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像一场闹剧啊。
这不是闹剧。王涛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何等严重的后果。虽然他是学法律的，虽然他在大学里学了3个月的法律，可是他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
警方闻风而动。
然而王涛消失了。偌大的一个城市，找这样一个，影子一样的年轻人，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警官的胜利突如其来。3个小时之后，犯罪嫌疑人王涛竟自己找上门来了。“我来自首。因为我抢劫银行没有成功，跑出去后，还是想到派出所投案，我就来了。”
从实施抢劫到主动自首，不过3个小时。用这3小时，王涛思考了，决定了。这一决定几乎与他策划抢劫来得一样突然。他立刻奔向最近的派出所，水西门派出所。
找错地方了。建行应天路储蓄所属南苑派出所管辖。王涛随后被送到了南苑派出所。在作笔录时，王涛这样交待自己的自然状况：赵军，男，1982年7月27日出生，其他情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我只知道在我10岁时可能是被人拐到南京后一直就在南京流浪，未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这次，王涛的谎言被警方一眼识破。识破他的谎言并不难，因为他不过是个没有多少社会经历的年轻人。真实的情况，揭开了王涛无聊、厌倦背后的另一段隐情：2001年9月，19岁的王涛被父母送到南京某重点高校法律系读自费大专班。“大学跟我想像的不一样，没劲，老师都是老头老太”，“对同班同学的印象也就是80来个人，60多个女生，40多个美女。”“上学没劲。”没劲，就上网，上了网，更觉得学校生活的没劲。
离开父母，王涛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而学校，王涛也觉出了学校对他的不在意——自费的成人大专班。自由、失落，从来不曾见过的繁华都市的灯红酒绿，这让王涛做出第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仅仅3个月，王涛瞒过了家人，自作主张退学。这一瞒就是3年。瞒过家人的好处，一是父母不致于失望、伤心、唠叨，二是学费、生活费还是源源不断。3年间，王涛每年回家的时间不到一星期，每月的平均生活费是2000元。这样的结果是，王涛远在睢宁的家已由小康变为赤贫，父母已经为异乡“求学”的儿子举债2万多元。
“我对自己失望透了，我讨厌我的生活，讨厌欺骗，对父母的内疚天天纠缠着我，我却无法自拔。我应该遭到惩罚，惩罚才能让我赎罪。找出各种借口要钱，一天天浪费生命，我已经承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切断过去的生活，惩罚自己，强制性地改变自己。”
“抢银行是一场闹剧，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还从来没尝过吃苦的滋味，人都说坐牢苦，或许只有这种苦，才能改变现在，这比死还难受的空洞。”
“父母的人生信条是为别人服务，夹着尾巴做人。我做不来。我承认我自私，但我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也许，我这样做，对父母，对女朋友，是更大的伤害，可是，我没办法，只能希望爱我的人想开点了。”
“父母身体不好，还是蛮担心的，女友不知会不会很难过。我是不想给他们打击，所以希望隐姓埋名去坐牢，可惜还是被发现了。”
他想坐牢（4）
“虽然这样，我不后悔，我想在里面补上人生的一课。”
“可是将来，我到底会变成怎样一个人，我也不知道。”
看守所中的王涛，终于也能抽空想点别的了。他想起了他也曾有过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也曾有过那么多美丽的梦，那兴致勃勃被理想照亮的日子，是多么让他留恋啊。不知什么时候，又不知在哪里，他丢失了这一切。
他希望推倒后重来。然而，他的未来究竟是否可能呢？
时间到了。王涛站起来，自己打开铁栅栏的门，跟着警官，向提审室门口走出。我跟着。眼前陡然变亮，阳光透过远处的树阴照过来，走廊里空气中仿佛有潮湿的味道。王涛在前面走着，忽然回过头来：“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他问我。
“我被判刑之后，我还会一直写日记。”
“能不能麻烦你，等我出来了，帮我发表？”
从看守所出来，我长长地吸一口气。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堵在心里。
“哐当”，沉重的铁门猛然合上，我一惊。5月20日中午11点，外面阳光灿烂。街面上的喧嚣迎面泼来。“买花？”、“买水果？”、“吃饭”……一路走过去，摊主们招呼着。
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王涛体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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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饿（1）
3岁的小思怡，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这里，在这间没有水没有食物的黑黑的房间里支撑了多久。她一定一次次踮起脚尖打开了暗锁，她一定一次次扑打着房门喊着妈妈，她一定大声哭喊，直到喊不出声音——她倒在门后的地上，慢慢地死去。
脏脏的绒毛熊是她惟的一伙伴
3岁的李思怡死了，她绝望地倒在门后的地上。
小思怡是个可爱的孩子，嘴甜甜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她不时地喊着每个她所能见到的人，她仰着她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笑得弯弯，两只羊角小辫活泼泼地跳动着。这是邻居们记忆中的小思怡，这是没有留下照片的小思怡的模样，这是一个完全应该享受着疼爱、甜蜜、幸福，撒骄的孩子的模样，可这是一个常常被整日地关在家中，常常饿着肚子，饿着肚子还懂事地不哭不闹的孩子。
