无可争议的当然的主角，剧情又强迫许多人成了王涛的群众演员，毫不知情的他们也经历了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
中午时间。应天西路满是灰尘，应天西路是个大工地，塑料的隔离带把大半个路包裹得严严实实，车辆拥挤着，在成了羊肠般的窄路上向前爬行。建设银行应天西路储蓄所在临近高架桥的路旁。小小的门面，灰蒙蒙，毫不起眼。客户也是寥寥。
他想坐牢（2）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中等身材，面容清秀。手臂上搭着一件外套。他用目光快速扫了一下四周，走到柜台前。“拿一张存款单。”声音不大，甚至挺有教养，标准的普通话。他埋着头，认真地填写手中的存款单。
新的几个客户进来了。年轻人又向储蓄员要了张存单，低着头，还是认真地写。
大厅空无一人。
年轻人把一张存单交给柜员，他很沉着地示意柜员：看存单的反面。柜员翻过存单：“打劫！不给十万元现金就引爆炸药。”
“啊。”柜员惊恐地喊出声来，“十万啊，我这里没这么多钱。”他打开抽屉大叫。
惊恐的声音立刻引来储蓄所所长，他看了“存单”，拿起电话，他拨打110。年轻人将手伸进手臂上的外套里，他什么也没做，突然转过身，冲出门去。
出来以后，王涛觉得自己的演出并不漂亮，因为他心软了，他想保护自己。其实，只要再捱几分钟，110警车就会如期而至，将他投入大狱。
“我不是想坐牢吗？”
这个愿望王涛酝酿了很久。很久了，“坐牢”这个念头死死地抓住他，不能摆脱。“那就去吧。”可是“怎么去”成了王涛最烦恼的事儿。“行凶伤人？不行，不能伤害无辜。”“当小偷？不爽，不好听，怪丢人的。”在无数方案被推翻后，“抢劫银行”的念头一旦产生，立刻被王涛敏锐地捕捉了。“这个好，既不伤害无辜，又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王涛出发了。
22岁，什么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王涛已经倦了、累了。2004年春节过后，他就一直在盘算着自己，两条路，他想，一个，就是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另一个，就是坐牢。他选定了后者。
王涛是2001年9月到南京的，三个月后，他成了无所事事的都市闲人，他休学了。他给自己安排了新的生活。晚上在网吧通宵达旦，白天睡澡堂子、公园、广场。起初，他对这新鲜的生活满意极了，网络让他重温他热爱的韦小宝、网络让他结识了痞子蔡、更重要的是网络让他取得了一个个辉煌的胜利，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曾有过的。因为他的辉煌，网吧打开大门，不收分文接纳这个战功卓著的年轻人，他的快乐与他的工作合二为一了，游戏之余，他干点网管的活，24小时吃睡全在网吧。王涛就是幸运的阿里巴巴，他进入了让他目不暇接的藏宝之洞。网络上一个个不期而遇的惊喜，让他忘记现实生活的困窘与寒伧，然而，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新鲜是多么短暂啊，新鲜过后，是轻车熟路的熟稔，再然后，是习惯，麻木，再到厌倦。整个过程他用了三年。
对王涛而言，可怕的不仅是厌倦，而是厌倦却又根本无力自拔，生活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带着王涛下沉，他想，他没有吸毒，却完全能体会吸毒者的欲罢不能的感受了。他机械地活着，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一天抽一包烟，在网上无聊地闲逛，没有了热情，没有了兴趣，甚至失去了看客的好奇。
王涛苍白了，消瘦了，他觉得自己无药可救，哪怕恋爱。是的，他应该是爱女友的，这个更加年轻的姑娘“活泼、可爱、青春、朝气”，然而，她也救不了他。“没办法，我是自私，她自己，要靠自己想开。”王涛在作出决定时这样告诉自己。
如果你也是网络的发烧友，如果你也能稍加留意，你会发现网吧里到处都是王涛，一样的苍白、一样的倦怠、一样的无可无不可。其实，大街小巷走着的，酒吧里泡着的，舞厅里扭着的，都是王涛啊，王涛真是随处可见呢，他们年轻挺拔的身体，应该像春天的杨柳，却不知为何抽走了精气神，萎糜而颓唐。
如果说王涛等同于众人，他一定会有些不服气的，他是有些自傲的，因为他还有“思想，”他的“思想”记在他每天的日记上，这是他从十四五岁以来唯一坚持下来的正经事儿，厚厚几本，哪怕彻夜不眠时也不曾中断过。“将来是要出版的。”在苍白的让人渐渐失去知觉的日子里，王涛保持着难得的自省，这自省在让他“卓尔不群”的同时，又加重着他的苦恼，他不知该怎样才能摆脱这生活的难以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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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坐牢（3）
离开银行的王涛似乎并没有多少惊慌，只是有些自责，还有自嘲。他发现自己还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人。“目标”就要实现了，他逃了。身体是逃跑了，可是心灵无法逃避。“结束现在这种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强制手段。”王涛是对自己心软了。“吃苦、磨难，这一课我是必须要补的，我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对一切都已厌倦的王涛决心彻底把自己抛出去。“为什么要可怜自己呢？”王涛想。是的，行动之前，王涛已经明白注定了要让父母伤心，要让恋人难过，他何尝心软过？为什么偏偏对自己就下不了手呢？
“必须狠狠心。”
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中间王涛就这么走着，胳膊上挂着外衣，下面藏着子虚乌有的“炸药”——几张旧报纸。
这真像一场闹剧啊。
这不是闹剧。王涛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何等严重的后果。虽然他是学法律的，虽然他在大学里学了3个月的法律，可是他不知道他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