一个3岁的孩子，她过着怎样一种生活。她的面容如此的模糊，而模糊的她，将永远疼痛在善良的人们心中。
6月4日，像以前，一个个普通的日子一样。3岁的李思怡又被关在家中，关在里屋的卧室。思怡渐渐长大，她已经长得能够得着门后的暗锁开关了，妈妈从外面用绳子把门绑了起来。妈妈是怕她跑出去，跑到马路上，会有危险。
小思怡不知道妈妈出去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小思怡到底在这里，在这间没有水没有食物的空空的房间里支撑了多久。她一定一次次踮起脚尖打开了暗锁，她一定一次次扑打着房门喊着妈妈，她一定大声哭喊，直到喊不出声音——她倒在门后的地上，慢慢地死去。
而目睹这一切的，只有墙角那只，不知道被小思怡抱过多久的，那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绒毛熊。绒毛熊是这个房间里，小思怡惟一的伙伴。绒毛熊不会流泪。
那是她的妈妈
小思怡从一生下来，就常常被关在家中，常常趴在窗台上，不哭不闹，只是有时候忍不住，会喊饿。
也许，她的出生就是一场悲剧。
她的妈妈，那个叫李桂芳的女人。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她吸毒、贩毒，以贩养吸、小偷小摸，是“全小区最受人厌恶、排斥和鄙视的人，被派出所弄进去起码10次以上。”
李桂芳的父亲是成都钢铁厂的老职工，生有4个子女，李桂芳最小，从小受溺爱。李的大姐远在外地，二姐和三哥都在成都青白江区上班。多年前，李桂芳与前夫离婚后开始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鬼混，并染上了毒瘾。几年时间，李就把自己和父母的一点家当“吸”得干干净净，同时与自己的哥哥姐姐闹翻。2000年，李桂芳不顾邻居劝说，生下李思怡。可小思怡出生后就不知道父亲是谁。
李桂芳一直没有工作，靠父亲500多元退休金生活。即使这点退休金，还常常被她偷了去吸毒。老人常常穷得无钱吃饭。人们常在半夜听到老人的号哭：“死女子又偷我的钱了，我怎么活呀！”
当家居委会为照顾老人的生活，帮他代管工资，每天给他10多元钱买米买菜。一家三口就这样艰难度日。
去年，92岁的老人撒手西去，李桂芳与女儿的生活来源就此断绝。小思怡与妈妈一起常常挨饿。由于李桂芳长期吸毒，小思怡先天不足。可李又没钱给孩子买营养品，孩子只能靠馒头充饥，身体虚弱。
李桂芳也想给孩子补充营养，而她所做的就是到超市、杂贷铺去偷，偷面包，偷豆奶。被抓了，就哭诉求饶，人们可怜她，骂她一顿也就算了。
小思怡就天天趴在窗口，有一顿没一顿等妈妈给她送吃的回来。她已经完全习惯这样被妈妈整日整日地关在家中了，她总是饿。
现在，她再也不会饿了，天堂里一定有面包还有奶粉。
如果妈妈不是用绳子把门绑住，如果小思怡92岁的爷爷还活着，如果每天还有即使是那区区10几元的生活费，如果思怡的妈妈不是一个吸毒女，如果任何一颗善良的心能听到思怡的哭泣－－没有如果，小思怡不会思想自己命运的悲惨，小思怡只是悲惨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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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饿（2）
她死了，死在成都市青白江区九千小区1幢3单元1楼，她的家中。炎热的夏季，她被关在房中，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她一定像往常那样，极力忍受着饥饿和干渴，乖巧地等妈妈回来。白天过去，黑夜来临，我们无从推测，小思怡曾经怎样的挣扎，曾经如何的绝望、恐惧、痛苦，一个孩子，一个才3岁的孩子，一个原本应该享受着人世间最美好的童年的孩子，她活着的是怎样的3年，她的死，竟要如此的痛苦！
“家委会的王大爷随团结派出所的警官破门进入李家，看到的景象令他们震惊：整套房子门窗紧闭，卧室门还用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解开绳子打开房门一看，孩子倒在门后的地上，幼小的身子早已腐烂。”
而此刻，把孩子关在家中的母亲，在戒毒所。
这样的民警
2003年6月4日，下午，李桂芳把小思怡锁在家中。李桂芳去了临近的金堂县。她进了一家超市，她是来偷窃的。她被抓了。抓她的是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小兵、王华麟。李桂芳对偷窃“供认不讳”。她被发现吸毒，她要被送去强制戒毒。李桂芳向城郊派出所辖区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等办案人员说她3岁的女儿关在家中无人照应，恳求回家安顿好再来投案。她被拒绝了。被拒绝的李桂芳请王新等人帮忙联系她姐姐照顾孩子。
王新、卢晓辉几次打电话没联系上，便将此事通知了成都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接电话的是在此实习的成都市警校学员穆羽。穆羽在打过几次电话无人接听后，既未向任何人汇报，又未做任何记录，随即将此事抛在脑后。
而王新等人也再未追问此事结果。
6月4日，李桂芳被送进戒毒所。
6月21日，李思怡被发现死亡。
这17天中，小思怡被整个世界遗忘。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黄小兵、王华麟、王新、卢晓辉、穆羽。
过程很简单，小思怡便死于这一简单过程。
被送去强制戒毒的李桂芳，她不知道，她再也不能看到自己的孩子了。因为她已经“恳求”过抓她的人，他们会“照顾”她的孩子。
曾经的生机
小思怡原本也可以不死。孩子的可怜也曾打动过邻居们的恻隐之心，他们建议有关部门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收养，可是因为小思怡还有着母亲，即使是这样一个吸毒的，连自己的温饱都不能保证的母亲，福利院不肯收养。邻居们再想办法，又找了个没有孩子的人家领养小思怡，李桂芳，这个孩子的